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陈云接下来的工作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体制枣这必然要对重要物资供应进行控制枣以及 1955 年至
1956 年对大型企业的国有化和小企业与农村的集体化。他的努力使整个经济都被纳入社会主义计划之中。从 1950 年
代初开始到大跃进以前，陈云统一了全国的粮食收购体系，确保了从农村徵购足够的粮食以供应城市。这种进步，再加
上从苏联引进的工业项目，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直到 1958 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把谨慎的陈云推到一边，让计划部门失
效，重创了经济。就在灾难延续之际，毛泽东又把陈云叫回来领导恢复经济。陈云在 1960 年代初再次恢复了经济秩序。
毛泽东曾问：为什么好像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
陈云生性敏感，处事稳健而审慎，一遇到压力，尤其是受到毛的批评时，就会自称心脏不好，数周甚至数月闭门
休养。1962 年，当陈云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可能性而受到毛泽东批评时，他万分沮丧，以至两个星期不能说话，过了
很久才恢复过来。毛泽东曾说，陈云太胆小，一片树叶落下来也怕砸到自己头上。陈云也是个不合群的人，他很少接待
来客，常常独自一人吃饭。
邓小平每天要看 15 种报纸和很多报告，而陈云只反复阅读《人民日报》。他的秘书每天只给他 5 份最重要的报
告，他读得十分仔细。他当过管账的店员，当过把一切事情纳入正轨并监督这个体制正常运行的计划官员，这些经历都
加强了他天生细心的特点。邓小平认为，军队如果等到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搜集到全部必要的情报之后再行动，就有
可能贻误战机。陈云则喜欢说「交换，比较，反覆」。作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之父，陈云多年致力于把一切搞得井然有序，
所以他对这种曾经行之有效的体制怀有可以理解的感情，坚决不允许任何人毁掉他苦心经营的作品，然而它在大跃进时
却毁于一旦。
虽然陈云的资历高于邓小平，但从未被严肃考虑过出任党内最高职务。他没有任何实际的军事经验，与将在新时
代发挥重要作用的西方也无任何交往。他身体多病。陈云的头脑要比批评他的人所承认的更具想像力、更灵活，但他缺
少邓小平那种能把人们团结在自己身边的领导魄力。陈云也缺少领导一个独立部门或地方的经验。毛泽东去世后，陈云
本人也宣称，邓小平是唯一适合做党的最高领导的人选。
邓小平和陈云都是在革命英雄主义年代的史诗般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比在稳定
的组织中登上高位的普通官僚自豪得多；如果不是这样，反而有悖于人之常情。1979 年以后，当邓小平登上《时代》
杂志的封面，成为「年度人物」时，陈云听任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一系列大肆吹捧自己的讲话，说他在经济领域的
贡献可以与毛泽东在政治领域的贡献相媲美，但并没有给予邓小平相应的赞美。《陈云文选》甚至先于《邓小平文选》
出版。虽然邓小平和陈云从未公开闹翻，但不难理解他们的关系中暗藏机锋，所以他们也成了吸引两种有关中国现代化
的对立观点的核心人物：一方主张大胆前进，另一方则主张避免冒险。
邓力群
邓力群在 1980 年以后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负责人，1982 年至 1985 年任中宣部部长。他并非中共的最高
一级官员，但他的影响力却大大超过他的职位，这不仅因为他主管着来自从中央书记处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要的、一天两
期的情况简报，也不仅因为他帮助起草过邓小平的很多讲话，将毛泽东的女儿李讷、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和陈云的一个秘
书都罗织到自己麾下；邓力群的影响力，还因为他无惧于表明自己的观点，精通理论，并且他时常为之代言的陈云和王
震都给他撑腰。只要他认准的事，他会坚持到底，不惜为此丢官、获刑或劳教。他井井有条，长于战略安排，爱护和关
心部下，所以他们对他心存感激，是他的忠实追随者。
邓小平觉得，邓力群在遏制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上是个可用之材。由于邓力群头脑聪明，无所畏惧，说话直率，
会写讲话稿，又不是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所以邓小平与他的交往要比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更轻松。与比他职位高的官
员相比，邓小平更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由于有强大的保守派的支持，邓力群不但敢于攻击知识分子，甚至敢于批评胡耀
邦总书记。事实上，他成了胡耀邦主要的批评者，充当着那些认为胡耀邦允许过多的自由、没有尽力维护党的权威的保
守派老干部的代言人。邓力群大力提倡维护党纪的重要性，在攻击对党有批判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时从不手软。倡导
自由的知识分子认为，邓力群在鼓动老干部毫无必要地压制自由时，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在阴险的康生死后，知识分
子和自由派官员最痛恨的人便是邓力群。
邓力群 1915 年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他的出身被划定为富农，但是他家 300 年历史的祖宅有 20 多间房。邓力
群的父亲中过科举，但从未做官；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家乡创办了第一所西式学堂。邓力群的哥哥是国民党
统治下的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和国民党中央委员。邓力群到北平进入美国传教士办的学校读书，1935 年考入北京大
学读经济学，但他还没读完第一年，就发生了「一二？九」反日示威，不久后他便离校去了延安。＇252＇
在延安，邓力群于 1936 年入党，后进入马列学院并从事秘密调查工作。当邓力群秘密调查在延安整风中挨批的
李锐时，找到李锐的妻子谈话，表面上是在继续调查，其实是在向她示爱，两人最终短暂同居。邓力群后来为此作过检
讨。
内战时期邓力群被派往东北，他在那里与陈云会合，担任过辽东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等不同职务。1949 年夏天
他被派到新疆任宣传部长和自治区党委秘书长。＇253＇他与被派去平定新疆的王震密切合作。当时要争取少数民族合作的
毛泽东在得知王震将军过早地开展民族改革，杀了大批维族人后大为恼火。邓力群告诉毛泽东说，不是王震，而是他邓
力群作出了肃清大批有可能反抗中共统治的当地人的决定。邓力群大胆保护王震，自担罪名，为此丢了乌纱，过了一段
时间才得以重返官场。但是他赢得了像他一样讲义气的王震的坚定支持。邓力群读过《水浒传》和几乎所有古代侠义小
说，养成了一种重义气的信念且毕生信守不渝。＇254＇
新疆平定之后邓力群回到了北京，先是在刘少奇手下的中央办公厅工作，然后受杨尚昆的领导。他帮助起草党的
文件，后来又去了党刊《红旗》杂志。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时，刘的两个高级秘书立刻与他反目，但第三个秘书邓
力群再次义气当先，拒绝批刘。他为此受到批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并参加劳动。下放结束后，他为了掌握
马列主义理论而自愿留在五七干校，在那里又呆了一年才回到北京。
返京之后，邓力群于 1975 年应胡乔木之邀，成为邓小平的政治研究室的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要员。这一年年
底邓小平受到批判时，邓最亲密的助手都被要求加入批邓行列，他们全都从命，唯有邓力群除外。邓力群为坚持这一立
场不惜坐牢，但他只是丢了工作。邓小平在 1977 年恢复工作后不久，邓力群便成了为他写讲话稿的圈里人之一。
＇255＇1980 年 6 月邓力群担任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负责人，每天编发供高层传阅的简报，为领导人搜集调研资料，从事
自己的研究，主编四份杂志，同时写作理论着作。＇256＇
像邓力群这一类写作班子里的人，固然要听从邓小平和陈云等人的指示，但是作为精通党史和理论的专家，他们
也有机会影响文件的内容。由于胡乔木和邓力群被人尊为中共正统思想的卫道士，高层干部都不敢说由他们两个人把关
的文件和讲话会违反党的理论和先例。
邓力群既不是「没头脑的」保守派，也不是冲动的民族主义者。他和他的儿子邓英淘都曾在北京大学读过农业经
济学专业，是农村改革的早期支持者。在农村改革的初期阶段，邓力群主张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 1978 年
10 月访日后不久他也前往日本考察，回国后便大力赞扬日本的效率、质量标准以及日本人的精神和组织方式。但是邓
力群也支持陈云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慎重态度。此外，1980 年邓力群在中央党校做了一系列有关陈云经济思想的讲
座，听上去像是在鼓励对陈云的个人崇拜。后来，陈云总是大力支持邓力群。
中共的宣传几十年来一直赞美工人、农民，但这并没有完全抹去邓力群对胡耀邦这一类人的轻视枣邓力群曾就
读于北京大学，出身名门，而胡耀邦 14 岁就离开了学校，处事有失稳重。陈云和王震等保守派相信邓力群能够胜任总
书记一职，自由派干部也不怀疑他有此野心。邓力群则否认自己谋求这一职位，但他并不掩饰对胡耀邦的轻视，这种强
烈的轻视明显不是只由客观分析得来的。
胡乔木
胡乔木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是起草官方文件的「大笔杆子」，最权威的党史专家，享有比邓力群更高的头衔和
名望。＇257＇胡乔木是学识广博的出色学者。作为中共干部，他感到有责任维护党的权威和党的言论的正统地位；作为学
者，他阅读广泛，不断求知；作为朋友，他对想表达不同观点的人十分体贴周到，为使他们的观点能被最高领导人接受
提出建议；作为正统思想的扞卫者，他会攻击那些批评党的知识分子；作为竞争者，他以党的正统思想最权威的代言人
和大笔杆子的身份打压对手。
他与党的很多高层领导有私交，这可追溯至他在延安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期。他早年加入共青团，1936 年自动
成为中共党员。1949 年后的最初几年，毛泽东把他当作中共观点的卫道士，让他主持《人民日报》。他利用自己熟知
毛泽东文章和中共文件的优势，于 1951 年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为自己奠定了党史大家的地位。他也是
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编者之一。
虽然胡乔木比党的其他高层领导更熟悉理论和党史，但他在加进自己的观点时要比邓力群更慎重。尽管如此，胡
乔木在记录领导人的即兴讲话时往往也很灵活，以便使他们的讲话与党的理论、历史和用语相一致。高层领导人都知道
他的才能、他广博的党史知识以及他的善解人意，因此都寻求他的帮助为自己的言行正名。例如邓小平就借重胡乔木的
才华，让他领导自己的政治研究室，不断请他在意识形态观点方面把关，以使他的讲话和文件既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又
不会在毛泽东生前及死后招致背离中共正统思想的批评。
邓力群爱恨分明，为了讲义气不惜接受惩罚；胡乔木则不同，他很圆滑，总想跟任何当权者搞好关系。他认为谁
掌握了大权，就会忙不迭地对其表忠心，但是他对政治的嗅觉并不总是灵验。1975 年时他拥护邓小平，但在 1976 年
反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又加入了批邓的行列。邓小平复出后，胡乔木请邓力群带给邓小平一封道歉信，但邓小平知道他
并未出卖机密，说那不是问题，连看也没看就把信退了回去。＇258＇后来赵紫阳担任总理时，胡乔木不但赶紧前去拜访，
甚至对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的作用表示怀疑，而这篇讲话正是他本人为邓小平起草的。
胡乔木考入北京大学读物理，但后来改学历史。他在浙江大学学过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还学过欧洲的文学与历
史。他也能够运用自己在政党史、科学、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广博知识，其中一些知识是他通过阅读中文、俄文和西方
语言的文献获得的。他在延安时协助起草过第一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此不难理解为何邓小平在 1980 年
至 1981 年让他再次负责起草第二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党史。作为党的正
统思想的维护者，奇怪的是，他虽然能够从自己阅读的很多相互矛盾的着作中看到价值，自己却从未形成一套前后一致
的系统观点。在私下场合，他有时会表达比很多批评他的人更加自由的立场。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激进派的攻击，后来又
受到「四人帮」的批评。但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