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工业、建筑业、劳动力、金融和外汇方面的试验。＇1417＇由于广东处在风口浪尖上，也就成了反对者攻击的目标，他
们担心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外国帝国主义者会卷土重来，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受到破坏。广东也成了那些反对资源流
向沿海地区的内地省份的批评对象。
西方人、甚至一些中国的批评者也说，邓小平是在搞资本主义试验，只是不叫这个名称罢了，但邓小平并不这么
看。他决心扩大市场，他个人对私人企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他同意竞争是工商业的动力。然而他也要让中共
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维持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继续国家的经济计划。邓
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1418＇
即便是那些对外国「帝国主义者」没什么记忆而只是从党的宣传中有所耳闻的年轻干部，对财大气粗的外国资本
家可能的所作所为还是感到紧张。为何中国在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 30 年以后，现在又要把帝国主义者请回来？国营和
集体企业的领导知道，中国的企业在 1930 年代如何被外国企业的扩张挤垮，他们害怕中国的企业难以与资金雄厚、更
加现代化的外国企业竞争。干部们担心，在国际贸易中经验丰富的外国资本家会暗藏祸心，利用国际法律设下圈套，在
中国取得垄断权。邓小平以十分谨慎的方式，向公众解释他的理念。他和别人一起批评对外国制度亦步亦趋的人。他小
心地不提外国文化更加优越，只说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向外国文化学习：中国可以学习外国的「现代管理」。但是，对
「现代管理」的学习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实上可以广泛学习各种观念和制度，而又不会惹恼那些坚信中国文化或「中国
精神」更优越的爱国主义者。
开放广东、福建和其他沿海省份的决定，很快导致了工业从内地向沿海地区的大批转移。从 1966 年到 1975 年，
遵照毛泽东要避免边境附近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政策，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投资被用于「三线建设」，货物和人员都去了
基础设施很差的边远地区。＇1419＇ 但是在 1979 年 2、3 月对越战争之后，邓小平认为外来攻击的危险已大为减少。中国
的计划干部也明白，在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方面沿海地区占尽天时地利：那里交通便利，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拥有大批
专家和较低的成本。1979 年广东的出口仅占全国出口的 12％，而到了 1980 年代后期，随着出口的增长，中国每年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来自广东。＇1420＇邓小平承认，广东和福建有可能先富起来，但是他宣布，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以
后也要帮助其他地区致富。
北京那些试图维持细致有序的计划体制的干部力求控制广东的货物进出，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广东的灵活政策造
成的梦魇。广东从国外赚到了更多的钱，可以高价购买货物，这刺激了其他一些省份把完成本省计划所必需的物资转运
到广东。据估计，给予广东和福建灵活政策的决策至少涉及 64 家中央政府的单位。在指导各地的计划与广东相互协调
的干部中，有来自国家计委、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建委和物资部的人。＇1421＇ 广东的干部在 1979 年说服了北京的领导，
广东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协定不必事先交北京审批，尽管仍要报送中央。但运往广东的国有物资数量增长并不需要北京有
关部委批准。＇1422＇由于市场变化无常，计算不同的税种变得极为复杂，于是北京同意广东每年将税收一次性上缴国库。
为了确保经济特区不会搞政治试验，陈云坚持将特区改为「经济特区」。1980 年 3 月，面对压力的邓小平同意
了这一改动。＇1423＇ 他安抚保守派的同志说：「它们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1424＇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的想法：
特区要在新的管理方式上开展广泛的试验。邓小平以其典型的作风，接受改变名称以避免争论，但其实他还是要继续闯
下去的，他并没有阻止广东继续进行广泛的试验。
中国的南大门
特区的一个可能地点是上海。1930 年代那里企业林立，住着大约 30 万外国人，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作为
当时亚洲的主要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遥遥领先于香港。它也是亚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只有极少数日本城市超过它。但
是在 1978 年，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担心把上海搞成试验区风险太大：它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
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业和财政收入受到负面影响，那将是中国的灾难。出生于上海的陈云也担心，上海屈从
于洋人的「买办习气」仍然很重，他反对把上海搞成试验区，这个意见占了上风。
广东和福建不同于上海，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即使走了弯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它们的沿海地区靠近东南亚和香
港，因此 1949 年后被认为有安全风险，北京在 1978 年以前一直限制它们的工商业发展。此外，即使与外国资本家的
交往造成精神污染，由于两省地处边陲，也不至于影响到北京的党中央。更重要的是，移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多
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会讲当地方言，很多人仍然与这些地方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一些人对吸引新的投资会大
有帮助。
邓小平在 1978 年 10 月访日时曾说，他来日本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仙草」的。假如有一个地方能找到让中
国起飞的「仙草」，这个地方就是香港。从 1979 年到 1995 年的直接对华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或至少经由香
港这个中国的「南大门」。＇1425＇北京希望东南亚和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前来投资，但更想得到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
港、澳、台的「同胞」的投资。当时，不把台湾计算在内，官方估计在中国大陆以外大约有 820 万祖籍广东和 500 万
祖籍福建的华侨。＇1426＇ 两省在寻找投资时，这些人是争取资金的首选目标，虽然也欢迎其他来源的投资。1978 年后回
国的人大多数都是通过「南大门」返回他们在广东和福建的故乡。当时台湾和大陆还没有直接贸易，还要再等将近十年，
台湾才允许居民去大陆旅行。
邓小平允许广东敞开大门，香港就成了投资、创业和外界知识的来源。香港遍地都是企业家，包括 1948 年中共
军队攻取大陆后逃过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在 1949 年以前，香港一直是把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中心。中共
掌权后关闭了边境，使香港经济也受到打击。当时一些从上海和宁波逃过去的企业主，在香港建立起纺织业和全球航运
业。到 1960 年代时香港已成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1970 年代，早年在香港生活，后去英美、加拿大或澳洲留学的
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回到这块殖民地，他们熟知现代金融、高科技和国际市场。因此，香港在 1970 年代末为中国提供
了一些当年苏联绝对稀缺的东西枣它是一块企业家的风水宝地，而这些企业家十分熟悉西方的最新发展，与中国大陆
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而且很乐于提供帮助。
在邓小平着手改革的最初几年，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大门只打开了一部分。进出这道大门并不总是很顺利。边境检
查仍在继续，中国居民多年来很难得到出入境签证。很多非法逃港的人、或边境另一边有亲属在共产党统治下受过罪的，
也根本不想再跨过那道边境之门。1949 年以后，内地和三十年来急速发展的香港之间存在着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弥
合起来并非易事。1980 年代初期，香港商人言谈之间会把边境另一边的内地人称为不知现代世界为何物的乡巴佬。广
东人和福建人见到来自香港的亲属或同乡，会忌恨他们派头十足、财大气粗，因为他们这些大陆的亲戚仍在受穷受苦。
即使是大陆官员，当时的生活水平也仅在温饱之上，他们看到衣着光鲜、洋洋自得的香港商人带着一班干练的人马，拥
有现代技术和全球关系网，也不免满腹狐疑。但是，仍有不少香港企业家热心于帮助家乡，利用中国这个几乎无限广大
的市场。没过两三年，通过这个南大门的人流、卡车和资金，便从涓滴之水变为汩汩溪流，然后又变成了滚滚洪流。
在邓小平时代，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官员，从香港这个大都会的人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枣
通过日益开放的电视、报纸和个人交往，通过他们在广东开办的工厂、饭店、餐馆和商店。在 1980 年代初的广东街道
上，仅凭外表和举止就能分辨出两种人，打扮时尚的人来自香港，另一些人则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然而这种差别逐渐
消失了，到 1992 年邓小平时代结束时，许多广东南部的大陆人和香港居民已经难以区分。
从 1978 年到 1980 年代初，中共在香港的组织枣新华社、中国银行、华润集团、工会、「爱国学校」和「爱
国」商人枣是大陆官员了解香港形势的主要依靠对象。但到 1983 年邓小平开始接见更多的香港商业领袖枣如船王
包玉刚枣时，代表大陆的那个小群体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作为联络员的特殊使命。
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党员不属于香港社会的主流，他们缺少接触香港精英的渠道，而现在北京急欲得到后者的合作。
北京和广东的干部开始绕开香港的共产党同志，直接与香港的主流领袖接触。1982 年，邓小平把一名前省委书记许家
屯派往香港，担任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许和邓本人及北京高层均有直接联系；他到港后开始直接和香港精英接触。
对于香港的工厂主来说，中国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于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
际市场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元件厂的厂主，还可以为
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转变迅速出现，而且往往令人吃惊：据香港报载，香港一些工厂的工人早上到了工厂时发现，全
部生产设备一夜之间就被运到了边境另一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建起了新工厂。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香港繁荣期掌
握了先进建造技术的香港建筑公司，突然发现在边境另一边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欧洲和北美的商人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去中国时，通常都会取道香港，先乘火车到广州，再从那儿飞往
其他目的地。动身前往大陆之前，他们会向香港商人了解情况，而后者有时会成为他们的合伙人或在中国大陆的代表。
外国人受到本国法律的禁止不能行贿，便通过受限制较少的香港代理人为自己在广东的生意铺路。台湾商人由于其政府
在 1980 年代初禁止与大陆通商，也通过香港的合作伙伴与内地做生意。邓小平开放连接广东和香港的「南大门」的试
验，使这里成了外来投资、技术、管理技能、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的最重要通道。
中国到 1980 年代末时已经更加开放，内外交往扩展到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其他许多地方。香港商人与大陆打交
道时使用的语言，就反映着这种交往的变化过程。在 1978 年后的最初几年里，香港和广东之间的交际语言是粤语，这
是通行于香港和广东很多地方的一种方言。然而到 1980 年代末时，中国很多地方都越来越开放，于是普通话渐渐成了
新的通用语言。深圳和珠海的很多居民来自北方，他们只说普通话，不讲粤语。香港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粤语也在继
续使用，但是香港商人要与全国的合作伙伴交往，于是他们也开始学说普通话。这种语言上的变化反映着从地区性试验
逐渐变为全国范围的对外开放的过程。
广东和福建的起飞
在广东和福建获得特殊地位后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一百多倍，从 1978 年的每年不足一百亿美元增加
到一万多亿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广东。1978 年时广东没有一家拥有现代生产线的工厂。三十年后来到广东南
部的人，却可以看到摩天大楼、世界级饭店、高速公路和滚滚车流。
从广州到香港之间的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发生了巨变。在 1980 年代，这个地区的村镇（过去的生产队或公社）迎
来了一些小制造商在此地建造工厂，他们先是来自香港，后来是台湾等地。到 1980 年代末时，从香港到广州一百六十
多公里的路段上，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