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 第43部分

　
　
＇650＇SWDXP2；　p。　85。　
＇6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7　日，页　166。　
＇6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8　月　1　日，页　169。　
＇6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9　日，页　167。　
＇6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8　月　4　日，页　172173；另见他在　1977　年　8　

月　8　日的讲话；英文版可见于　SWDXP2；　pp。　6172。　
＇655＇SWDXP2；　p。　8283。　
＇656＇SWDXP2；　pp。　83。　
＇65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556；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　
省委、湖南电视台：大型电视片《邓小平十章》，第　3　集《破冰》（湖南电视台，2004）。　
＇658＇SWDXP2；　p。　82。　
＇659＇第　3　集《破冰》。　
＇660＇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677。　
＇6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7。　
＇662＇这遵循了日本、南韩、台湾和东亚各国的社会模式，那些地方的统一高考也起着类似作用。　
参见　Ezra　　F。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4067；　　Thomas　　P。　　Rohlen；　
Japan's　High　Scho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Denise　Potrzeba　Let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Cambridge；　
Mass。：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663＇SWDXP2；　pp。　64。　
＇6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9　月　19　日，页　204。　
＇665＇他的很多思想在　　1977　　年　　8　　月　　8　　日有关教育和科学的讲话中有阐述，见　　SWDXP2；　　p。　
6172。　
＇66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　223230。　
＇667＇SWDXP2；　pp。　101116。　
＇66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3　日，页　164165。　
＇669＇对中央党校和其他党校的概述，见　　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December　2008）：　827844。　
＇670＇2006　　年　8　月对孙长江的采访。另参见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　
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页　4961。　
＇671＇我在正文中用〃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judging　truth〃，但更直接的翻译应是：　
〃Experien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672＇2006　年　8　月对孙长江的采访；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Michael　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43268。　
＇673＇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07108；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p。；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unist　　Party：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19199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May　11；　1978。　
＇674＇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252260；　　沈宝祥：《真理标　
准问题讨论始末》。　
＇67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22。　
＇676＇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271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7　月　22　日，页　345346。　
＇677＇马立诚、凌志军：《交锋》，页　41。　
　
　
第　7　章　

三个转折点：　1978　
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从　1871　年　12　月到　1873　年　9　月，明治政府　
的　51　名官员乘坐轮船和火车，考察了　15　个不同的国家。这个考察团由当时已是明治政府最高官员之一的宫廷右大臣　
岩仓具视率领，随行官员来自日本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门：工业、农业、采矿业、金融、文化、教育、军事和治安。岩仓　
使团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日本人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这些官员考察了各国的工　
厂、矿山、博物馆、公园、股票交易所、铁路、农场和造船厂，这令他们眼界大开，认识到日本不但要引进新技术，还　
要引进新的组织和思维方式，唯此方能改造自身。这次出访，让使团成员意识到日本与先进国家相比的落后程度是如此　
之大，也对如何进行变革形成了共识。这些官员没有因所见所闻而沮丧，反而在回国后充满干劲。他们对日本的前景踌　
躇满志，并且热衷于向海外派出更多使团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中国派出的官员考察团，没有一个像岩仓使团那样考察了如此长的时间，但是从　1977　年到　1980　年，很多次由　
高层官员分别进行的考察访问，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类似的影响。邓小平在　1975　年开创性的五天访法之行为中国　
树立了一个先例，当时陪同他的有负责工业、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层干部，他们分别对各自的领域进行考察。邓小平　
回国后对出国考察的益处深信不疑，开始鼓励另一些考察团出国。他批评其他干部不明白中国有多么落后，并坚信走出　
国门能打开他们的眼界。华国锋曾率团出访过东欧，回国之后也成了派团去现代国家考察的支持者。　
过去几百年里，中国人也曾去过西方，并为中国带回了新思想。例如，19　　世纪的翻译家王韬从伦敦回国后，曾　

着文大力推崇中国可以从西方现代化中学到的东西。　　＇71＇相比之下，1970　年代末的特点在于，身居要职的干部们一起出　
国考察，并且在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下，他们得以大规模地采用所学到的东西。　
邓小平访法归国和毛泽东去世之后，将出国愿望压抑已久的干部们终于有了新的机会。多年来一直告诫群众资本　
主义如何悲惨的官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亲自去看看资本主义国家。已退休的老干部也争相走出国门，把这当作对他们　
多年献身于共产主义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补偿。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出国考察的安排工作已经花费了　
几个月的时间，到　1978　年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很多高级干部第一次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这一年里有　13　名副总理　

一级的干部出访约　20　次，共访问了　50　个国家。　＇72＇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国考察的行列。　
同日本的岩仓使团一样，他们回国之后也对所见所闻异常兴奋，对国家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团进行　
细致的考察。　
邓小平在　1978　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　

己多么落后。」　　＇73＇在他看来，这种对落后的认识是使改革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因此，1978　年　12　月　2　日，他告诉那　
些为他起草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讲稿的人：「基本的要点是，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　

变。　＇74＇出国考察使很多高层干部更加相信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必须改弦易辙。　
1978　年中国所派出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团，是当年春天组织的四个考察团，他们分别去了香港、东欧、日本和西　
欧。从　1978　年　3　月　9　日到　4　月　6　日，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乔石和于光远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　

和罗马尼亚。　＇75＇他们考察了工厂、农庄和科技部门，回国后就中国可以采用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76＇但更加重　
要的是，这次访问之后，中国领导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称为「修正主义」枣这是毛泽东批判脱离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国　

家时使用的骂名。中共领导也同南斯拉夫共产党恢复了关系。　　＇77＇这些变化扩大了中国能够考虑的改革范围；现在可以借　
鉴东欧的改革经验，不会再被指责为思想不纯了。　
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干部于　1978　年　4　月至　5　月访问香港，评估了它在金融、工业和管理方式领域帮助中国发　
展的潜力。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可能性。这种加工区从国外运进原料，用中　
国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后重新出口，既无关税也不受任何限制。没过几个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建立这个加工区，这就是　
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当时广东存在着实际的治安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往香港。邓小平　1977　年视察广　
　
　
东时有人向他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强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广东经济，　
这样年轻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谋生了。　
国家计委的代表团从香港回来后，1978　年　5　月北京成立了一个国务院下属的港澳事务办公室。外经贸部副部长　
李强也在　1978　年　12　月访港，以加强北京和港英政府的关系。他在香港期间促请港督麦理浩（Murray　MacLehose）　
采取措施，使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还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在国务院官员访港之前，香港与大陆的　
交往受到很大限制，这次访问为使香港成为向中国输入资本和全球经济发展知识的主要渠道铺平了道路。　
中国领导人对日本感兴趣，不仅因为它是获得现代工业技术的来源，还因为它提供了管理整个现代化过程的成功　
战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上海市副市长）林乎加率领的代表团于　1978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2　日访问了日　
本，代表团成员来自国家计委、商业部、外贸部和中国银行。日本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成功地克服了中国当时面对的类　
似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一片萧条，但在战后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下，日本经济迅速进步，很快就赶上　
了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从经济管制、中央计划经济、配给制和价格管制的战时经济，转向更加自由和更有活力　
的民间经济，其中消费产业是工业成长的主动力。　
林乎加的代表团甫一回国，就向政治局汇报了二战后日本的经济进步：日本人大胆引进国外技术，利用外资，大　
力推动教育和科研。林乎加的考察团汇报说，日本政府和工商界都愿意提供援助和技术，帮助中国的发展。代表团推荐　
了各种项目，其中包括建设一个千万吨级的钢铁厂。尽管由于此后中日关系恶化，中国政府降低了日本对中国振兴的影　
响力，但这个代表团以及稍后邓小平　10　月的访日，使日本在资本、技术和工业管理方面对中国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在　1978　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于　1978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6　
日对西欧的访问。它和　1978　年　11　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　12　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谷牧的出访和四化建设务虚会：1978　年　59　月　
在中国的经济领导人中，谷牧的地位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从　1978　年　5　月　2　日到　6　月　6　日，他率领一个高　
级代表团访问了欧洲五国枣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代表团成员在出国前听过简单的情况介绍，但他们对　
西方都了解甚少。这些备受尊敬的干部们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和所学习到的东西，以及他们回国后在国务院座谈会上为中　
国勾画的新图景，使得这次考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力。邓小平在　1975　年对法国的五天访问侧重于外交关系，只短　
暂考察了企业。与此不同，谷牧的访问为期五周，成员包括来自各个专业的干部，他们深入考察了对中国有用的技术和　
观念。谷牧回忆说，出行前夕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示说，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也看看他们的经济　
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78＇　
谷牧代表团的　20　名成员是由华国锋指定的。　＇79＇出访成员中至少有六名部级干部，包括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　
还有广东省省委书记。就像岩仓使团成员一样，之所以选定这些官员是希望他们回国后领导不同的经济部门。＇710＇　
谷牧副总理是个经验丰富、广受尊敬的经济干部。1954　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