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林彪死后，毛泽东也很少接见任何干部，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与外界的沟通主要依靠三位女士，一个是随时陪伴于
他左右的生活秘书张玉凤，还有所谓的「两位小姐」：他的译员唐闻生（「南希」）和他的「外甥女」王海容（其实是
毛的表兄的孙女）。毛是在自己的专列上与张玉凤相识的，当时她被安排做毛的服务员。张玉凤长得颇具姿色，又有心
机，政治上也很精明，虽然她没有多少经验，理解不了复杂多变的上层政治。「两位小姐」本来是外交部派去的人，在
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做他的助手。毛在接见外宾之前和之后常跟她们交谈，两人也开始逐渐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成了毛
泽东与外界沟通的联络员。不管她们个人有什么想法，她们在跟外界打交道时别无选择，只能完全效忠于毛泽东，而外
界也逐渐把她们视为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代言人。例如毛泽东批判周恩来时，便是由「两位小姐」负责传达毛的意见。当
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意见时，这种情况给她们和周的关系造成了严重问题，因为她们实际上成了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传声
筒，而且毛泽东也期望她们向自己汇报周恩来言行中所有可能的问题。毛在 1973 年患上了葛雷克氏症（又称「肌萎缩
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直起头来都困难，口齿也不清。1972 年 2 月他曾一度神智昏迷，但九天之后他仍会见了尼克
逊。他沉溺于中国的文史典籍，但对于他所关心的问题，例如重大人事安排、自己的声望以及各种关系的处理，他仍然
像过去一样成竹在胸，老谋深算。在这些事上他仍然大权在握，也很会算计如何利用他的联络员。
过去的皇帝上了年纪后，除了培养继位者，也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身后事。毛泽东也一向很看重自己的历史地位。
1945 年他与蒋介石会谈期间曾公布先前在 1936 年写下的〈沁园春？雪〉一词，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诗篇之一。诗中
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接下来他又说：「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以妄自尊大和权力欲而论，他在世界领袖中堪称翘楚。在达到权力顶点时他参与各种领域的活动，
但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和年岁增高，他开始更加关心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及能够维护他的遗产的接班人。
在世界领袖中毛泽东同样堪称翘楚的另一件事是，他生性多疑，总觉得有人要阴谋篡权。但是，他对周恩来的疑
虑也并非毫无道理，他害怕周恩来如果活得比他长，会抛弃他的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事业，贬低他在这个时期党的历
史上的光辉地位。＇261＇周恩来在领导政府和外交工作方面能力非凡，记忆力过人，是当时几乎不可缺少的人物，尤其是
在恢复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各国关系方面。高层人士都知道，毛泽东不喜欢周，但又离不开周。1930 年代周恩来在上海
工作时，培养了一批为他工作的内部谍报人员，这些人的身分一直保密，而且仍然效忠于周恩来，毛泽东对于除掉这样
一个掌握着如此巨大的秘密支持者网络的人是有所顾虑的。周恩来不同于刘少奇和林彪，他多年来一向谨小慎微，唯恐
威胁到毛的权力。但是到了 1973 年，虽然没有人公开说，毛泽东还是不难察觉很多高级干部认为周恩来是个好领导枣
他竭力维持秩序，关心别人，尽量减轻坏领导的狂热计划带来的后果。
毛与周的问题不是担心周恩来有可能篡权，而是周的声望超过自己的声望，还有就是他同美国打交道时可能太软
弱。一旦周恩来活得比毛长，这些问题会变得尤其严重。因此，当唐闻生和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国外媒体充斥着对「周
恩来改善美中关系的外交政策」的赞扬时，毛面露不豫之色：＇262＇那本是我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不是他周恩来的。此后，
毛便想办法削弱周的威望，他要确保当周恩来的癌症恶化时，接班的人忠实于他而不是周。＇263＇
尽管毛泽东妄自尊大，偏听偏信，犯下各种路线错误，但他的部下也承认，他不但是大战略家，而且有发现人才
的眼力。被毛泽东看上的另一个政治领导人证明了自己能够娴熟处理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大量复杂问题，此人便是邓小
平。＇264＇ 半个世纪以前邓小平在法国时，就和他的上级周恩来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是 1930 年代初邓小平在赣南苏区
又与毛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后来的岁月得到提拔，也因为他是毛而不是周的人。＇265＇ 周恩来在 1973 年处理着大量异常
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使邓小平在这年春天成为周恩来的助手后获益匪浅。毛泽东在 1960 年代曾因邓小平疏远自己亲
近刘少奇而对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假如对邓小平委以重任，邓会不会像文革前的几年那样，不再那么听他
的话，而是跟着周恩来走？他会不会批判文革，撤掉毛泽东任命的关键人物，让毛的错误任由历史评说？＇266＇ 整个 1973
年，毛泽东一直紧盯着邓小平的表现。
中共十大：1973 年 8 月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召开了中共十大。虽然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却是他自 1949 年以来第一次因病情加
重没有亲自讲话的党代表大会。毛在大会闭幕时无法起身，要等到代表们离开大会堂之后他才离去，以免让人看出他的
行动已是多么不便。他仍保留着决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权力，但是由于他的病情，代表们不可能不想到接班问题。
按照惯例在大会之后立刻召开的宣布人事任免的一中全会，也因健康不济，毛泽东宣布缺席。从此后，毛不再参加任何
中央全会。
时年 38 岁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云，向国内外的政治领袖们表明了毛泽东已选定他作为接替自己的中共
首脑的主要候选人。＇267＇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两个月前他被任命为选举筹备委员会主任时业已凸显，因为新的中央委员
都要由这个机构提名。他还被委派准备新党章，在大会上做有关新党章的报告，这曾是邓小平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上负
责的工作，当时他也是准备接毛泽东党的领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选人。＇268＇在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被任命为党
的副主席，排名仅在毛、周之后。其他领导人以及外国的外交官和媒体也开始把他视为毛泽东最可能的接班人。＇269＇
邓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无法与王洪文相比。他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但并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十大的目的是为
了在林彪死后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和清除林彪余党，因此与正常的党代会相比开得十分匆忙。大会不像 1956 年的八大那
样对所讨论的问题作了全面总结，甚至也不如林彪扮演主角的九大。与为期 24 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会期只有 5 天，
王洪文和周恩来在会上做了两个重要报告，时间加在一起也不到 1 小时，大大短于中共党代会上通常的报告。＇270＇这次
大会推出了新的领导成员，象征着林彪时代的结束，但并没有提出新的纲领。大会集中在三个议题上：批判林彪、林彪
倒台后的清查运动和 1973 年的经济计划。＇271＇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有将近一半内容是批林的，经济计划没有谈到具体
内容，因为当时的经济仍处于一片混乱，领导层也无暇为当时的五年计划中还剩下的两年枣1974 年和 1975 年枣
作出具体部署。
十大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很多老干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在邓小平于 1973 年底掌握了更大权力时，他们将为
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们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导的九大上提拔进来的军队干部。在新的中央委员会 191 名委员中，有
40 人是文革期间受过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干部。＇272＇经毛泽东同意回来工作的人中有副总理谭震林，他在淮海战役期间
是邓小平领导下的总前委的司令员之一，曾在 1967 年 2 月毅然站出来批评文革；这些人中还有王震和邓小平。邓小平
过去仅被允许陪同会见外宾，但从 7 月中旬他开始参与会谈。＇273＇
毛泽东决定提拔王洪文这个既年轻又无经验的造反派头头，老干部们很生气。8 月 21 日十大前夕的最后一次政
治局会议上，老干部们斗胆提出了反对任命王洪文的意见。许世友将军表达了不太敢说话的老干部们的心声，他说，有
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受到压力后他又改口说，可以再加上康生和叶帅。＇274＇不过毛泽东最后还是坚持己见，任命
了王洪文。文革期间曾在选择要批斗的老干部方面起过阴险作用的康生也得到了任命。不过，另外两个副主席，周恩来
和叶剑英元帅，则是既富有经验又立场温和的领导人。
虽然让周恩来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起草报告的却是江青的两个支持者张春桥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
他们起草的。因此，大会文件虽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权时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倾成果。事实上，十大之后的
政治局成员仍然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十大后的 21 名新政治局委员中有 4 个激进派枣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
他们虽然不是一个一起工作的小团体，但有着相似的观点，后来变成了臭名昭着的「四人帮」。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员，
包括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虽然算不上激进，却倾向于左派。毛泽东想用「群众代表」枣农民和工人代表枣平衡
那些回到中央委员会的老干部，尽管他承认「他们的思想水平低一些」，但可以依靠群众代表去支持主张继续革命的激
进派。
邓小平有了新的职务，但并没有为他指派具体工作。不过敏锐的政治观察家看得清楚，毛泽东已开始考虑让邓小
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们一起出去视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275＇
批判周恩来：1973 年 11 月12 月
基辛格在 1973 年 2 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发现，毛对美国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苏联合作很不高兴。同年
11 月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时，毛泽东不但对美苏合作有意见，而且不满于周恩来跟美国打交道时太软弱。他在夏天时
严厉批评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想利用中国跟苏联达成协定。1973 年 6 月布列兹尼夫访美并在加州圣克莱门特
市与尼克逊会面，双方共同出席签署《防止核战争协定》的仪式之后，毛泽东的怀疑变得更加严重。中方在布列兹尼夫
访美后立刻向白宫发出正式照会，指责美国帮着苏联表演和平姿态，等于是帮着苏联掩盖它的扩张主义。＇276＇毛泽东怀
疑，美苏两国达成的协定将使苏联腾出手来把武器瞄准中国，而美国对此不会作任何反应。
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和外交部太迁就美国，使美国得以利用中国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对美国在减少与台湾的交
往、跟中国恢复邦交上无所作为也很生气。尼克逊曾经许下诺言要在 1976 年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但是不管作何解释
（对水门事件的调查削弱了尼克逊的实力，使他无法让国会批准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现在都是在利用中国去改善与
苏联的关系。
基辛格于 1973 年 11 月抵达北京时发现周恩来的权力已被毛泽东大大削弱。周恩来对「现代大儒」（太温和、
不为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战）这样的指责十分敏感，因此当基辛格说中国仍然受到孔子的影响时，周恩来勃然大怒。据基
辛格的回忆，在他们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谈中，周恩来发脾气这是仅有的一次。周恩来显然承受着压力，而「两位小姐」
会向毛泽东汇报他的言行。基辛格到北京时，美国刚任命了安克志（Leonard Unger）为新一届驻台大使，并同意向台
湾提供新的军事技术。这令毛泽东十分恼火。
11 月，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了一天之后，周恩来和唐闻生一起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周把基辛格的建议告诉了
毛泽东：如果中国表现出比中日建交模式更大的灵活性，允许华盛顿跟台湾保持（比中日模式中）更近的关系，华盛顿
也许就能得到国会的同意，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时唐闻生对毛说，这听上去像是「两个中国的政策」。＇277＇
（周恩来后来对基辛格承认：「我们跟主席在一起时，我不敢解释这种说法，她却敢作出解释。」）毛泽东听到周恩来
居然认真看待基辛格的建议，让美国同台湾和大陆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对周恩来勃然大怒。
基辛格告诉周恩来：「中国核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