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然而，这些学生是温室中长大的一代，没有多少校园之外的经验。与 1940 年代后期的学生不同，他们没有用多年
时间建立夺权组织；也不同于 1980 年代初的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斗争，也没有经受过上山下乡的
锻炼。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而缺少人生历练。他们是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
学里备受爱护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这些学生成长的这段历史时期，并没有为独立的政治活动者提供空间，让他们形成组织并检验自己的思想。
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领导者不断变化，参与者松散结合。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不
是因为他们展现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辩才和敢作敢为。留在广场上的人始终抱着一种
幻想，以为国家领导人会承认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与他们对话，认同他们对国家的关心是正当的，并解决他们
所提出的问题。＇2158＇
这些温室中长大的一代学生就像孙中山所描述的 1920 年代的中国一样：一盘散沙。赵紫阳的对手指责赵煽动学
生，使他们把矛头对准邓小平；赵紫阳的拥护者则反过来指责对方激怒了学生，使赵紫阳陷入尴尬的境地。赵紫阳的支
持者和对手或许都想引导示威学生，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做到。学生们踏着自己的鼓点前进。甚至学生自己的领袖也只
能鼓动他们，却不能控制他们。
「六四」之后，学生及其家人为死伤者而悲痛，也为失去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开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
当学生领袖们思考「六四」之后该往何处去时，他们彼此承认自己挑战国家领导人，期待他们放弃权力的做法太幼稚。
这一代和后来的学生们，都从这次可悲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跟国家领导人直接对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应，付出不必要
的代价。
因此，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学生不同，中国的学生在「六四」之后不再跟共产党对着干了。很多学生逐渐相信，
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
验，才能取得进步。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当时面临着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
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很多人相信，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枣以
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枣要比其他可能的选择更可取。他们希望，接下来几十年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为自由
社会形成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同时，绝大多数学生运动活跃分子都放弃了集体行动，专注于追求个人前程。
很多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认为，向无辜的人们开枪的决定是不可饶恕的，党迟早要为这场运动翻
案。尽管在决定动武中起积极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时候，「六四」还很难平反，但政府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在镇压后
的 20 年里，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释放，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逐渐变得温和：先是称为「反革命暴乱」，然后改为「暴
乱」，后来又成了「政治动乱」，最终变成「八九风波」。
天安门意象的力量
1989 年 6 月 4 日的残酷镇压，让我们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瞠目结舌。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在西方掀起的抗议声
浪，远大于亚洲过去那些规模相近的悲剧。＇2159＇ 例如，1947 年 2 月 28 日，已经接管台湾的国民党为了消灭任何有可
能抵抗的地方领袖，由国民党将军陈仪杀害了上千名当地的重要人士。这一事件几十年来一直使「本省人」和「外省人」
之间心怀怨恨，但在台湾之外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南韩总统全斗焕在 1980 年为消灭光州的反抗势力也进行过血腥镇
压，屠杀的人数远远多于 1989 年的天安门，但西方电视台并没有报道光州事件，国际社会对南韩领导人的谴责也无法
与天安门悲剧后中国领导人受到的谴责相比。
美国学者赵文词（Richard Madsen）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比较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众为何对天安门悲
剧作出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他给出的回答是：这既与电视将该事件戏剧性地同步展示于观众眼前有关，也与学生认同
西方理想有关。简言之，赵文词认为，北京的镇压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因为它被解读成对美国神话枣即经济的、思想
的和政治的自由终将胜利枣的攻击。很多外国人以此把邓小平视为自由的敌人，因为他镇压了扞卫他们信念的英勇的
学生。＇2160＇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被野蛮行径所伤害的人数远远多于「六四」事件， 但当时能去中国采访的外国媒体的
数量无法与后来相比。吊诡的是，邓小平使中国向外国媒体开放，却使外国记者得以把他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向全
世界报道。
在 1989 年春天之前，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和与中国人的接触都受到极大限制。干部们迫于不允许泄露「国家
机密」的压力，很少与媒体对话，即使对话时也心存戒备。直到 1989 年 4 月以前，如果记者要会见想发布消息的异见
人士，只能秘密见面，以免给这些人带来麻烦。
因此，对于试图一窥幕后真相的外国记者来说，北京之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确实，对于大多数
驻京的外国记者来说，报道 1989 年 4 月 15 日到 6 月之间的学生示威，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兴奋的时刻。在这段时间
里，他们在不利的环境中以达到体力极限的强度工作，捕捉着学生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并在本国的电视和平面媒体上报
道这幕激动人心的大戏。
同时，和记者们热衷于报道学生一样，学生们也热切希望自己的观点让更多的人知道。北京市民对学生毫不掩饰
的大力支持，使记者和学生都难以想像政府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很多记者事后自我批评说，他们像自己所报道的学生
一样沉浸在兴奋之中，以至于看不到潜在的危险，未能让西方观众对后果有所准备。
到 5 月底时，西方的电视观众和报纸读者已经完全认同为民主而战的学生，因此他们把血腥的结局视为镇压「我
们的」学生，学生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民主女神像尤其让美国人感到亲切，因为它显然是对自由女神像所代表
的一切的渴望。在西方观众看来，无畏的青年示威者是被冷酷的独裁者射杀的。记者看到自己刚刚结识的学生被打击和
枪杀，无不感到义愤填膺，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夸大了恐怖。有人报道被杀害的示威者多达 5；000 人甚至 10；000 人。6
月 4 日之后，有关中国已处在内战边缘的说法，仍然频频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甚至直到 6 月 9 日邓小平会见各大军区领
导人时仍是如此。但对于客观的观察者来说，局势此时显然已经稳定下来。＇2161＇
在极力控制事态的中国领导人看来，外国媒体成为了推波助澜的「黑手」， 因为中国的酒店职员、靠近香港的
南部城市的居民以及海外华人，都能够收听收看到这些节目。确实，很多中国人都热切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
美国有线电视（N）的报道。中国的专业记者羡慕那些能够自由报道他们所见所闻的西方记者，并在自己写报道时试
图扩大自由的尺度。
天安门事件之后，那些相信美国出于国家利益需要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商人、学者和美国政府官员，很容易就会被
指责为跟北京的「邪恶独裁者」沆瀣一气。在冷战就要结束之际，很多敢言的美国自由派主张：我们的政策应当反映我
们的价值观，我们不应当纵容独裁者，而是应当站在民主和人权一边。表达西方人对这些理想的信念，还有比谴责天安
门镇压的责任人更好的方式吗？因此，邓小平在「六四」后所面对的敌意，不但来自义愤填膺的中国年轻人和市民，而
且来自与示威者秉持同样价值观的西方官员。
假如？
这场造成如此严重的人道灾难并被全世界所见证的巨大悲剧，使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都会提出一个问题：这场
大灾难是否可以避免？寻找悲剧直接原因的人将其归咎于邓小平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广场的决定。批评邓小平的人
说，假如他在 1989 年 4 月 26 日没有以如此强硬的态度对付「动乱」，假如他更愿意听听学生的意见，或者，假如他
能够用尽一切非暴力手段，那么天安门清场就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暴力，造成生命的丧失。批评赵紫阳的人认为，假如
他对学生少一些鼓励，以更果断的方式对待他们，假如他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开明领导人」形象，最后的悲剧也许能够
避免。批评李鹏的人称，假如他没有如此顽固地拒绝与学生对话并体谅他们的关切，如此急迫地谴责他们，如此断然地
推出「四二六社论」并给学生贴上「动乱」分子的标签，如此僵化地轻蔑学生且缺乏起码的同情心，那么悲剧可能就不
会发生。批评陈希同和李锡铭的人则说，假如他们向邓小平等老干部汇报时没有夸大事态的严重性和外国势力卷入的程
度，邓小平等老干部也许不会觉得必须作出如此强硬的反应。
批评学生领袖的人说，假如他们不那么虚荣，不那么自视过高，对他们造成的危险不那么无知，悲剧可能不会发
生。还有人认为，假如学生和北京市民在 5 月 20 日没有阻挡试图以和平方式恢复秩序的部队，政府也许能够避免在两
周之后开枪。批评西方人的中国人认为，假如没有西方人对学生的抗议煽风点火，没有外国「黑手」试图颠覆中共和社
会主义制度，示威活动绝对不会失去控制。
寻找深层原因的人将矛头指向邓小平和赵紫阳在 1988 年放任通货膨胀加剧和放松对消费品价格控制的决定，这
个决定使群众感到愤怒和焦虑。还有人批评高层官员滥用权力和特权，恐吓群众，毫无必要地严密监控个人生活，让自
己的亲友大发不义之财。有些保守派谴责市场改革走得太快，从而助长贪婪，导致了官场腐败。还有人相信，邓小平没
有使国家更快地走向民主，在 1986 年没有支持胡耀邦，才是那场冲突的最终原因。邓小平确实认为，处于最高层的干
部有责任作出决定，尽管要倾听建设性意见，但最终必须做他们认为对国家长远利益有帮助的事。有些人说，假如邓小
平进行更多的选举试验，削弱集权主义领导体制的禁锢，引入法治，惩治贪官，国家也许能够进步得更快，从而避免来
自学生的挑战。
还有一些干部赞赏邓小平处理天安门示威的方式。他们认为，当 1989 年 5 月底天安门广场的形势开始失控时，
邓小平采取的强硬措施是中国人民得以维护国家团结的唯一选择。很多干部认为，在邓小平无法用不向人群开枪的戒严
令恢复秩序之后，他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以他最终所采用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当很多中国人把邓小平对北京学生
骚乱作出的反应与戈巴卓夫和东欧领导人对付本国动乱的做法加以对比时，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今天的情况
要好得多。他们坚信，中国仍然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假如领导人让知识分子享有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中国不可能维持统
一。他们也承认 1989 年悲剧的严重性，但是他们相信，假如邓小平在 1989 年 6 月未能终止持续两个月的混乱，中国
有可能发生更大的悲剧。
作为学者，我们和其他关心人类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样，都很想找出这场悲剧的明确原因，然而事实是我们谁也无
法断定，假如采取另一种做法会发生什么。毕竟，这一事件才过去 20 年，对邓小平的决策所造成的长期影响盖棺定论
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这条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苏联的道路少一些曲折？
1989 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答案。
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后的 20 年里，中国人享受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是奇
迹般的增长。小规模的抗议不计其数，领导层为发生更大抗议的可能危险而紧绷着神经，但是中国在「六四」之后的 20
年里避免了大规模的骚乱。今天，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比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