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副总理是个经验丰富、广受尊敬的经济干部。1954 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建委副主任后，一直是经济工
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文革期间，他是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的「业务组」领导人，为经济工作提供全面领导。他不
但抓经济计划，而且分管科技。邓小平最初因谷牧在文革中得到重用而对他有所怀疑，但是看到谷牧是个干练而务实的
干部，并支持现代化，邓便很快打消了疑虑。谷牧与复职的老干部和文革中发迹的人都能搞好关系。事实上，谷牧受到
如此的尊重，在从欧洲考察归来后，他就被委以指导促进外贸和发展经济特区的重任。
谷牧的考察团动身时，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化仍然悬而未决，但是中国与考察团出访的五个欧洲国家已经实现了正
常邦交，这些国家在 1970 年代都曾派出高级代表团访华。因此，当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级代表团出访这些欧洲主要国家
时，谷牧一行也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除了比利时驻京大使有病在身，其他四国驻华大使都飞回本国，陪同中国代表
团访问他们各自的国家。＇711＇
由于中国刚开始走出冷战的思维模式，谷牧代表团的成员以为他们会被当作敌人看待。虽然有出国之前为他们准
备的情况简报，但东道主的友好和开放还是让他们吃惊。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工厂等设施都是保密的，甚至对一般中国人
也不开放，因此对于欧洲人愿意让他们参观工厂、办公楼、商店和几乎所有其他设施，他们无不感到诧异。＇712＇
考察团访问了五个国家的 15 个城市。他们参观港口，乘坐汽车、轮船和火车旅行。他们考察了发电厂、农场、
工厂、商场、研究所和生活区。考察团在一些访问中分成小组，总共考察了 80 个不同的地点。＇713＇他们一路听取情况介
绍，收集各种资料。＇714＇他们的重点是经济事务，因此会见最多的是经济专家，但他们也会见了外交官、政治家和军官。
他们考察了制造硅片、光学仪器和化学制品的工厂。他们几乎没有观光时间，但还是访问了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在考
察德国资本主义成就的同时，也向共产主义的起源地表达他们的敬意。＇715＇这些国家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以及工人的
整体生产效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士的发电厂用计算机进行管理，戴高乐机场则用电子设备引导飞机起降，这些
情景令他们震惊。而在不来梅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见到被吊运到货船上的集装箱。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之高也超出
了他们的想像。就像几年前的邓小平一样，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需要专心学习科学技术。＇716＇
考察团的成员本来以为会看到工人受剥削的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广东
省省委书记王全国在总结考察印象时说：「这一个月多的考察让人大开眼界。？？所见所闻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吃惊。我
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腐朽的，走出国门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717＇欧洲人
愿意向中国提供贷款和现代技术，也让代表团成员大感意外。仅仅在一次宴会上，在座的一群欧洲人就宣布准备提供多
达 200 亿美元的贷款。＇718＇他们还惊奇地看到，欧洲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财政和徵税，并对当地事务作出决策。
代表团回国后认为，中国的财政过于集中，没有给党的地方领导人留出足够的工作空间。＇719＇
谷牧的代表团回国后，根据安排立刻向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出访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于下午 3 点召开。政治
局委员们是如此之兴奋，他们决定晚饭后继续讨论，会议一直持续到夜里 11 点才结束。＇720＇他们听过谷牧的汇报后，才
知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一些中国领导人有些怀疑对西方情况的汇报，但他们了解并尊重谷牧代表团的
成员，知道这些人是可信的。由于多年来惧怕西方，他们对欧洲人热情好客的开放态度、以及提供贷款和技术的意愿更
是感到吃惊。谷牧知道他的同事们对资本家抱有疑虑，他解释说，欧洲人愿意投资是因为他们的工厂开工不足，因此想
把产品和技术卖给中国。谷牧提出了外国人能够帮助中国改进生产的一些可能方式枣补偿贸易、合资生产和外国投资，
并且建议说，所有这些可能的方式都值得仔细研究。为了打消对谷牧在汇报中有所夸大的顾虑，最熟悉国外发展状况的
老干部枣叶帅、聂荣臻和李先念枣都称赞谷牧的介绍既客观又清楚。这次汇报给政治局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
一致同意，中国应该抓住机遇，立即行动起来。＇721＇既然其他国家能够引进资本和原料从事出口商品加工，「我们为什
么不可以？」＇722＇
在此后的十几天里，代表团把汇报材料整理成正式的书面报告，于 6 月 30 日提交政治局。邓小平因为听力不好，
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而是单独接见了谷牧。他在见面时说，中国应当根据谷牧的所有建议，尽早采取行动，包括向国
外借款。＇723＇中国领导人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抓纺织业，因为中国的布匹十分短缺，购买任何布料都要凭票。增加布匹的
供应，可以向外界迅速展示对外开放的价值，进一步获得对改革开放的支持。况且由于粮食短缺，难以通过迅速扩大棉
花种植来增加衣物的供给。因此谷牧主张抓紧引进化纤工厂，这样可以生产所需的合成纤维，就像日本、台湾、南韩和
香港一样，用纺织和服装业推动中国轻工业的起飞。＇724＇
谷牧的出访使中国有了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合作的新愿望，但这不仅需要重新考虑具体的产业计划，而且要改变
政府的规章制度，以便外国企业来华经营。西方资本家是否会利用中国对国际惯例的无知，占中国的便宜？这样的疑虑
并未消失，但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大步前进。他们思考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新问题：允许哪些中国企业跟外国人打交道？
如何防止外国人占它们的便宜？如何将外贸融入中国的计划体制？如何决定哪些地方和单位可以接受贷款和技术？
明治时期的日本有宽松的时间，岩仓使团用了十多年才出版了 21 卷《殖产兴业建议书》，作为产业发展的指南。
与之不同，谷牧出访之后的几周之内，代表团就完成了报告，中国领导人立即组织了相关单位对考察的内容进行讨论。
报告完成后，国务院立刻召开了四化建设的务虚会。会议从 1978 年 7 月 6 日一直开到 9 月 9 日，研究如何利
用新的机会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在开幕式上，谷牧做了关于他们考察过程的长篇报告，并谈了自己的一些印象。＇725＇
会议由当时主管经济的最高领导人李先念主持。与会者被告知，不要专注于过去的错误，要思考国家在未来应当做些什
么。邓小平因为正忙于教育、科技和外交工作，没有出席会议，但他一直看会议简报，并在看过会议总结报告的草稿后
提出了修改意见。＇726＇
不同于与会者被关在宾馆里数日的工作会议，务虚会在两个月里开了 23 次上午会。一向很少参加国务院会议的
华国锋认为这些会议很重要，因此参加了其中的 13 次。 ＇727＇会议当日的下午干部们回各自单位汇报上午的讨论，并准备
其单位对会上所提问题的书面回覆。务虚会让 60 名主管经济的部委代表介绍各自单位的整体工作和计划。这样一来，
各单位能够了解其他单位的想法，但又不必对具体分配和生产指标进行争论枣这些细节将在以后的计划会议上讨论。
曾在中国几乎对外隔绝的时期领导着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在 9 月 9 日的闭幕会上宣布，中国已进入对外开放的新
时期。他在务虚会的总结报告中说，中国不能再维持封闭的经济，为了加快发展，必须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引进外国
技术、设备、资本和管理经验。李先念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人能够充分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在 20
世纪取得重大进展。他宣布，为达到这个目标，从 1978 到 1985 年要进口价值 180 亿美元的货物和设备。＇728＇
在 1978 年的夏天，参加务虚会的人刚刚开始了解全球经济体系，中国还未准备好进行市场化试验。但是在相对
宽松的气氛下，与会者得以提出将在未来 20 年不断被讨论的所有重大问题：市场、放权、价格、外贸、微观和宏观管
理等等。其中最紧迫的两个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扩大外贸和外国人的作用？如何既能调动个人、地方
和外国人的积极性，又能保持对全国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的控制？
在务虚会的讨论中所形成的对未来十年的展望，反映出谷牧出访带来的乐观主义和兴奋情绪。有些设想枣例如，
中国可以用出口石油的钱为进口新工厂设备买单枣后来被证明完全不切实际。在前所未有的机会的鼓舞下，雄心勃勃
但缺少经验的干部们要为国家抢回失去的 20 年的愿望不免超出了能力所及。不过，尽管存在过度乐观的倾向，务虚会
的干部们并没有放弃政府管制。外国人仍然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的经济；外国人与中国的经济交往要通过与外贸有
关的特定政府部门，由这些部门中会讲外语、对外国人有一定了解的干部来维护中国的利益。
在务虚会期间，乐观的与会者自然无意听取陈云枣他代表了一批冷静谨慎的干部枣所说的话。陈云自 1962
年受到毛的排挤后一直没有官职，但是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盲目乐观的大跃进给经济造成的破坏，当时也没有人能比他更
敢于给乐观情绪泼冷水。务虚会临近结束时，陈云得知务虚会上的一些发言后，对自己的老部下李先念说，会议应该延
长几天，听一听不同意见。＇729＇ 陈云说：「从外国借钱是对的？？但一下子借这么多？？我们管不好。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
的情况，没有看到我国的现实。我们的工业基础没法跟人家比，我们的技术能力也赶不上人家。他们只看到我们可以借
钱？？如果不注意平衡，只依靠国外贷款，这样做是不行的。」＇730＇但是与会者都想大干快上，华国锋没有延长会期听取
其他的观点。
邓小平没有参加务虚会，但他一直在看会议通报，对乐观情绪也未给予限制。当听说决定借价值 180 亿美元的技
术和设备时，他随口说道：「怎么不借 800 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务虚会两个月
前曾与邓小平见过一面，他准确地观察到了邓小平当时的心情（见第 11 章），他对卡特总统（Jimmy Carter）说，
邓小平很着急。
点燃星星之火：1978 年 9 月 1320 日
当年毛泽东谋划点燃中国革命时，曾写下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与此相对应，胡耀邦说，邓小平
的东北之行（1978 年 9 月 13 日至 19 日）也点燃了将使中国发生巨变的星星之火，而这些变化就反映在当年秋天召
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731＇或许他还应再加上一句，这些变化也包括邓小平登上头号领导人的位置。邓小平自己后来回
忆说，他去各地为改革开放计划「点燃星星之火」有三个重要时刻。第一次是 1977 年 11 月在广州，他与叶剑英接见
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732＇ 第二次是 1978 年 2 月出访缅甸和尼泊尔时在四川停留，当时他与赵
紫阳见面，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在四川时，他曾嘲笑那些说农民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
主义的人。＇733＇邓小平说，这种抱着僵化教条不放的人应该开开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三次便是这次他出席北韩
劳动党建党 30 周年庆典后归途中的东北之行。
在最后这次点燃星星之火的东北之行中，邓小平在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日本人旧称「满洲」）停留
了数日，随后又去了唐山和天津。他在这些地方呼吁更大胆地脱离毛的思想，不要囿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
去东北时，三个月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两个凡是」之间的争论刚刚热起来。就在邓东北之
行的几周前，华国锋的宣传部长张平化去东北各地视察，要求干部拥护「两个凡是」。（后来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获得
更大权力后，张平化成为了最先被他撤职的干部之一，由胡耀邦取而代之。）因此，邓小平的东北之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