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办法去遏阻「精神污染」。这是邓小平 1978 年上台以来发动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为了避免重蹈过去政治运动极
端化的覆辙，邓小平一开始就警告说：「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
法，决不能重复。」＇1932＇
尽管邓小平发出了警告，一些奉命搞运动的干部还是采用了他们所熟知的恐吓式批判。但是也有一些富有同情心
的干部试图淡化批判。当一些局级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反驳「人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同样会存在「异化」的观点时，
农村问题的重要顾问杜润生问他们是否知道「异化」的含义。大多数人承认不太清楚，杜润生对他们说，那么你们怎么
能让农民明白什么是异化？杜润生说，在农村搞这种批判运动是很荒谬的。万里也认为不应当在农村搞这种运动。赵紫
阳说，不要让运动干扰经济。方毅则认为不应让运动干扰科技领域的工作。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很快就阻止了
在军队中开展这场运动。这些干部成功限制了运动的范围。邓小平既觉得有必要限制对党的批评，又知道对政治运动存
在着普遍反感，他想在这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因此没出一个月他便让这场运动偃旗息鼓了。1984 年 1 月 3 日，胡乔木
在一篇长文中对异化作出权威阐述，基本上结束了这场运动，但此文也为言论自由设定了界线。＇1933＇
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邓力群要对这场运动负责。结果是他退居守势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被批评为又一次反右运
动的始作俑者。＇1934＇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以及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批评邓力群把这场运动搞得
超出了邓小平的本意。邓力群明确表示，发动政治运动的人是邓小平。他拒绝保护上级领导的行为并未被迅速遗忘：15
年后给邓小平开追悼会时，邓朴方明确表示不欢迎邓力群参加。在敢言的知识分子的压力下，胡乔木后来甚至承认反精
神污染运动是一个错误。其实邓力群也认识到反精神污染的斗争没有达到目标，他在 1984 年 3 月 14 日对胡乔木说，
「反对精神污染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1935＇
为了让那些被已经终止的运动灼伤的知识分子放下包袱，从 1984 年到 1985 年邓小平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
因坚定的信念与勇气而受到很多知识分子敬佩的王若水得以继续撰写人道主义的文章，甚至在 1984 年 1 月受到批评后，
他仍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直到 1987 年夏他才被开除出党。
邓小平限制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宽容态度使作家们受到鼓舞，他们再次信心大增。1984 年 12 月 29 日至 1985
年 1 月 5 日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组织者竟然敢不邀请胡乔木和当时仍是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到会。
胡启立在会上发表讲话，照本宣科地表达了党要限制言论自由的观点，但他到会的事实本身就给了与会者一定信心。不
出预料，胡耀邦与会、加之会议没有制止直言不讳的批评让保守派感到愤怒。大胆的作家们选出被胡乔木和邓力群批评
过的、1930 年代就已成名的小说家巴金担任作协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过去的右派、也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
敢言的批评者之一刘宾雁当选副主席。刘宾雁利用这次会议批评了那些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攻击过他的人。
夏衍在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时宣称，这次大会堪称作家们的遵义会议。就像毛泽东在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
上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一样，中国作家在这次会议上摆脱束缚，宣告了自身的独立。＇1936＇这类言论激怒了保守派。出席会
议的很多人都是党员，但李先念从他的女婿、与会的部队作家刘亚洲那儿了解到会议情况后，把它斥为一次反党会议。
胡乔木和邓力群也被作家们的叛逆精神所激怒。邓力群称之为一次「群魔乱舞」的会议。1985 年 1 月 2 日会议仍在召
开时，得知会议进展的邓小平把胡耀邦叫去作了一次私下谈话，要求他对这些风气加以控制。＇1937＇
作协会议对中共权威的放肆挑战让邓小平十分恼火。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在争取知识分子的人心上过于宽宏大
量，却未能使党的纪律得到加强。此外，胡耀邦的宽容使邓小平显得像是一个专横的、过分严厉的专制主义者。＇1938＇
同时，为了让保守派和知识分子取得一定共识，胡乔木协助胡耀邦起草了一篇发言稿（〈关于党的新闻工作〉），
由后者在 1985 年 2 月 8 日中央书记处的报刊工作会议上发言。＇1939＇这篇讲话稿的基调是保守的，但胡乔木试图在保守
派和知识分子之间取得平衡。胡乔木写道，既要反对精神污染，又要避免使用或尽量少用「精神污染」这种说法。＇1940＇
据说邓小平对胡乔木改变调子，及其在限制对中共权威的挑战方面作出让步也感到不满。＇1941＇
在这种更加自由的气氛中，30 年前被打成右派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于 1985 年 3 月发表了〈第二种忠诚〉
一文。他在文中对两种党员作了对比，一种党员对上级领导唯唯诺诺，另一种党员具有良知、献身于党的理想。刘宾雁
这篇文章深深触动了那些曾经为是否执行党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政策而受到内心煎熬的人，对试图摆脱中共的、富于
理想的青年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贯坚信党的纪律至关重要的邓小平认为刘宾雁的观点是在挑战党的领导，结果，刘宾
雁在 1987 年被开除出党。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并不是一个喜好报复的人。他在 1988 年允许刘宾雁和王若水出
国。同时，邓小平也完全知道邓力群的所作所为让知识分子离心离德的程度，于 1985 年 7 月撤去了邓力群的中宣部部
长一职，取代他的是当时在家乡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朱厚泽。＇1942＇
朱厚泽不能完全控制中宣部，因为那里仍有许多保守派，但是他的任职对于追求更多自由的人来说是一次重大胜
利。熟悉中宣部的干部说，谁当了中宣部部长谁就会变得保守，因为他的职责是维护党的正统思想——但只有朱厚泽是
个例外，他宣布了新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这让希望表达不同意见的党员为之一振。
朱厚泽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都挨过整，但由于他在领导贵州这个落后省份上取得的成就，被选定为有前途的省
级领导人。1978 年中央党校重新开学后他参加了第二届为期一年的培训班，而当时领导中央党校的人正是胡耀邦（朱
在党校的同学之一，是 2002 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朱厚泽到北京上任后，支持思想开放的、有创造性的
著名作家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1943＇邓力群等保守派理论家认为，朱厚泽允许方励之、王若望和王若水等人享有更多自
由，会让事情变得更糟。＇1944＇他们担心这终将导致混乱。朱厚泽的做法让大胆敢言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却让邓力群及
其支持者心灰意冷。
邓小平继续做着一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既要坚持党的纪律，又不彻底疏远知识分子。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
至 23 日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作了比较。＇1945＇他说，通过保
留土地公有制和企业国有制，中国能够「消除资本主义？？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1946＇但是他仍然试图阻止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批判。他说：
「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
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1947＇
准备交接班：1985
1985 年到来之前，邓小平为了解决已经拖延了一段时间的上层交接班问题，提议在 1985 年召开党的第十三次
代表大会，这比规定的时间 1987 年提前了两年。由于其他人强烈反对更改党代会的正常会期，邓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至 23 日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宣布重要的人事退休与潜在接班人的任命。出席会议的共有 992
名干部，规模几乎和党代会一样大。＇1948＇
由于会议没有选举中央委员的正式权力，因此在 9 月 16 日，即代表会议开幕
之前召开了中央四中全会以接受辞职，又在代表会议闭幕后的 9 月 24 日召开五中全会宣布了新的任命。没有人公开讨
论过邓小平的交接班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四个月前的 5 月 10 日胡耀邦接受陆铿——过去的右派、香港半月刊《百姓》
的副主编——采访时，就已经有各种传闻了。
采访刊登出来后，邓小平让乔石转达了他对胡耀邦的不快。他对乔石说，胡耀邦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开明的领
导人。＇1949＇此外，当陆铿问胡耀邦「邓小平为何不在自己身体尚好时就把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你」时，胡耀邦没有断
然否认他想从邓小平手中接过这一可以使他成为第三代领导人的关键职务，而是回答说，邓小平一句话就能解决军队的
问题，我得说五句。＇1950＇
邓小平虽然让胡耀邦知道他正在考虑退休，但他不想让别人催他退休。他要按自己的步调行事。他知道胡耀邦过
于我行我素，不能充分考虑全盘计划的平衡，因此已经失去陈云等保守派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胡耀邦以他的宽容大度
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人心，却把限制知识分子的任务留给别人去做。胡耀邦的对手私下蔑称其为「蟋蟀」——「瘦小，机
灵，总是上窜下跳」。＇1951＇胡耀邦的支持者以为，胡耀邦可能确实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了，只是他
没接受罢了。＇1952＇ 邓小平后来对杨尚昆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这个错误就是看错了胡耀邦。」＇1953＇
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没有明确讨论接班问题，但在很多与会者看来，邓小平当时已经决定让比他年轻 15 岁（而胡
比邓年轻 11 岁）的赵紫阳作为主要候选人。赵紫阳在城市经济改革上成绩斐然，而且他不疏远保守派领导人，具备领
导人的气质。邓小平很少公开表扬哪一个干部，但是他在会议期间接见几位作家时公开表扬了赵紫阳，还特别提到他拥
护四项基本原则。＇1954＇
在代表会议之前的四中全会上，总共有 64 名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老干部宣布退休，约占全部委员的五分
之一，其中包括 9 名政治局委员。这 64 人中有 61 人都过了 67 岁。其中一人是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由于没有提名其
他人取代他，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从 6 人减为 5 人，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有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和赵紫阳。
在选拔新的高级官员时，主要的考虑一是年龄，二是教育程度。由政治局和书记处操办的选拔过程十分慎重，从
1985 年 5 月份开始持续了数月。在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 64 名委员中 76％有大学文凭，平均年龄 50 出头。政治局实
际上以那些老干部的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的追随者取代了他们本人：姚依林与陈云关系密切，胡启立跟胡耀邦关系很
好，田纪云是赵紫阳的人，乔石是彭真的人，李鹏则是邓颖超的养子。＇1955＇
在这些较年轻的新高干中，58 岁的李鹏和 57 岁的胡启立，被视为总理和总书记的潜在人选。水利工程专业出身
的李鹏确实在 1987 年 11 月当上了代总理，后来又成为总理并且一直干到 1998 年 3 月。胡启立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
系，1980 至 1982 年任天津市委书记，后回到北京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会讲英语，眼界开阔。
＇1956＇他于 1951 年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当了五年共青团书记，1977 年清华大学恢复教学后他成为校党委副书记。
在当选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中，还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 1985 年后能够出席政治局会议，只要党认为他们
有前途，不犯大错误，就有望登上更高的职位。
邓小平要求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和其他新领导人学习老干部们建设党、团结国家、至今仍在为
四化努力工作的精神。他要求他们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公私分明，学好马列，研究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1957＇
事实上这些新的领导人成了老干部的学徒，他们会受到培养和考验，以便将来担任更高的职务。
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