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性命难保。拓跋鲜卑也很够朋友，为他再次提供了精良战马和一部分兵力，刘琨就借此守住了并州。在五胡乱华的早期，虽然晋朝已经南渡，刘琨却依旧坚守在北方。偌大的中原，他是唯一留守作战的晋朝将军。
留守敌后的刘琨，主要的战争经历，可以用“屡败屡战”来形容。他本身力量就弱小，比起石勒、刘聪等枭雄来，军事力量差得太远，能够坚守住并州就很不容易了，但刘琨本人性格豪放，一心想着尽快消灭敌人，所以经常主动出击，发动对敌人的进攻。从公元311年到317年，刘琨先后发动了5次对北方石勒和刘聪两大政权的进攻，虽然这5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两大政权的军队，也因此被牢牢牵制在山西地区，刘琨的好友祖逖，也得以从容在河南扩张，一步步北进。在东晋政权的早期，祖逖和刘琨一南一北，持续地发动着对北方敌人的打击。
和祖逖比起来，刘琨的局面显然更难，他深入到敌后，没有大后方，没有支援，只有唯一的盟友奇卢。为了团结鲜卑族，刘琨主动牵线，奏请东晋朝廷册封奇卢，奇卢得到的封号是“代”，他们也因此在北方建立了代国。奇卢的子孙以此为基地，后来迅速发展起来，他们这一支，就是南北朝赫赫有名的北魏。
在北方坚持抗战的同时，刘琨做了一件让他懊悔终生的事。公元313年，当时还是刘聪部下的石勒，假装投靠晋朝，而后发兵攻打同样留守在北方的晋朝将军王俊。王俊此时驻扎在河北冀州地区，和刘琨遥相呼应，但他俩人不和，结果刘琨作壁上观，坐看王俊被石勒消灭。这个王俊，可以说是西晋灭亡的罪人，就是他首先提出了引胡人入中原参加八王之乱，导致了后来北方的动乱。但他和刘琨一样，一直坚守北方，虽然与刘琨不和，但是抗敌的态度却同样坚决。王俊后来兵败被俘，临死前大骂石勒，最后被石勒处死。
王俊的死，让刘琨失去一支臂膀，随着石勒实力日强，刘琨也支持不下去了。公元317年，平定王俊的石勒，转而进攻刘琨，这次刘琨被打得全军覆没，连并州都丢了，他只能去投奔老友奇卢。然而，这时候的拓跋鲜卑，正好发生了内斗，刘琨被诬陷参与了奇卢弟弟的谋反，遭奇卢拘押。虽然最后刘琨的“谋反说”查无实据，但多疑的奇卢，迟迟不肯释放他。就在这个时候，东晋的王家枭雄王敦送来书信，命令奇卢杀掉刘琨。刘琨与王俊不睦，而王俊又和王敦是同宗，正好公报私仇。骑虎难下的奇卢，最终做出了杀掉刘琨的决定。是年，刘琨以及他的侄子被奇卢杀害，西晋灭亡后晋王朝在北方最后一个据点，就此沦陷了。
第八章 东晋桓温，“奸臣”的英雄人生
在现代许多电视剧，特别是言情剧里，某些反面角色，尤其是擅长搞阴谋诡计，大奸大恶，气得观众恨不得冲上去咬几口的奸角，往往都会有这样一句通用的台词：“大丈夫，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第一个说这句俗话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就是东晋时代著名的权臣桓温。
如果不了解历史真相，把这句台词，和说这句台词的人对一下号，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个人是个坏人，至少是一个奸人。在正史记录中，作为东晋王朝少有的枭雄人物，后代史家对桓温的评价，说法各异，有说他匡扶社稷的，也有说他是民族英雄的，但是主流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持忠君观念的大儒们，都众口一词地给他一个评价：奸臣、逆贼。然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人中，许多人都对他推崇有加，特别是著名的明末三先生中以研究史学著称的王夫之和黄宗羲，都给了他至高无上的评价，王夫之说他“英略过人”，黄宗羲则说他“匡扶华夏第一人”，能够得到两位明末清初最杰出思想家的激赏，这个人无疑也是东晋时代的第一流杰出人物。
如果真研究这个人的一生，我们对他的称呼，恐怕还要改一改。无论他忠也好，奸也好，说他是“第一流”，是不对的，他应该是东晋时代中国南方政权的第一杰出人物，在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现之前，基本无人可以和他比肩。
而他一生的忠奸难辨，后世评价各异，说到底，还是因为他的优秀。
【一】
桓温，公元312年出生，祖籍安徽怀远，比起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杰出人物都出身寒门，桓温的家族相当不简单。早在东晋建立前，他所在的家族桓家，就是江南王、桓、虞、谢四大家族之一。这四大家族，是江南名声最显赫、地位最崇高的四个名门望族，在整个三国两晋时期，都是当地的绝对翘楚。出生在这样一个优秀的家族里，桓温人生的起点自然非常高。
桓温不但生得好，他的才能也同样超群。他最早出名，是在他刚满周岁的时候，方式也格外特殊——哭出来的。那一年，当时的名士温桥到桓家做客，听到小桓温正在嚎啕大哭，当场大惊，二话不说，央求桓温的父亲桓彝，非要摸一摸小桓温。摸完了之后赞叹说，你的儿子哭声嘹亮，一听就有英雄气，骨相更奇特，将来一定是成就大业的人。桓家上下听到这个评价，自然高兴异常，因为是温先生说的话。为了能够让这段预言应验，就给他取了一个带“温”字的名字：桓温。
虽然温先生当时说得信誓旦旦，但观桓温父母的成就，小桓温要想超越他的家族，尤其是超越他的父亲，难度还是相当大的。桓温的父亲桓彝，是当时的名将，他曾经做过宣城太守，是守望一方重地的封疆大吏，而且他的官位和声望，不仅靠显赫的家世，更是自己一刀一剑拼出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击退过北方政权的进攻，也镇压过东晋内部的叛乱，多年以来战功赫赫。桓温16岁的时候，发生了东晋历史上著名的“苏俊之乱”，受命镇压叛乱的桓彝，死在了和大将韩晃的战斗中。这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桓彝只有不到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却悲壮拼杀到最后，最终悲壮殉国，其慷慨忠烈，让当时的东晋名士皆为他动容。少年丧父，对桓温来说是一个悲剧，不过他也因此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台阶，事后，为了安抚丧父的桓温，东晋皇室将女儿安康公主嫁给了他，16岁的桓温，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驸马爷。忠臣之子的身份，外加驸马爷的特殊地位，年少的桓温，已然迎来了一条平步青云的康庄大道。当然，桓温父亲的这段忠烈往事，在后来也成为许多人批评桓温的口实，一是因为他后来成为“奸臣”的所作所为，二是因为他做将军后，在战场上，总是缺少一股他父亲决死一搏的胆气。
桓温的发家之路，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匪夷所思，但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东晋选拔官员的主要考评条件，就是他的门第，位高权重的职务，都是要留给那些位高权重的家族的，像桓温所在的桓家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世袭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也因此造成大量草包成为国家的掌舵人，对后来南北朝各个政权的衰弱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桓温所在的时期，还是士族世袭制度的早期，这时候的士族阶层，还属于精英辈出的阶段，桓温，就是其中最闪亮的一个。他政治才能开始冒头，始于23岁那年，他受命担任琅琊内史，这是一个地方官，主要任务就是安置那些从北方逃难到南方的流民们。一般年轻人想要证明自己，主要方法就是埋头工作，低调做人。这时候的桓温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一不低调，二不干活，反而是大摇大摆地耍大牌，明确地对东晋政府说不，拒绝前往就任，可谓是牛到了极点。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放在现代，肯定会遭口诛笔伐，但在当时谁让人家是士族呢？结果，同样是士族出身，且与桓温家世代交好的虞家名士虞翼替桓温说了好话，他向东晋成帝推荐说：“桓温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皇上你不能用看待平常人的眼光看待他，何况他是你的女婿，你应该重用他，如果国家有难的话，他一定能成为拯救灾难、匡扶社稷的人。”对虞翼的这番话，晋成帝也同意了，因此，23岁的桓温，得以担任了当时位高权重的徐州刺史。当时的徐州，正面临北方政权的进攻，军事压力特别大，桓温到来之前，当地防守边将的主要办法，就是紧闭城门，消极防御，结果连农田也荒芜了。桓温到了以后，认为这样做只能越守越穷，采用了以暴制暴的方法。他招募大批当地饱受敌人劫掠的农民，组织精锐军队，每当发生敌人袭扰事件后，就组织军队深入敌后，对敌人进行报复打击，日久天长，原本战火频繁的徐州地区，竟然从此无人敢扰。
那位推荐了桓温的虞翼，从桓温年轻的时候就和他是好朋友，少年时代，桓温即“有大志”，且交友甚广，与当时的许多知名人物都是好友。他们在一起谈论时，经常讨论到北方的国土，每到这个时候，桓温都会格外激动。一次说起西晋灭亡的耻辱，桓温竟然痛哭流涕，悲不能禁。年轻时代的桓温，是个十足的“爱国愤青”兼性情中人。而徐州刺史任上的表现却证明，桓温不但是“愤青”，而且是一个“奋青”。
说到这个曾经举荐桓温的虞翼，对于桓温的早期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人物，比如早年桓温与安康公主成婚，就是虞翼做的媒。虞翼对桓温的推荐，一面来自他和桓温的私交，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士族政治，还处于相对清明的上升期。我们今天想到世袭把持大权的“士族”，往往会把它与“腐朽”、“没落”等字眼联系起来，但是在当时，东晋士族，还保持着勃勃上升的朝气。那一代的士族贵族，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贤士，且道德修养和气度涵养都非常高，后人心向往之的“魏晋风度”，在这时期是一个高峰期。在国家大计方面，士族们更以举荐人才、尊重贤良为荣，这种相对清明的士族政治环境，让桓温可以迅速冒头。桓温在徐州大展拳脚的时候，虞翼过世了，按说一个欣赏自己的人去世，对桓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个人的死，再次给了桓温机会。虞翼生前担任的职务，是荆州刺史，这个职务在当时位高权重，既占有物产丰富的荆州地区，又要担负抗击北方政权入侵、保卫国家的责任，可以说是当时东晋的“最牛刺史”。最牛的官，自然要找最牛的人来担任，按照东晋时代士族的规矩，上一代官员去世了，下一个继承人，直接从他家族的子孙里选择直系亲属，主要是儿子来继承。当时晋安帝意图让虞翼的儿子虞爱之接任，然而众多士族大臣却极力反对。比如当时担任中书监的何充，就连续7次向晋安帝上奏，认为如果仅仅为了遵循家族继承的法则，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担任这样重大的职责，这不仅是对他本人不负责，更是拿国家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最后在众多士族贵族的坚持下，在徐州任上颇有建树的桓温，正式被任命为荆州刺史，这个官职非同小可，全称是“安西将军，都督荆雍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桓温，已经不再是个简单的地方官，而是总领了东晋最重要的边镇荆州的民事、司法、军务等所有大权。如此重大的职务，却通过这样简单方式得到了。这时期的东晋士族，在政治氛围上，确实也可见其清明向上。
【二】
桓温担任荆州刺史的时间，是公元346年，这一年的他34岁，正是一个政治家风华正茂的时代，他继续自己的“奋青”之路。在他到任之前，任何一任荆州地方官，主要的施政方略，大多都是围绕怎样加强荆州的防务，桓温到任后，立刻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主动进攻。桓温认为，当时东晋的北面，是羯族枭雄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这个政权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属于最强，东晋的东面，是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这时候偏安东南的东晋政权，在它的正北面和正西面，都面临着强敌，一旦对方联合攻击，腹背受敌的东晋，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无论怎样加强防御，都无法长期持久。对比后来的南宋政权就知道了，南宋晚期，对于防御蒙古军入侵不可谓不努力，铁壁坚城的钓鱼城，甚至创造了击毙蒙古可汗的战功，而血肉铸就的荆襄防线，更让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当南宋西面的大理被攻克后，腹背受敌的南宋，立刻全线崩溃。东晋当时的边防形势，和南宋差不多，甚至可以说更糟糕，因为东晋在人口、兵源，还有最关键的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后来的南宋。这个危险的战略漏洞，被到任荆州的桓温一眼发现了。
桓温不但发现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北面的石勒和西面的成汉，东晋至少要解决掉其中一个。桓温的主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