金森和蒙塔日的工友和激进派朋友大都是四川人，而在巴黎，他和来自其他各省的中国人一起参加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刚到巴黎时，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支部干一些杂活。他的主要工作是印刷该团体一份十页纸的小报。邓小平擅长写
字和刻版，因此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绰号。1924 年 2 月这份杂志更名为《赤光》，＇110＇杂志宣称要反对军阀统治
和帝国主义。它的读者对象是留法中国学生，其中一些人一直信奉无政府主义或更加右翼的保守政策。邓小平在比他大
六岁的支部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周恩来曾在日本和英国与激进派有过交往，具有战略意识和团结各种人一起工作
的能力，因此成了中国青年的天然领袖。在周恩来的教导下，邓小平对共产主义运动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刻版和印刷《赤
光》的同时，也开始参与制订运动战略。＇111＇
邓小平在支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因而进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在 1924 年 7 月的会议上，按照中
共的决定，该执委会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全部成员，自动成为中共党员；当时中共党员的人数，把中国和法国的加在一起
不足 1；000 人，而邓小平那时还不到 20 岁。
旅法中国学生的政治斗争，与国内那些年轻政治领袖的行动保持同步。1923 年 6 月，中共宣布加入孙中山领导
的国民党，法国的中共党员也立刻宣布他们会加入旅法的国民党。邓小平本人也加入了国民党，并在 1925 年成为国民
党欧洲支部的领导人之一。＇112＇在为《赤光》撰写的文章中，邓小平反驳较为保守的国民党支持者，主张更激进的革命
性变革。
两个法国学者曾仔细研究过邓小平在法国五年期间的活动，他们说：「在法国，邓小平发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
劳工世界、党的组织工作、中国的地位、社会和地区差别以及他的安身立命之本。」＇113＇法国也影响了邓小平的嗜好，
他喜欢喝红酒咖啡，吃乳酪面包。更重要的是，当邓小平在 21 岁那年离开法国时，他已经成了立场坚定、富有经验的
革命领导人，他的自我认同已经与对党和党内同志的认同密不可分。从那时起直到 70 年后去世，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邓
小平生活的中心。
1925 年春天，邓小平因其能力和可靠的表现，被任命为里昂党组织的领导人。1925 年 5 月 30 日，中国国内
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上海的英国警员向中国学生的示威人群开枪，邓小平也和旅法的中国学生一起，抗议法国政府
与镇压学生的中国政府沆瀣一气。＇114＇ 1925 年 11 月，邓小平被派到巴黎的雷诺汽车厂工作，在那里从事组织工人的宣
传工作。1925 年底，参与示威的中国学生的上层领袖被驱逐出境，当时只有 21 岁的邓小平在组织内扮演了更重要的
角色，发表了主要演讲并主持会议。1926 年 1 月 7 日，有人警告邓小平说，他本人也成了逮捕目标，于是他乘火车经
德国逃往苏联。
在中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的中共党员发挥了更大作用。1949 年以后，从法国回来的人在建设国家上扮
演着独特的重要角色。与中共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枣包括 1949 年以前从未迈出国门一步的毛泽东枣相比，这些从法
国回来的人有着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在 1937 年到 1949 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不一定身居高位，但是从 1949 年到
1966 年的中共国家建设期间，不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而且其他一些从法国回来的人，在经济计划（李富春）、外
交（陈毅）、科技（聂荣臻）、统战宣传（李维汉）等各个领域都担任了关键角色。中共严禁在党内搞派系，这些从法
国回来的人也处事谨慎，以免被人视为派系，但是他们对于中国需要做些什么都有着特殊的理解。
逃离巴黎后，邓小平于 1926 年 1 月 17 日抵达莫斯科，两周后进入中山大学一班。孙中山于 1925 年 3 月去世，
七个月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学，该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培训国共两党的党员。
到莫斯科第一周，邓小平写了一份自我批评。就像所有侨居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一样，他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他在自我批评中发誓抛弃自己的阶级出身，终生做一名严守纪律、服从上级的无产阶级成员。他的能力很快就得到
了大学干部的承认。大约 300 名学生被分成 13 个小组，邓小平被编入第 7 小组「理论组」，成员全是被认为将来大有
希望成为政治领袖的学生。这个班里还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军阀冯玉祥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冯玉祥是一个难得地
具有进步思想的地区领袖，他当时与共产国际合作，也从共产国际获得资金。邓小平在班里被同学推选为党代表。＇115＇
在中山大学，中国学生在任卓宣同学（他更为人知的名字是「叶青」）的领导下开展组织活动，邓小平在法国时
就认识此人。任卓宣要求严格的服从和军队式的纪律，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多中国学生和学校领导的反弹。事实上，任卓
宣在 1926 年夏天被调离莫斯科，未久共产国际又宣布，在苏联的外国学生不得召开他们自己国家党派的会议，但可以
成为苏共见习党员，五年后有可能转为正式党员。
许多中国学生对不让中共党员开会有意见，但邓小平不在此列。在苏共保存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报告中，邓小平
受到了表扬，说他有强烈的纪律观念，很清楚必须服从领导。邓小平最初接受任卓宣的领导，任离开后他便服从苏共的
领导。在苏联的日子临近结束时，苏共在 11 月 5 日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他是个严守纪律、做事一贯的人，而且学习
能力强。他通过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变得十分成熟。他积极参加政治工作。在与他人的
关系中他以同志之道行事。他属于最优秀的学生。」＇116＇
在莫斯科，邓小平每天上课八小时，一周上六天课。他修完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着作研究的全部课程，
还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苏共党史和中国革命运动史。共产国际希望与潜在的中国领导人搞好关系，为中国学生
提供了比一般俄国人更好的生活条件。
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时，苏联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体制，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鼓励小农、小工商业、
甚至较大企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则致力于发展重工业。苏联也请外国人来投资。跟当时不少人一样，邓小平认为这
种经济体制枣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允许私人企业和鼓励外国投资枣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 117＇「新
经济政策」的基础，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类似于邓小平 1949 年至 1952 年在西南局当政时实行过、后来又在
1980 年代再次采用的政策。
还在莫斯科时，21 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
不妨举个例子，他在 1926 年 8 月 12 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
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118＇
反抗国民党：19271930
中山大学的正式学制为期两年，但刚过一年，即 1927 年 1 月 12 日，邓小平就和其他 20 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政
治教导员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往当时驻扎在陕西黄河谷地的军阀冯玉祥那里，以便利用冯所提供的一个机会。在国民党
内部，共产党和右翼之间的分裂日趋严重，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大大弱于国民党右翼，所以共产党为了应付看来已经无可
避免的分裂，试图寻找军事同盟。冯玉祥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关系，他在三个子女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访问过
那里。冯玉祥认为共产党的政治教导员可以为他的军队培养目标感，利用像邓小平这样有前途的领导人，能够让军队明
白打仗是为了什么。冯玉祥虽同邓小平及邓的共产党同志关系融洽，但到 1927 年 4 月国共分裂时，他清楚国民党的军
事力量要比一小撮共产党强大得多，因此断定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与国民党结盟。冯玉祥客气地向邓小平及邓的同志道
别，请他们另谋出路。
邓小平在陕西按照党的指示向上海党的总部打报告，要求参加地下工作。蒋介石意识到与共产党的裂痕正不断扩
大，担心受到攻击，于是在 1927 年 4 月率先下手剿共，大开杀戒，很多中共领导人遇害。上海的中共中央与过去的盟
友反目成仇，随时面临被揭发的危险，于是转入地下。为了避免暴露，邓小平采用各种伪装，练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
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从此以后，他总是把重要人物的
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
邓小平和新婚妻子张锡媛一起来到上海。他们两人是在苏联读书时的同学。据苏联的上级说，邓小平喜欢这个女
孩子，但跟很多纠缠女同学的同学不同，邓小平举止适度，一直以学业和党的工作为重。＇119＇直到邓回国后，两人在武
汉一次会议上再次相遇，才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并结了婚。邓小平和张锡媛跟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成了邻居，一起从事
地下工作。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 21 名领导人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国民党的剿共。22 岁的邓小平并不是
正式成员，他担任书记员并负责处理会议文件（在后来的党史中，他被赋予「党的秘书长」这个响亮的头衔，其实他当
时只是个小角色，为这些共产党人做做会议纪录而已）。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遇到了高大、自信而强而有力的
毛泽东，不过当时毛还不是党的最高领导。
1929 年，党把邓小平从上海派往广西，这是广东西面的一个贫穷省份。当时邓小平只有 25 岁，他要联合那里
的一些小军阀建立中共的根据地。邓小平被选派承担这项任务，说明党的领导人对他献身革命的精神，他在迅速变化的
政治环境中处理与军阀、当地人以及和党中央的复杂关系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国共分裂后，党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
指示，命令各地党员领导城市暴动。
一小批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以及在广西和邓小平一起工作的党员，与当地一些已经跟蒋介石以及实力更强的广西
军阀枣他们曾参加蒋介石致力于统一全国的北伐枣决裂的广西小军官（李明瑞和俞作豫）建立了合作的基础。尽管
身处幕后，邓小平在广西取得的短暂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攻占了广西西部临近云南的百色和龙州
两地。
在中共党史上，这些进展被当作共产党的起义加以歌颂。但是当桂系军阀李宗仁从北伐中返回后，他的大军很快
就消灭了邓小平在百色和龙州的军队。邓小平的很多盟友被杀，红七军剩余的几百人先是在壮族人的帮助下逃往北部，
后又沿着粤桂北部的山区向东逃了数百公里。在撤退过程中，与当地军队的一系列战斗几乎让他们全军覆没。一场战斗
使邓小平与军队走散，他就此离开红七军回到了上海的党中央。他一到上海，就被要求就广西的失败写一份检讨。他在
检讨中解释了自己离开军队岗位的原因，说是红七军的领导同意他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他这样做是得到了正式批准
的。他也承认，在危难之际离开部队，说明自己的政治判断力不够。文革期间，他又因离开红七军返回上海一事受到批
判。
与他那些仅从军校里获得军事训练的同志不同，在广西，25 岁左右的邓小平是在与受过训练并有实战经验的同
志们并肩战斗的过程中获得最初的军事训练的。在广西的一年，邓小平肩负着很多重要责任枣建立军事同盟、为军队
筹措给养、躲开武装精良的军阀、与当地壮族首领合作。但是，就像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所有城市暴动、包括更著名的南
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样，广西的起义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与邓小平共事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被杀害，不是死于战斗，就
是因为被怀疑通敌而死于党内清洗。
邓小平在战斗期间离开广西后，去上海一家医院探望了临产的妻子，这是他们最后的几次相聚之一。医院的条件
很差，她在生产时染上产褥热，几天后便去世了，没过多久新生儿也夭折了。据说妻儿的死亡让邓小平深感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