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以及这些书记处书记下面都有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协调不同系统的工作。＇134＇比如彭真领导着管政法的领导小组，
万里领导着管农业的小组，宋任穷的小组管人事，余秋里的小组管工业和运输项目，杨得志的管军事，胡乔木的管党史
和意识形态，姚依林的管经济计划，王任重的管宣传，方毅的管科技，谷牧的管外贸和投资，彭冲的管长江三角洲地区
（上海周边）的工作。＇135＇
其他最高层领导人有时会不同意邓小平的决定，偶尔也会因为邓不跟他们商量而生气。最初，邓小平不得不与陈
云的观点角力，因为陈比他懂经济，且陈的意见在其他领导人中享有很高权威。在军事领域，叶剑英退到一边之后，邓
小平再也感觉不到还有谁的意见能对自己有所制约。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邓小平有几十年的经验，对自己的想法充满自
信，因此很少向别人让步，尽管在具体事务和起草文件上需要借助于专家。即便其他领导人不同意邓小平作出的决定，
他们也会遵守党纪，不会公开表达异议。
邓小平可以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随意交谈，他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关系则要正式得多，他也很少单独会见他们。
胡和赵有相当大的自由按自己认为恰当方式处理公务。邓小平通过他们提交的书面文件，借助于王瑞林的补充，去了解
他们的观点。
邓小平偶尔也跟与他年龄相近的老干部见面，如杨尚昆、王震和薄一波，他与这些人是几十年的老相识。这个由
多年知交组成的小团体有着高度的个人信任，使邓小平能够对政治气氛和人事问题作出更可靠的估计。邓小平与杨尚昆
有着特殊关系，他们同为四川人，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是邓小平和军队之间可靠的联络
员。邓小平与给他写讲话稿和起草文件的笔杆子，尤其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也有着比较随意的关系。相比胡耀邦和赵紫
阳，邓与他们交往时更为轻松。
邓小平用不少时间准备每年的中央全会，因为这种会议能在二百多名中央正式委员和一百多名候补委员中统一思
想。他用更多时间准备每五年一届的党代表大会，因为它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使人数更多的党代表统一思想。在筹备这些
重要会议时，邓小平会与胡耀邦和赵紫阳一起工作，列出他要涉及的重大问题的议程，然后让他们和胡乔木等人一起领
导文件和讲话的起草。对于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发表之后通常会进行新一轮的编辑加工，作为能传之久远的历史档案
收入他的文选。
像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邓小平一般会去较温暖的地方住上几周。夏天他会去海滨城市
北戴河避暑，那里是高层领导人休假并进行非正式交谈的地方。但是对邓小平来说这些「休假」其实也是处理党务的机
会。例如，1984 年他在广东和福建的经济特区过冬时，肯定了它们取得的成就，把它们确定为沿海发展的样板（见第
15 章）。在 1988、1990、1991 和 1992 年，邓小平视察上海等地，推动了加快上海市发展的计划。
随着年龄的增长，邓小平找到了一些保持体力的办法。他利用书面文件处理大多数事务，避免参加劳力耗神的会
议。他的大多数电话都由王瑞林处理。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要员前不要求别人口头通报情况，虽然部下们可以看出他对来
访者的近期活动有一定了解。只要不是会见大人物，邓小平通常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用餐，晚饭后他一般会放松下来，和
孩子们一起看看电视。他关注新闻，对体育也有兴趣，每周会有一两次请人来他家打桥牌。但是他与牌友、甚至与家人
都不怎么闲聊。＇136＇ 邓小平有「不爱说话」的名声，即便是在家里。＇137＇邓小平晚年时尤其注意保存体力，而会见外人时，
人们则看到他机警、活泼，甚至热烈。
除非在正式场合发言，邓小平讲话一般不需要提纲，而能讲得条理分明。通常他唯一的提纲就是关于他讲话的主
题以及他所要诉诸的对象。1985 年过了 80 岁以后，他避免做需要精心撰写、编辑和陈述的长篇讲话。除了包括 1992
年南巡讲话等少数例外，他的讲话不再被加工成有标志意义的长篇文件。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
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
而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
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 16 岁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
派别或朋友。与毛泽东不同，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
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于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需要的仗义朋友。＇138＇
毛泽东性情多变，而邓小平作为最高领导人则行为一贯、治国方式始终如一。
治国和改革的指导原则
作为有 12 年戎马生涯的军事领导人，邓小平很看重权威与纪律。置身高位、参与治国后，他更看重国家的权威，
因为他知道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里，中国领导人在维护治国所需的权威上是多么艰难。1950 年代担任领导人时，他
对毛泽东神一般的权力有亲身感受，他知道这种权力能成就什么。然而他也看到，当这种权威在文革期间被消耗掉之后，
再想做成事又是多么困难。作为头号领导人，他知道仅仅靠法规并不足以让群众服从枣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对法律具
有发自内心的普遍尊重的国家，而其中部分原因又在于长期以来公民们总是看到领导人在随意改变法律。邓小平就像中
共领导层的其他同事一样，认为群众不仅需要在学校，而且需要在一生中不断接受宣传，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之
理解为何要遵守一定的规矩。而这种「教育」，需要辅之以人们对最高领导人一定程度的敬畏，以及对于胆敢蔑视权威
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后果的惧怕。
邓小平知道，他绝无可能让群众对他产生像对毛泽东那样的敬畏。但是，他对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威也心中有数。
他在担任头号领导人时已经享有个人威望，其基础是他有 50 年担任中共领导人的资历、他过去的功绩、毛和周曾把他
作为可能接班人的培养，以及他为国家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直到 1981 年，毛泽东的形象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为维
护自己的权威，邓小平必须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在 1981 年他把毛的基本思想定义为「实事求是」而被人们接
受，还作出了承认毛泽东 1958 年以后所犯错误的党史决议。这样一来，即便他在某些问题上背离了毛的观点，邓小平
也足以维持自己的权威。
邓小平支持「党内民主」的观点。对此他的理解是：领导人要倾听「建设性意见」，以减少犯严重错误的危险；
然而，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旦作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
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可以加强党的权威和他个人的地位，这种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当 1983 年至 1984 年经
济迅速平稳发展时，邓小平的权威几乎不可撼动。当经济问题严重时，例如 1980 年代后期，中国陷入严重通货膨胀，
社会上人心惶惶，邓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损。
邓小平从未提出过治国原则，但是披阅他的讲话、参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实际作过的批示，还是有可能总结出
一些可视为其治国模式的基本原则：
言行要有权威性。邓小平当过十多年严厉的军事领导人，他懂得如何让风趣的谈话也能透出威严。做重要讲话之
前，他会和其他重要领导人及正统思想的扞卫者一起为讲稿把关，使他确信自己的讲话是在传达党的声音。
决定一旦宣布，邓小平不会承认错误、削弱自己的权威。在外国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松，但在党内他绝不会轻易
拿自己的权威冒险，而当他一旦使用自己的权威，就会表现得十分坚定。
扞卫党的地位。1956 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亲眼目睹赫鲁晓夫对史太林的全面批判损害了党的权威，他决心维护中
共的尊严。如果他断定某些批评危及中共的尊严或伤及他的领导地位，他会严加限制。如果批评得到很多人的回应，他
会作出更强烈的反应。当邓小平认为赞扬西方式民主之类的思想具有严厉批评中共的意味时，他会为维护中共的权威而
作出坚定的反击。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不会公开迫害批评者，但是对于他认为威胁到社会秩序的人，他也一向毫不手软。他支持
判处江青死刑，他把魏京生这种批评者投入监狱。像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这些批评中共的党员，哪怕他们作出过贡
献，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后来邓允许他们出国，但禁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回国。
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邓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能在中国行得通。他认为统一的命令体制更好用，
效率也更高。中国也许可以有初级的分权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具有准立法功能，书记处有行政功能，纪检委有监督党员
的准司法功能。但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还是单一的强大权威说了算。
牢牢掌握军队。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努力保留他本人和党对军队的控制。当华国锋有拉拢军队的迹象时，他立
刻采取行动切断他与军队的联系。即使在放弃了其他职务后，直到 1989 年 11 月以前，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一
职。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的整个时期，他通过他的忠实支持者杨尚昆来确保军队高层的支持。邓小平任命真正效忠于他
的人枣他过去在二野的老部下枣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类关键职务，他们反过来又能保证没有任何异议团体敢于
挑战他在党内的权威。
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作出重大政策的突破。邓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抵制
的政策。他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但他在 1979 年并没有公开赞成解散公社。他仅仅说，在农民饿
肚子的地方，要允许他们找一条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对者也难以批评这种观点。看到饥饿的农民因实行「包产到户」
而产量大幅提高的报告后，他让人们广泛宣传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传出成功的报道、即包产到户得到广泛拥护后，他
才在 1980 年 5 月宣布支持这种做法，甚至这一宣布也不是广而告之。他仍然谨慎地表示，只在得到群众拥护的地方推
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而实际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做法会迅速铺开。
规避罪责。如果邓小平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出了问题，通常要由下属来承担罪责，就像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到林彪、
江青和其他下一级干部身上一样。在一个最高领导层的纪律仍然严重依赖个人权威的国家，邓小平像其他很多高级干部
一样，认为有时必须丢卒保帅。在某些极端形势下，为了完成当前的任务，他也会拿自己的权威冒险，例如 1979 年攻
打越南的情况。但是一般而言，下属是被指望为错误扛起罪责的。某些关键问题哪个下属直接牵涉，就由谁来担当罪责。
根据长远目标作出短期决策。邓小平在 1978 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已经 70 多岁了。他经历过无数变故，他领导
的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自然会对国力的盛衰持一种长远眼光。邓小平上台后，不必面对短期选举，因此他能着眼
于长远目标，例如从 1980 年到 2000 年让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或在 21 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他也能为香
港和台湾提供回归之后实行一国两制、至少 50 年不变的政策。在考虑制定年度或五年计划时，邓小平也把它们放在长
期目标的视野之内。
采用有助于实现长远目标的政策。邓小平搞四化的努力一旦得到普遍拥护，他就能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政策争取到
广泛支持。他培养和聘用专家，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取代上了年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他大力精简吞噬着推动
中国现代化所需资源的党政军臃肿的官僚队伍。邓小平为减少军队和党政官僚的规模耗费了大量精力，因为这一政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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