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取得像在西方国家那样的法律效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相反，下级干部在阅读上面发来的文件时都知道，只要
一出问题，上面又会造出新的文件，使过去的文件变成一纸空文。
在 1976 年底和 1977 年初，叶帅和汪东兴努力树立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以便加强其脆弱的个人权力基础。华
抓捕「四人帮」取得的非凡胜利被大肆吹捧，把他抬到普通优秀干部之上，也被大家广泛庆贺。在 1976 年 10 月以后
的几个月里，涌现出成百上千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书籍和文章。 ＇64＇大量歌颂他的领导的诗词歌曲被创作出来广为传播，全
国各地都能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画像并排放在一起。当时电视尚不普及，但是从收音机和各个工作单位、农村的广播
喇叭里，可以听到对他领导国家的才能的歌颂。
不过，宣传华国锋的做法也引起了反弹。很多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党内革命老干部，都瞧不起华国锋这种 1938
年以后才入党的年轻暴发户，认为对他的大吹大擂既过头又冒失。况且党内不少有影响的领导人也不想看到个人崇拜，
担心这会破坏党内民主。到 1978 年底时，华国锋因为允许他人将自己的成就吹得太高而退居守势。人们对他并不信服，
认为他的领导职位只是被任命的而已，他实际上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个人威望。
华国锋温和的领导风格是他对北京这种环境的自然反应。不过他在湖南时就有这样的名声：和其他同级别的干部
相比，他是个谨慎的、瞻前顾后的人。 ＇65＇人们觉得与他共事顺心舒服，因为知道他不会冒犯他们。诚然，华国锋认为「四
人帮」及其同伙做事太极端，但除了这些人以外，他尽量与大家搞好关系。
在 1949 年中共掌权之前，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已经花了 20 多年时间筹划掌权之后应该做什么，华国锋却几乎没
有准备的时间。过去白手起家建国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宽广的视野，为华国锋和他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为他们的成
长过程是学习如何贯彻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针。华国锋在 1976 年 1 月突然得到提拔，取代王洪文成为接毛泽东班的第一
候选人之前，他对担任最高领导人毫无准备。即便是在 1976 年 1 月成为代总理之后，他也一直忙于应付一些紧迫的问
题枣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毛泽东之死、逮捕「四人帮」，几乎无暇考虑重大的战略问题。1976 年 10 月以后
华国锋面对这些重大的问题，就像刚登基的勤勉的小皇帝，需要两位元老臣枣叶帅和李先念枣的辅佐，而他们也愿
意为他出谋划策。
华国锋在 1976 年之前就认识叶帅和李先念，不过，在为实施抓捕「四人帮」的秘密计划而结成相互信任的小团
体之前，他与他们并无特别密切的交往。叶、李两人像华国锋一样，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相对而言也没有那
些被罢官并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的情绪和怨恨。叶帅在文革前就未受重用，因此不属于文革初期受到毛泽东打击的当权派。
李先念是「业务组」成员，文革初期的派仗打得热火朝天时，这里的干部一直在从事管理经济之类的政府日常工作。华、
叶和李在文革前就与老干部有不错的共事关系，而且他们三人都能同时与文革的受益者和老干部一起工作。
叶帅和李先念既不是整过人的激进派，也不属于要求更多民主、在经济领域进行更大胆尝试的人。与此相反，他
们打算协助华国锋，以务实的方式在失去航图的后毛泽东时代平稳航行。具体而言，叶帅能够为华国锋与军队的关系铺
路；李先念则能在经济问题上为华国锋提供指导。
华在毛的遗志和中国的开放之间寻找平衡
从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刻起，华国锋就面对压力要向激进派证明自己遵循着毛泽东的遗志。但后者不难看到，华国
锋虽然自称毛的追随者，却不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开始了一个「去毛化」过
程，这给华国锋造成了更大的负担要去证明自己忠实于毛的遗志。
逮捕「四人帮」在党的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大快人心，但是这激怒了那些认为自己追随的才是真正的毛主义的
激进派。他们知道，毛泽东在去世之前，一直想在党内最高领导层为「四人帮」保留一席之地。这种异议使华国锋和他
的两个老顾问叶帅和李先念处于守势。他们得竭力证明抓捕「四人帮」与继承毛的遗志相符。华国锋搜集各种材料历数
「四人帮」的罪名，他下发的三份材料为逮捕「四人帮」符合毛的观点提供了证据。
自从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一直宣称自己在继承毛的遗志，继续遵行他的政策。但是，一些宣传家和毛泽东的坚
定追随者，却不断批评他偏离了毛泽东为党制定的路线。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华国锋授意他的拥护者写一篇理论文章，
以证明他忠实于毛的遗志。由此而出笼的文章，便是 1977 年 2 月 7 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
社论。这篇社论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此即后来著名的「两个凡是」，
它成了华国锋表明自己完全忠实于毛主席遗志的标志。 ＇66＇华国锋显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认为中
国应当脱离毛在人生最后 20 年所奉行的路线。
对于华国锋来说，为了在新时期全面领导国家，他需要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就像毛泽东在 1956 年召开八大、
林彪在 1969 年召开九大、林彪死后毛在 1973 年召开十大一样。一般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制定出经济计划、在重要领域
的政策上取得共识、为党代会准备必要的文件。毛泽东刚去世不久华国锋就立刻开始了这项工作，并于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大，随后又在 1978 年 3 月召开了旨在提供全面政府领导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由于华国锋在掌权之后召开的这次党代会过于仓促，他只能把许多问题先放在一边。在向十一大做的四个小时的
报告中，他用意识形态和党的套话来掩盖政策分歧。但确实存在着一些需要领导人给予关注的实质问题，华国锋也试图
对其中一部分作出说明。像周恩来和邓小平一样，华国锋继续强调四化建设。在选择最可靠的经济顾问时，他选的是「建
设派」（builders），即那些希望抓紧扩大新的基建项目并从国外引进工厂的人，而不是较为谨慎的计划派（cautious
planners）和财政干部（关于「建设派」和「谨慎的计划派」详见第 15 章）。华国锋尤其倚重大庆油田的杰出领导人
余秋里，让他领导用更高的指标去充实邓小平的十年规划的工作。华国锋也十分倚重国家建委主任谷牧，毛泽东和周恩
来在 1974 年 10 月就选他担任了副总理。
最初，华国锋在外交方面很外行。1976 年春天他在北京会见李光耀时，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政策细节，他在回覆
对方的意见和问题时，只能说些大而无当的套话和口号。但是接过毛泽东的位置后，他非常努力抓紧掌握外交政策问题：
当 1978 年 8 月他率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时，与 1976 年时相比，对外交事务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
邓小平在 1974 年和 1975 年出国时，仍要受到毛的控制。与此不同，华国锋在 1978 年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出
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是 1957 年（毛泽东去莫斯科）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华国锋回国后，对中国能
向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学习什么做了报告：这两个国家都接受外国货币，与外国公司开办合资企业，开展补偿贸易，引
进外国技术枣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损害两国的主权。华国锋表示，他在东欧看到的工厂论规模比不上中国的工厂，效
率却要高得多。结论显而易见：中国应当以东欧为榜样，引进更多的外国技术。
改进农村组织的问题，是华国锋有丰富个人经验的领域，他不但尽力保留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这种社会主义制度，
而且开了几次学大寨会议。大寨是被树为全国农业集体化样板的村子，它投入大量人力从事生产劳动，并鼓励兴建大型
引水渠这样的农业工程项目。华国锋把全面改善农业的希望放在技术上。和邓小平一样，他也要抢回被浪费的时间，加
快发展，然而他在判断取得这些进步所必需的制度建设的速度上却经验不足。他急切地要在四年内（到 1980 年）实现
农业机械化的技术突破，这不过是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
邓小平在 1978 年底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华国锋对自己的冒进做法作了自我批评：他没有考虑到中国外汇短缺，
没有能力迅速吸收国外技术，中国的预算也不平衡。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例如，华国锋鼓动余秋里考虑在几年内开发
十个大庆油田，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他要推动中国快速发展、加快引进外国技术的整体目标，与包括邓小
平在内的其他许多领导人是一样的。
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枣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枣源于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这些做法始于 19771978 年华国锋的领导，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
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安排邓小平复出：1976 年 10 月1977 年 4 月
邓小平是否回来工作，以及回来之后干什么，从「四人帮」被捕那一刻起就是个议论纷纷的话题。党的领导层一
致认为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已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把他视为他们认可的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一公布，香港和
西方媒体就开始揣测华邓两人之间即将发生权争。不过，在当时的中国，还无人敢向毛泽东挑选接班人或华国锋担任中
共主席的权利提出严肃挑战。当时的共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华国锋有权保留毛泽东为他安排的位置。
毛去世后的几个月里，高层圈子一直拿不定主意，邓小平回来后是让他在华国锋主席手下当总理呢枣就像当年
周恩来效力于毛泽东、或 1974 年邓小平在王洪文手下工作一样，还是让他成为头号领导人？华国锋的资深顾问叶帅和
李先念主张让邓小平在某个时候回来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是要在华国锋的领导之下。逮捕「四人帮」后不久，李先念去
看望当时在北京西山疗养的邓小平时，鼓励他为回来工作作好准备。 ＇67＇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拥立领袖的人也一再向其他
人表示，他们支持邓小平复出。＇68＇
华国锋从未明确说过不应让邓小平回来工作。但是他在 1976 年 10 月 26 日枣「四人帮」被捕刚过两周之后
枣作出指示，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及其让更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即所谓的「右倾翻案风」）。＇69＇
然而，在 1977 年 3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不再鼓励批邓了。邓小平曾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认为要对
「四五」抗议活动负责，很多干部对此都有意见。华国锋指示宣传部不要再提「四五」事件，他还承认，参加抗议的绝
大多数人都不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没有参与策划此事。
1976 年 12 月 12 日出现了有利于邓小平的另一个突破。叶帅收到他的长期部下、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飙的一封信。
耿飙在信中附了一份材料，证明「四人帮」篡改天安门事件报告中的证据，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叶剑英立即对他的部
下说，这个新的证据很重要，应当为「四五」事件平反。＇610＇叶帅收到这些材料两天后，邓小平便重新获准看中央文件。
这时有很多人认为，邓小平的复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尽管叶帅仍在说时机尚不成熟。1977 年 1 月 6 日的政治局会议
讨论了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决定应当让他重新担任一定的职务。
《人民日报》的「两个凡是」的社论枣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纲」指阶级斗争）枣在 2 月 7 日一发
表，立刻就成为高层干部争论的焦点。假如毛泽东批准的所有政策和他的全部指示都要遵守，那么对于天安门事件是反
革命事件的定性，以及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也就不能再有二话。「两个凡是」的社论刺激了批评华国锋的人，而是
否让邓小平复出则成为争论的中心。《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后来说，「两个凡是」一文堵死了让邓小平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