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却有一个当时春秋最强的良臣团队。
但在早年流亡的时候，这些似乎都没意义，偏偏重耳又成了一个大家都不待见的人。晋国内乱中，重耳的兄弟夷吾得以登基，他害怕重耳回国与他争夺国君位，就派人到狄国行刺他。行刺不成，又通过外交手段向狄国施加压力，要求狄国交出重耳，眼见着狄国待不下去了，重耳只得继续流亡之路。这时候的重耳，虽然是王子，却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了。一路的颠沛流离，辛苦自不必说，连路边的农民也不待见他，有一次向农夫祈求食物时，甚至被农夫扔泥巴来嘲弄。但重耳很会自嘲，反而说泥巴是土地，高高兴兴地收下了。这个简单的小事，却凸显出重耳一大关键素质，这是一个什么罪都能受的人。这样的人，通常都是了不起的。
什么罪都能受的重耳，在受了很多罪之后，终于来到了齐国，想请求彼时是霸主的齐桓公为他主持公道。但这时候的齐桓公，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身体每况愈下不说，更不复当年的壮志满怀。但他对重耳还是很够意思的，赐予了重耳房屋、车马，给了他富足的生活，意图把他在齐国养起来。重耳的生活也就这样暂时安顿下来了。但好景不长，才过了两年，齐桓公就过世了，之后齐国发生动乱，几个王子相互攻杀，和晋国的动乱如出一辙。此时的重耳，已经娶了齐女姜氏为妻，齐国的动乱也暂时伤及不到他。受了这么多罪以后，他真想享两天清福了。但关键时刻，还是他的臣子们有主意。狐炎、赵衰等人密谋要把重耳带走，更得到了重耳妻子姜氏的支持。结果，重耳被妻子灌醉后，被狐炎他们装进了马车里，秘密运出了齐国。醒来后发现上当的重耳，也只能无可奈何。恢复王位的志向，在臣子们心中尚且如此坚定，自己还有什么说的，继续受罪吧！
之后重耳一行人，流亡于曹国、宋国等国家，然后又受了很多罪，比如曹国的国君，是个势利小人，见重耳是个落难公子，连国境都不让他进。宋襄公倒是个厚道人，但那时候的宋襄公，在中原争霸失败，自己也受了伤，虽然热情接待了重耳，但根本无力帮助他复国。宋襄公虽然在争霸之中，因为愚蠢的军事指挥遭到后人的嘲笑，他看人的眼光却是很准的，在他临终之前就曾嘱咐儿子：“晋国的公子重耳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以后如果遇到了事情，找他准没有错。”事情也很快在城濮之战中，被他言中。
在一路的流亡，经过了无数的青眼冷眼之后，重耳来到了楚国。这时候的楚国，正是楚成王在位时期，对重耳的到来，楚成王很热情，以国君的隆重礼节接待他们。当然这“热情”背后也是打着算盘的，一直企图北上争霸的楚国，此时在外交上还处于孤立阶段，被中原诸侯看做蛮夷，要插手中原事务，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可靠的盟友，当然傀儡就更好不过了。所以楚成王有一次开玩笑问重耳，我对你这么好，你将来怎么回报我？重耳的回答是：“假如我们两国交战，我愿意退兵九十里，作为对您的报答。”这话不卑不亢，却难掩这位落难王子的雄心壮志。虽然落魄，虽然穷困潦倒，但是在他的心中，依然时刻怀着一个伟大的梦想，不是恢复王位，而是称霸诸侯。
虽然楚成王对此并没有在意，但是这段对话确实差点改变了重耳的人生。以楚成王原先的打算，是想武力帮助重耳复国，但经过几番交谈，他发现这位落魄王子并非池中物，将来一旦成为国君，势必成为楚国大敌。但要就此除掉他，以此时楚国希望改变形象的国策看，又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怎么处理这个王子，对于此时的楚成王来说是个难题，除了每天热情招待外，似乎也没有好办法。但这时候另一个国家——秦国的介入，却让他有了顺水推舟的理由。
在当时，秦国和楚国一样，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但在和中原诸国的联系上，秦国此时比楚国走得更远。重耳之前，秦穆公就曾多次插手晋国的事务，导演晋国内部的动乱，企图借此进入中原。但在他的帮助下上位的晋国国君，都是上位之后立刻翻脸不认人，但这步棋既然走了，就要走到底。上一个不听话，就再立一个，这时候晋国有资格继承国君位的宗亲，死的死跑的跑，也就剩下重耳一个，好赖就是他了。
公元前636年，秦穆公派使者到楚国，接重耳回国，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耳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祖国，这时候的他，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后来，他成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和所有争霸的明君一样，争霸的第一步就是要改革内政，晋文公也同样如此。他的父亲晋献公，给他留下了比较丰厚的遗产，晋献公在位时期，通过对宗室残暴的打压，外加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央集权已经大大增强。而后重耳流亡列国，对诸侯各国的政治制度都耳濡目染。特别是在齐国生活的两年，让他深切了解了齐国称霸的原因，在成为国君后，他也有样学样。晋文公的政策，比较著名的有三条：一是仿照齐国，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设立三军，建立国君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二是封赏当年跟随他流亡的诸位近臣们，确立他们在晋国世代为臣的世袭地位，并给予庄田和特权；三则是效仿楚国，奖励垦荒，鼓励百姓往晋北地区迁移。扩大耕地面积。这三条对晋国乃至中国后来的命运影响都很深远，晋国鼓励百姓垦荒的地区，主要就是今天的山西北部地区，当地原先是以游牧民族为主，此时开始了游牧民族和华夏族的融合。封赏大臣，给予世袭的权力，既使当时的晋国拥有了一个精英团队，成了后来逐鹿霸主地位的重要本钱，却也造成了晋国士大夫权力的日益尾大不掉，晋国王室权威的日益衰落，其实与此有关。
【二】
和当年的齐桓公一样，晋文公争霸的主要对手还是楚国，一个比当年齐桓公时代更加强大的楚国。
晋文公重耳归国，是在公元前636年，他和楚国摊牌争霸，是在公元前632年，客观上说，他着急了些。
这时候晋国和楚国实力的差距、对比是明显的，楚国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已成当时的第一强国，特别在齐国示威之后，楚国俨然呈现出独大之势，经过数年苦心经营的楚成王，也就再动了逐鹿中原之心。晋文公归国后的这些年，楚国一直没有停止动兵，汉水流域的许多姬姓小国，已经陆续被楚国平灭。原本是中原屏障的陈蔡两国，也和楚国结成了军事联盟。本想争夺霸主的宋襄公，也被楚国打得大败，鲁、卫、曹等国，也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向楚国表达了归附之意。这时期北方诸国中，唯一有能力对抗楚国的，只有晋国，当然，力量还远远不够。
在和楚国对抗之前，晋文公也做了另一件事——安定周天子。比起楚国直接和周王室撕破脸的做法，晋文公则接过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大旗。这时期正好狄国进犯中原，把周王室的都城洛邑都打了下来，列国诸侯有慰问天子的，有怒斥蛮夷入侵的，可就没有出头发兵的。关键时刻，晋文公仗义施出援手，派兵打走了狄国人。这场战斗比较简单，意义却非同一般。晋文公通过此举，已经正式继承了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地位，俨然以诸侯国盟主的身份出现。当然这个盟主，还要经历一个考验——楚国的考验。
晋文公之所以如此火速出手，一面是因为局势逼人，这时候的楚国，已经俨然摆出了全面进兵中原的架势，如果任其在黄河流域日益扩张，整个中原很可能都要并入楚国之手，到时候势单力孤的晋国自然无法自保。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此时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归国的时候63岁，放在今天都要退休回家抱孙子了，而他的人生却刚刚开始，春秋时代人寿命不长，70岁就算是高寿了，晋文公等不得，也等不起了。所以不管条件是否充足，必须要动手了。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和楚国终于“摊牌”了，事件的导火索，是楚国联合陈蔡郑许四国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事实正如宋襄公临终前所料，遇到事情找重耳准没错。虽然晋国的许多大臣反对轻率动兵，但晋文公依然决定出兵，和楚国决战。出兵的决定果断，行动却不是盲目的，在自身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晋文公做了一切努力，先是派人出使齐国和秦国，争取这两大国的支持，多年流亡积攒下来的人脉关系，这时候终于派上了用场，齐秦两国最终同意派兵助战。与此同时，晋文公又打出了“拱卫周天子”的旗号，大肆渲染楚国冒犯周天子，争取到了道义上的支持。但此时军事上的局面，却对晋国非常不利，楚国的中军逼近宋国，右路军已经占领了齐国故丞相管仲的封地，对南下的晋军，已经形成了全面夹击之势。
不利局面下，晋文公决定吃柿子挑软的捏，楚国这次声势浩大不假，但要命的问题就是盟友太多，陈蔡曹等国都是被迫依附楚国的，战斗力本来就不强。晋文公的第一个下手对象，就是给楚国充当急先锋的曹国，曹国这下可遭了当年怠慢晋文公的报应，被打得稀里哗啦。接着卫国也兵败如山倒，两小国很快就被晋文公平定。楚国闻讯后大怒，虽然楚成王严令楚国撤军，不要与晋文公冲突，但是前线主将，楚国名将成得臣依然率军冒进，重耳遵循了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故意节节退让，一直到城濮地区才停下来，楚国不依不饶，一心想彻底打垮晋军，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
从双方当时的军力对比看，楚国还是有本钱的，成得臣虽然摆脱了楚国两翼，单独率军冒进，但他此时的兵力，仅战车就有1400多辆。晋国方面就寒碜多了，为了这次战斗，晋文公动了血本，出动了国内最精锐的三军，外加齐秦两国的军队，总数加起来，也不过战车700辆。这就好比现代战争下，如果你的坦克比人家少一半，平原战争基本是没法打的。
所以楚将成得臣信心很足，以此时楚国的精锐部队，绝对的兵力优势，如果能够一举击败晋国，那么整个中原地区就会成为楚国的囊中之物。公元前632年初夏，战斗正式打响了，楚国率先发动了进攻，企图凭借优势兵力吃掉晋军，然而事与愿违，在攻击受挫后，晋军迅速发动了反攻，700多辆战车，把战马蒙上虎皮，向楚军发起了反扑，楚国的军阵登时大溃，楚军争相逃命，一路遭到晋军追杀，这场楚军绝对优势的战役，却演化成楚军绝对劣势的溃败。1400辆楚国战车几乎全部报废，不是被打烂，就是成了晋军的战利品，战败的成得臣无颜见楚成王，干脆自杀谢罪。晋文公的霸业，经此一战而成。
说起这一战成败的原因，主流说法是，楚国骄傲轻敌，晋国采取了正确的对策，一面孤立分化瓦解楚军，一面以逸待劳，诱敌深入，最终反戈一击。但决定成败的最关键因素却是，这时候的楚军，已经孤军深入到了城濮地带，远离大后方，楚将成得臣更招来了楚成王的不满，不管胜败，回去都是不好交代的。而孤军深入的楚军，经过多日的追击，物资供应早就不畅，而部队疲劳更严重，已经是人困马乏的强弩之末。在楚国人的绝对优势下，晋文公隐忍而后发，最终给了楚国人绝地反击的致命一杀。
城濮之战的意义，主流的说法是，成就了晋国的霸业，而更重要的意义，却是它使楚国人的北进脚步暂时终止。在城濮之战之前，楚国已然形成了对中原诸侯的绝对优势，如果这时候无人能出头阻挡楚国，他甚至可以一鼓作气，彻底兼并整个中原王朝，恐怕周王室的提前覆灭，也要提前几百年了。城濮之战后，楚国虽然元气大伤，但实力犹存，晋国虽然奠定霸业，却也无法乘胜追击，双方就这样形成了南北的均势。在整个春秋时代里，楚国与中原诸侯的南北对峙，其实是一个恒久不变的战略平衡。
【三】
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只维持了5年，公元前631年他就与世长辞了，但与齐桓公过世后齐国衰弱不同的是，晋国在中原的强势地位，却依然在延续。这其中问题的关键，一是晋国的中央集权改革更加彻底，形成了明确的国君传承制度，以大臣辅助国君，确保了政权交接的稳定。另一点就是晋国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着与北方蛮族的战斗，军队时刻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和作战精神，这一点和地处东部，国内承平日久的齐国，是截然相反的。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严格的军事管理以及训练制度，一个国家的军队，会因和平生活的延续，战斗力出现退化状态。春秋时代的三大军事强国——晋国、楚国、秦国，都是因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才保持了他们军事力量的持久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