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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佗果然见好就收了，借着西汉帝国的和平态度，赵佗顺水推舟取消了帝号，而且这次双方的关系更加明晰：南越国必须在每年春秋两季派使者朝见汉朝皇帝，并且以异姓诸侯国身份接受汉朝皇帝的诏令。在之后终赵佗一生，双方都遵守了这个约定。
在重归西汉版图之后，赵佗把人生最后的精力，都放到开发岭南大地上，他继续加强与西汉王朝的贸易往来，引进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岭南鼓励开荒。尤其重要的是，他实行奖励生育和鼓励汉越两族通婚的政策，消除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融合，使蛮荒的广东、广西地区继续高速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广东大地已经出现了“阡陌纵横，民居安乐”的局面。公元前137年，97岁的赵佗溘然长逝，这位对岭南大地开发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至今在南中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广东、广西等地都保留着纪念他的祠堂。甚至1000多年后的越南陈氏王朝，也追认他为“开天体道圣武神哲皇帝”。
而对于西汉帝国来说，汉高祖、汉文帝两代与南越国的和战，对于整个西汉帝国的对外政策也有深远影响。汉帝国消弭了帝国南部版图的潜在威胁，巩固了对于岭南大地的主权与统治，从此，汉帝国可以腾出手来，全力解决帝国面临的两大问题：匈奴入侵与诸侯尾大不掉。
第十章 卫霍如何败匈奴
要问西汉历史上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的知名度最高，恐怕当属公元前133年开始的西汉王朝反击匈奴的战争。从马邑山诱敌战的失败，再到收河套、平河西、战漠北、通西域，匈奴越战越弱，汉军越战越强，最终一雪白登之耻，打出了大汉民族的辉煌武功，使华夏文明第一次跨过长城的界限，从此远播四方。影响世界的“汉文化圈”，中华民族“天朝上国”的地位，皆是自此开始。其卧薪尝胆之艰辛，浴血奋战之曲折动荡，结局之荡气回肠，令无数后人今天依旧津津乐道。诸多将星的名号，今日依然流光溢彩。
“知名度”高，话题当然也就多，比如西汉的抗匈名将问题，自古以来“武无第二”，关于谁的战功最辉煌，能力最强，千载之下一直众说纷纭。说到诸位名将的“知名度”，恐怕最高的不是屡立战功的卫青、霍去病，相反却是一生难封侯的老将李广。李广在世的时候，绰号就叫飞将军，是匈奴人敬畏的战神。其过世之后，司马迁写《史记》时，以极其动容的笔触描写其扼腕的命运，千载之下一直引人同情，甚至唐朝大诗人王维也挥毫写下“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难封缘数奇”的感叹。一直到今天，关于李广是不是西汉抗匈第一名将的说法，一直是互联网上讨论的话题。相当多的观点认为，在当时西汉诸将中，卫青不过是沾了他是汉武帝小舅子的光，霍去病也只是沾了他是卫青外甥的光，至于军事才能，二人不过是中上之资，所谓战功，更多的是运气，真正最强悍的将领，唯属李广。
而真正审视西汉反击匈奴的全过程，我们却不得不得出结论：世人的同情固然值得尊重，但真正的战争，结局却是冷冰冰的。在当时汉匈双方军事条件下，有能力打胜仗的将领很多，但真正有能力领导汉军扭转战局，完成反击匈奴大业的人，却只有卫青、霍去病舅甥，在那一代的军将中，他们的身份无与伦比，作用更无可替代。在这一条上，司马迁个人的感情色彩，王维的悲伤感叹，虽可引起共鸣，但在军事上是不靠谱的。
且去看看，西汉打匈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一】
要了解卫青、霍去病舅甥的重要性，首先需要正视一个问题，在汉武帝发动对匈奴反击之前，汉朝为什么打不过匈奴？
西汉打不过匈奴的原因，前面的章节说了很多，但关键一点，这是两种经济形态的战争，即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战争。以“生产力论”的观点看，农耕民族是先进的，游牧民族是落后的，但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素质上，游牧民族，却远远比农耕民族先进。因为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战争是副业，是自卫的手段，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战争是主业，是生存的手段。对于匈奴民族来讲，对汉帝国的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生存。
汉匈之间在西汉立国早期选择和亲，并不仅仅因为匈奴单于贪图汉朝的财物，也不是靠了冒顿单于老婆的忽悠。白登山一战给匈奴方面的最大启示就是：匈奴在野战里对汉朝具有机动性的优势，但是在攻坚战中却是绝对的劣势，这时期的匈奴，重创汉王朝军队容易，占领汉地却不可能。因此采取持续的骚扰政策，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才是匈奴对汉政策的上策。而对于汉帝国来说，汉朝的步兵与战车，在野战中对付匈奴人的机动骑兵是无能为力的，打打不过，追追不上。唯一能做的，只有据城防御，但是千里边境，匈奴骑兵来去如风，汉朝防守顾此失彼，根本就是疲于奔命。所以忍下一口气，换取一个暂时的和平环境，也就是仅有的选择。“和亲”政策的提出和延续，正是汉匈两民族彼此强弱点相抵消的结果。因此，在西汉立国的早期，汉匈双方虽然经常发生摩擦，却依然能够维护表面的和平，表面的和平下，是实力均衡的天平。
所以对于即位的汉武帝来说，选择反击匈奴是一种必然。此时汉王朝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实力已经日益强大，情感上自然不能再接受这种屈辱地位。更重要的原因是，匈奴的存在，已经成为汉帝国发展的一大瓶颈。仅仅靠送女人与钱粮换取的和平，基础注定是脆弱的。长此以往，只能是养肥了敌人，最终换来自己的灭顶之灾。而汉帝国边境的边患，也随着“和亲”的延续，有愈演愈烈之势。匈奴人的胃口越来越大，边境的消极防守如果继续，也只能是更加被动挨打，军事上日益被动，且整个民族会随着求和政策的延续，斗志日益消弭，苟且偷安，最终落得忘战必亡的结局。反击匈奴，会把帝国拖入长期的战争，造成人员经济的巨大损失，但是苟且偷安的下场，相信后人从南北宋的命运上，也早已看到。
于是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之时，不管即位的是谁，反击匈奴已成为任何一个帝王在这时期都必须做出的决定。长痛不如短痛，以汉武帝时期积累下的充足物质力量，强大的军队，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已经水到渠成。
但要反击，就要打破这个双方实力的平衡，关键一点是，军队要打赢，就必须要打破双方军力优劣上的先天差距——骑兵。没有高机动，具有卓越远程奔袭能力的骑兵部队，不能在大规模的野战里重创匈奴人，这场全面战争，只能以汉朝不断遭到惨败而告结束。
汉武帝起初想着毕其功于一役，利用马邑设伏来解决匈奴人，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汉朝骑兵的真正野战能力，当时大多数的政治家乃至军人都没有信心。可是马邑伏击战注定是失败的，情报泄露是一个意外，可几十万人的军事行动，本身就很难保守秘密。而马邑伏击战的发生，导致汉匈双方从此真正地撕破了脸。此战之后，逃过一劫的匈奴军臣单于，随即发动了对汉朝边境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从汉朝东边的上谷、渔阳、右北平，到西部的渔阳、雁门、河西，皆是战火连天。与文景时代不同的是，这时期的匈奴人，采取的是大规模屠杀和劫掠的政策，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对汉朝边民展开残酷地报复，企图以此来震慑汉朝，逼迫汉朝重新恢复和亲政策。但匈奴人不知道的是，此时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决心已下，而匈奴人随后的报复，让汉朝军民几十年和亲屈辱累积下的愤怒，终于如火山一样喷发了。
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早期，汉军的表现只有一个字——惨。
惨是有原因的，多年以来，汉朝采取的是依托长城进行防御，敌人到来进行抵抗，敌人退却后也不敢深入追击的作战方略。毕竟草原地形复杂，汉军不具备大规模奔袭能力，所以匈奴人也就认准了这一点，利用匈奴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打游击战。汉朝的边境坚城虽然能够对匈奴人造成杀伤，但是在局部战争中，匈奴人往往能够通过机动性集中优势兵力，攻破汉朝防线的弱点。这时期对匈奴人战绩最好的，是“飞将军”李广，从文景时代对匈奴小规模战争里成长起来的他，手里有一支足够与匈奴骑兵抗衡的骑兵部队，可以通过以机动对机动的方法，击退匈奴的入侵。其他几位就比较惨了，比如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的韩安国，奉命驻守河北地区，被匈奴人攻破渔阳，仅依托右北平苦苦支撑。从公元前134年马邑诱敌战失败，到公元前129年，这6年时间，是汉匈战争里汉朝最惨的6年。匈奴几十万骑兵部队在汉朝边境声东击西，纵横驰骋，焚毁杀掠城池无数，掳掠人口数万，汉朝北方边境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汉军伤亡也极其惨重。仅以军事主官论，辽西一地两任太守相继阵亡，雁门两任太守殉国，主将伤亡如此，军队伤亡更不必说。这5年的固定剧本，就是匈奴人袭扰、破城，汉军赶来迎战，匈奴人跑，汉军撤回，匈奴人又杀过来。偌大的汉帝国，在几千里漫长的北部边境上，被匈奴人牵着鼻子走，打得气喘吁吁，败绩连连。
直到公元前129年的这一战，汉匈战争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战，不是胜利，而是一场空前的惨败。
这一年的秋天，匈奴集中近10万骑兵，对汉朝边境改为重点打击，打击的对象，就是北部的重镇上谷郡。匈奴一如既往地连战连捷，杀掠无数，汉朝一如既往地顾此失彼，丢城失地。此时的汉武帝刘彻，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再是被动地派兵救援，而是派重兵以攻对攻，杀入匈奴境内进行反击。这是汉朝建国历史上，乃至中原王朝历史上，中原军队第一次深入草原，进行长途奔袭。即使是当年横扫六国的秦军，都不曾有这样的胆气。
仅仅有胆气是远远不够的，汉武帝这次动用了四路大军，分别是李广、公孙贺、公孙敖、卫青。前3个都是多年以来对匈奴战功卓著的名将，唯独卫青是个菜鸟，沾了韩安国告病的光，补了他的缺。而他也是4个将军中公认“被鄙视的”：他是靠了姐姐卫子夫得宠才飞黄腾达的，原本的身份就是个骑奴，很明显是4大将军里凑数的。战斗开打后，汉军的表现还是惨，尤其是3位名将，李广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被匈奴人以3倍兵力合围，一万骑兵全军覆没，其本人也惨遭俘虏，被俘路上夺马逃回。公孙敖在代郡遇到了与自己兵力大致相等的匈奴军，一番硬碰硬地厮杀，被匈奴人一口气消灭了7000多人，还好跑得快，总算避免了全军覆没的下场。公孙贺部更是胆小鬼，率军在边境上吆喝了几声，一枪没放就返回原地，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为惨败的汉军挽回面子的，却是“菜鸟”卫青。趁匈奴军重兵合围李广的机会，卫青率部大胆穿插，长途奔袭800里，直捣匈奴人祭天的圣地龙城，一口气歼敌700。这场战果看似一般的胜利，在当时的汉朝，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汉军自建国以来，对匈奴战争的第一场野战胜利。
刘彻这次愤然发动的主动反击战，并非是心血来潮。相反，是汉朝对匈奴作战方式的一次调整。作为深谋远虑的军事家，汉武帝刘彻早就意识到，靠着长城的被动防御，是无法战胜匈奴的，相反整个汉帝国的战争机器都会被匈奴人牵制住，要化被动为主动，只能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在草原野战中摧毁匈奴的据点，重创匈奴的主力。但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呢？公元前129年的上谷反击战，其实就是汉武帝对汉军将帅的一次“考试”，成绩单上，李广不及格，公孙敖不及格，公孙贺不及格，而成绩优秀的卫青，才是唯一的人选。
【二】
卫青在公元前129年的这场胜利，表面看确实有运气成分，毕竟他躲过了匈奴的主力，且成功找到了匈奴人防守最薄弱的龙城，但运气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在匈奴人大兵压境的局面下，能够穿过匈奴人的防守空隙，避实击虚，打击敌人的薄弱部位，这本身就是一个帅才的能力所在。其他的几个人，李广足够彪悍，公孙贺足够谨慎，冲锋陷阵或者掩护撤退都可以，但是想统筹全局，却远远不够。
事实上，上谷之战，是一场全方位打出汉军差距的一战。以公孙敖部为例，在部队数目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汉军在骑兵战里输得一塌糊涂，伤亡率远远高于匈奴。即使是卫青反击龙城的胜利，1万汉军骑兵包围1000匈奴骑兵，依然无法做到全歼，让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