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统后的“和平”局面，在这场动荡中已经荡然无存。
正当几个王爷打得筋疲力尽的时候，一直在山东观望的东海王司马越也介入了进来，公元303年七月，司马越借口得到晋惠帝密诏，带兵入京讨贼。司马越一直是东海的都督，整个山东地区的军队都归他掌控，实力在诸侯王中最强。他看到自己夺权的机会来了，遂参与了进来，但这次他出师不利，在汤阴被司马颖击败，伤亡惨重，恼火的司马越随即做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向北方的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借兵，帮助自己打仗。这个决定等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从此开始，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中原内战中，并最终反客为主，占领了北方汉地。
这时候司马越是不管不顾的，他只想夺权，公元303年八月，司马越的盟友，幽州刺史王俊带着鲜卑兵打进了邺城，司马颖吓得挟持晋惠帝逃到洛阳。是年六月，司马越取得了最后胜利，迎回了晋惠帝，随后把他毒死，立了皇太弟司马炽为帝，这就是西晋历史上的晋怀帝。
【四】
参加八王之乱的这些王爷们，最后或许做梦都想不到，他们忙活一场，最后只是替别人做了嫁裳。
在16年的八王之乱里，战争波及到了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北方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大城市几乎被毁。在当时中原的各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尸体，仅公元303年的河南省，平民死亡就有10多万人，而且参战的士兵们，也大肆抢掠。比如王俊攻克邺城之后，一次性就抢走了2万多妇女，大肆奸淫后嫌带着累赘，竟然把她们都扔进了易水中淹死，滔滔易水之上，飘荡的全是浮尸。另一个大将张方，在征战中缺少粮食，竟然杀掠人口吃人肉，可谓残暴到极点。在八王之乱的晚期，中国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蝗虫灾害，导致大片土地受灾。种种矛盾在漫长的战乱中终于爆发了，中原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内迁中原的各少数民族部落也趁机起事，尤其是受到过西晋册封的匈奴人，以及作为奴隶迁入中原的羯族人。西晋的政权，此时到了灭亡的边缘。公元304年，匈奴大单于刘渊在山西起兵，自称国号为“汉”，随后大举攻略汉地，原本强大的西晋军队，早就在漫长的内耗中被消耗殆尽，根本没有能力抗击。公元311年，匈奴“汉”政权攻克了西晋的首都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公元316年，匈奴“汉”政权又攻克长安，将晋怀帝被俘虏后即位的晋愍帝也抓走了。这一下子就是连锁反应，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起事，这段时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追根究底，还是西晋时代的阶级矛盾所导致。
从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是中国北方一段痛苦的灾难期。北方人口大量死亡，原本骄奢淫逸的世家大族纷纷逃命，他们逃命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向西，进入河西走廊地区，在当地西凉政权的庇护下安居，河西走廊的经济因此发展起来；另一条，就是跟随东晋皇室南迁，定都建康。东晋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五胡十六国时代南北对峙的开始，对中国历史来说，是中国经济逐渐南移的开始。这对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是，对于当时的南北百姓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而且是由西晋政权自己造成，又自己吞咽苦果的灾难。
第七章 东晋早期的“北伐双璧”
西晋的灭亡，是中国封建史上一件堪称奇耻大辱的事，无意之中，也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第一次”：西晋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个灭亡在异族之手的大一统国家政权；西晋末代晋怀帝和晋愍帝，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第一个和第二个被异族政权俘虏的中国皇帝。这样的第一次，对那个时代晋王朝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奇耻大辱。
西晋灭亡后的中国北方，内迁的各个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虽然他们打出了各种国号，但客观上说，这时候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还处于从游牧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转化的阶段，对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汉地来说，他们主要的角色还是破坏者。事实也确实如此，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后，北方的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长江以北原本繁华无比的中原地区，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是一场由西晋政权内耗引发的，却由整个中国北方各民族百姓来承受的灾难。
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东晋政权迁移到了南方，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当时迁到南方的东晋权贵们，无论是身为皇帝的司马睿，还是那些如丧家犬的世家大族们，回想着这灾难的一切，自然是悲从心头起。一次在一个叫新亭的地方，东晋的君臣眼望北方，想起西晋灭亡前北方和平的时光和当年的繁华，一个个不禁潸然泪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新亭对泣”事件。然而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晋朝的危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南迁而缓解。长江虽可以暂时保证晋朝的安全，但这个时期，北方的战乱在继续，大量的百姓南逃在继续，没有人知道，未来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难道是南方继续沦陷，百姓继续遭到屠杀？没有人愿意这样，而且，在遭受亡国之耻的东晋人心中，也都有一个简单而共同的梦想：收复北方，光复河山。这不仅是东晋巩固政权统治，整合难民的口号，也是当时东晋老百姓们的愿望。这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次面临半壁江山沦陷的局面。
然而，也正是这么多的“第一次”，激发了中华民族最珍贵的风骨：坚忍。众所周知，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坚忍的民族，在每一次灾难威胁面前，都会有勇敢的人挺身而出，带领这个民族走出阴霾。在西晋灭亡，东晋建国的公元316年前后，当时在江南苦苦支撑的东晋王朝政权，确实到了一个“最危险的时候”。北方各政权持续南进，南方东晋王朝立足未稳，局面危急，北方的百姓正遭到战争的肆虐和野蛮的屠杀，呻吟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如果只知道在新亭边上哭，晋朝的亡国，或许是很快就会发生的。
东晋最终渡过了这个最危险的时期，主流的说法是因为江南地区世家大族王家的支持，帮助东晋司马睿政权稳固了统治。但是，就在那些脑满肠肥的士族阶层还在相互观望，寻求这个非常时期最大利益时，却另有一些纯粹而勇敢的人，坚决地站了出来，召集起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军民们，向着战火连天的北方，肆虐中原的“五胡”敌人们，举起了复仇的马刀。当大批难民南逃避难，成为这个时期“主流情景”的时候，他们却逆流而上，虽然明知不敌，虽然强敌在北，却以一颗慷慨忠义之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战至流血凝肘而不退，只为一个那时代所有挣扎在战争铁蹄下的人们一个共同的愿望：收复国土，光复山河。
事实上，正是因为在这个时代里，有这样一群人存在，早期立足不稳的东晋政权，才最终能够顶住北方敌人的进犯，稳定自己的统治，并且成为万千沦陷区军民心中的希望。这些以弱小的力量，挺身而出抗击侵略的民族英雄们，虽然大多数都遭到了失败的命运，但是他们的奋斗与牺牲，即使经过千百年岁月的跌宕，也足够在今人心中，继续激荡起壮阔的波澜。
这其中最杰出的两个人，是祖逖与刘琨。
【一】
在东晋立国的早期，祖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重要的程度超乎想象，他没有崇高的官位，却是整个东晋政权得以稳定发展的关键人物。因为那时，经历无数次战火逃生的人们，正纷纷奔往南方的时候，他却掉头向北，望着沦陷的山河青锋出鞘，发出一声当时东晋政权已经集体失语的呐喊：北伐。
祖逖，生于西晋时代的公元265年，河北涞水县人，他的出身也不差，家族世代都是两千石的高官。他的父亲祖武做过上谷的太守，可以说，他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军人世家。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身上自然带有汉族武人慷慨好义的性格，年轻时候的祖逖就是如此。他年轻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练武，并且经常拿着钱财周济乡里，性格也豁然大度，属于当地非常有名望的世家子弟。但和类似家庭里的“富二代”不同，祖逖从小就极其刻苦，不但精心研究兵法，更勤练武艺，有关他年轻时期一段最著名的典故就是“闻鸡起舞”。公元289年，24岁的祖逖，结识了同样是世家军人家庭出身，游历到此的刘琨，两个性格直爽的铁汉一见如故，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之后的许多时日里，他们同榻而眠，纵谈时事。这个时期，还是西晋的繁荣期，但是危机已经到来，当时的河北地区，已经“豪杰并起”。所谓的“豪杰”，大部分都是山贼草寇，也包括许多进入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西晋王朝繁荣的外表下，已经隐隐汹涌着暴乱的暗流。这种情况，自然让两个年轻人忧心忡忡，终于有一天，祖逖提议，以后每天早晨，只要鸡叫了，就要起床练武，从此之后，两个年轻人结伴练武，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最充满磨练的一段时光。也有说法是，当时的两个人，同在当地司州处做主薄，属于工作上的同事。但无论哪种说法成立，两位后来魏晋南北朝早期最杰出的民族英雄，就是因为相同的对国家前途的忧心走到了一起，并且一道经历了年轻时代的成长磨练。
祖逖命运的改变，发生在漫长的八王之乱中。这场持续在中国北方的战乱，消耗掉了强大的西晋帝国大部分的兵力，西晋政权对于全国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外加常年战争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就像两个年轻人当年所担忧的那样，动乱很快发生了。祖逖的家乡河北，主要活动着羯族人石勒的羌族武装，以及当地鲜卑等部落势力，很快河北地区就陷入了大规模战争之中。在这场战争里，作为正统的西晋政权，他们在北方的首都洛阳，于公元311年沦陷，后来建立的首都长安，于公元316年沦陷，匈奴人建立的“汉”政权，将西晋彻底灭亡。与之同时发生的，就是战乱中大批北方汉人的南逃，以祖逖的家乡为例，当时的涞水地区，按照史书记载，大约有十分之七的百姓向南方逃亡，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死在了逃难的路上。祖逖也在这群难民之中，他率领亲族乡党几百人一路南下，历尽千辛万苦。这一段的逃亡路，让祖逖锤炼多年的军事才华，有了试验的机会，他作为家族的领头人，一路负责断后。从河北到江南的沿途，经常会遇到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游牧骑兵，但凡见到逃难的汉人，不但格杀勿论，财物也被席卷一空。在这次逃亡旅途上，祖逖带着家族里的300多个青年，多次保护家族中的老幼妇孺逃难，与敌人浴血奋战。等他们这一支难民队伍抵达南方时，祖逖率领的断后青年们，只剩下30多人。当时大部分的汉人南迁，就是这样的悲壮。
逃到江南之后，祖逖因为一路上的英勇表现，得到了难民们的拥戴，因为他不只保护了自己的家人，还多次挺身而出，解救了许多逃难的百姓。一路之上，他也经常开动脑筋，缴获敌人的马匹，比如在路过山东的时候，面对追击的敌人骑兵，他故意将对手引进山中，用弓弩射杀，截获了他们的马匹为自己所用。因为这些，他被当地的难民推举为“行主”，一番辗转，他们最后到达了江苏镇江，并在当地定居。
祖逖到达镇江的时候，是公元317年，当时东晋司马睿政权已经称帝开国。祖逖的英雄事迹，在当时被人们广为传颂，这样的人才，正是东晋开国早期最需要的。在拜见了司马睿之后，祖逖被封为徐州刺史。得到任命的祖逖，给司马睿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北伐。但这却是当时司马睿不能接受的，第一，当时的东南地区，东晋的统治并不稳固，好多当地士族对东晋政权持观望态度；第二，司马睿本人也不是一个有进取心的人。比较著名的一个典故是，司马睿有一次问他的儿子，是北方远还是太阳远，儿子回答说，是北方远。司马睿问为什么，儿子说，因为我们看得见太阳，却看不见北方。司马睿听了很高兴，夸奖儿子聪明。也就是说，司马睿本人的愿望，只是要偏安东晋，至于光复河山，他不会想太多。
祖逖虽然看不到北方山河，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北方山河，当时居住在京口地区的，主要是南下的北方难民，中国人从古到今的一大特点，就是恋家。离乡背井，永远是不得已的选择，所以，收复河山，重回家园，是每一个难民心中的愿望。而对于祖逖来说，他是军人家庭出身，从小就有匡扶社稷的愿望，北方山河的沦陷，对一个军人来说，自然是奇耻大辱，所以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