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卫懿公傻了……
总算身边还有不傻的人,大臣祁子说:“赶快‘危机公关’,或许还有救!”
那就公关吧,先做诚恳的自我批评,再把鹤统统宰了给老百姓下酒,干部编制统统取消,宝马统统充做军用。养尊处优的鹤成了老百姓餐桌上的美食,那两天整个朝歌城张灯结彩,比过年还热闹。
鹤吃了,气消了,自我批评也做了,然后呢……
还然后啥,当官的照样慢悠悠,当兵的照样打瞌睡,当老百姓的照样该咋过咋过。这仗没法打,狄人是拿打仗当工作的虎狼之师,咱不是那块料,卫国折腾了这么多年,早忘了打仗是怎么回事了,战斗力咋样且不说,单是打仗用的战车,扳着脚趾头数还不足二百辆,更别说从将军到士兵早就长期歇班了。这样的仗不叫打仗,叫自杀。
更重要的是,平时不拿我当人,现在死到临头才来“危机公关”,晚了!
可晚了也要打,卫懿公苦口婆心,挨家挨户做工作,总算勉强凑了一支人马,垂头丧气地出征了。凑出来的军队本来就不靠谱,去送死的仗当然更不靠谱,走了没半路就有人唱歌:仙鹤有工资,我们来耕种,仙鹤有车坐,我们去卖命,狄人打仗很凶猛,上了前线准没命,仙鹤现在没了,我要去送死了……(鹤食禄,民力耕;鹤乘轩,民操兵;狄锋厉兮不可撄,欲战九死兮而一生!鹤今何在兮?而我瞿瞿为此行!)
人心散了,队伍不是不好带,而是没法带。这样的仗,换岳飞来也没法打。然后,荥泽一战,狄人打了个冲锋,卫军作鸟兽散。光杆司令卫懿公拒绝投降,被砍为肉泥,然后被分吃干净,只留了一个肝还完好。后被大臣弘喜打扫战场时发现,弘喜剖开自己的肚皮当棺材,安葬了这位血沃沙场的昏君。然后,有关卫懿公爱鹤而亡国的故事就从土里生长出来,代代流传,讲到今天。
故事讲完了,古往今来,有人说卫懿公蠢,有人说如此亡国实在可笑,反面教材做了几千年,貌似不怎么让人伤心。
但也有让人感到伤心的,因为在这个故事里,有几个无数次被史官们漠视的细节。
先是卫懿公出征前,把自己最珍爱的玉交给曾出主意让他“危机公关”的祁子,授予他决定权,还赐给那些战士们高贵的绣衣,鼓舞他们为国拼杀。当败局无可避免的时候,他拒绝投降,宁愿战死沙场。在这场失败的战争前,他一个昏君临时抱佛脚,确实做了任何一个明君在同等条件下所能做的一切。老话常说人,要守本分,卫懿公一辈子不本分,可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总算本分了一回。
只不过是这枪太锈迹斑斑了,临阵磨半天,别说快,光也光不起来了。我们可以鄙视他所有的不本分,但对他最后时刻难得的本分,却总还要带点尊敬的。因为许多人比他瞎搞得更厉害,下场比他更惨,却一生都没有本分过。
然后,就是卫国的结局了。
卫懿公战死沙场后,当兵的如鸟兽散,老百姓纷纷逃亡,抛弃了这个让他们生了一辈子气的国家。狄人兵不血刃占领了朝歌,烧杀抢掠,像分吃卫懿公尸首一样蹂躏着卫国的子民们。整个卫国只逃出来四千多人,后来虽然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勉强复国,但是那个曾经雄视诸侯的春秋超级强国,已然不复存在了。
而公元前660年的朝歌,是彻头彻尾的人间地狱。
但我要说,这地狱,不是狄人造的,也不是卫懿公造的,而是卫国人自己造的。
因为卫国人抛弃了卫懿公,抛弃了自己的国家,抛弃的原因是卫懿公不把他们当人,但即使在卫懿公表示要把他们当人,并且改正所有的错误以后,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自己的国家。
抛弃的方式就是不抵抗,作鸟兽散,可不抵抗不等于狄人不来杀你,该杀还是杀,你躲我要杀,你把脖子伸过来我更杀。至于鸟兽散么,人腿跑不过游牧民族的马蹄子,追上你了同样杀,追不上还追着杀。抛弃的结果就是杀杀杀。也许抵抗的结果也是杀,但好像不那么窝囊。卫国人总怪国君不拿他们当人,可刀子架在脖子上才明白,侵略者更不拿你当人。
一个心里没有百姓的国君,幡然悔悟晚了。一群心里没有国家的百姓,国君悔悟了,他们自己还是没有悔悟。如果都悔悟,或许还不晚。卫国的灭亡,如此而已。
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都说是国君的,其实说到底是你自己的。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为不但匹夫是国家的,国家也同样是匹夫的。救国,其实就是救匹夫自己。
跟几千年前的人讲民主固然有些难,那就打个简单的比方。你生活在一个村子里,村长平时横行霸道民愤极大,可突然有一天洪水来了,跑没处跑躲没处躲,村长幡然悔悟痛哭流涕求老少爷们跟着他抗洪,你是想把村长扔进洪水里,还是想先抗洪保命?我想,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所以抗日战争之前,虽然国民党也胡闹得厉害,可小鬼子杀进来,衡阳在抵抗,长沙在抵抗,台儿庄在抵抗,武汉在抵抗,因为不开玩笑,纵然有些地方鬼子来了汉奸多,可历经八年,我们赢了。
可是我们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开着这样的玩笑。卫懿公好鹤而亡国的故事成了历朝历代的反面教材,可发生过许多事情后才知道,那只不过是卫懿公故事的加长版。甚至,那些故事里,从国君到百姓,没有悔悟,只有抱怨,还有伤心。
中学的时候,学校请来一位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来做报告,该英雄的第一句就是:爱国就是爱你自己,民族的尊严等于自尊。
想起这句话,想到几千年前人间地狱一般的朝歌,心头就泛起无边的酸,锥心刺骨的痛。
第三章 尊王攘夷,只为首霸
在郑庄公“昙花一霸”之后,九五之尊的周王室开始歇菜了,不但歇菜,更没诸侯拿他当盘菜。之后的多年,是各路诸侯相互争雄的时代。霸王是人人都想当的,麻烦是大家相互找的,周天子是没人拿着当盘菜的,大抵就是这期间的主要特征了。但第一个当上霸主的,却是郑庄公当年的“小弟”——齐国。当上霸主的人,就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称霸的政策,是一个表面上拿着周王室当盘菜的政策——尊王攘夷。
说尊王攘夷,字面上的意思好理解。尊王,就是尊奉周王室的权威,利用周王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名号,借此行使其对各路诸侯的主宰权力。所谓“攘夷”,就是要团结各诸侯国的力量,共同对付此时侵扰中原的蛮夷势力,在这过程里,确立自己对各诸侯国的领导地位。这是大多数后人的理解,但是后人所不知道的事实是,这个政策在当时,也只有齐国可以实行。而这个政策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更不仅仅是制造出了齐桓公这样一个霸主,也不仅仅是制造出了其他几位有样学样,号令诸侯的霸主,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中华民族之后两千多年来的一个重要共识:无论内部的分歧有多严重,内耗多惨烈,在外敌入侵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会重新恢复它坚韧团结的特质,团结枪口一致对外。
之所以会有这个影响,原因很简单。公元前六七世纪的中国,不仅仅是诸侯混战,内战频发的中国,更是一个外敌纷纷入侵,民族危机严重的中国。关于这一点,儒家思想的宗师孔子就有一句发自肺腑的感慨: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没有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的霸业,我们这些后人们,恐怕就要被外来的蛮夷统治,丧失自己的文化与传承,遭到屠杀与同化。所谓的中华民族,恐怕也不复存在了。
孔子的话,有两个意思:第一,那时代的蛮夷入侵,很嚣张很严重;第二,提出“尊王攘夷”口号的人,带领中原诸侯完成这个口号的人,不仅仅对于他的诸侯国,对于整个周王室覆盖下的中原诸侯而言,都是一个贡献卓著的伟大人物。这个贡献卓著的伟大人物,自然是首倡霸业的齐桓公、管仲君臣。
要了解他们多伟大,恐怕还要看一看当年的“中国国际形势”。关于这一条,这些年西方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也来凑热闹,他们认为公元前六七世纪,是蒙古草原的“极端自然灾害世纪”,在这一百多年里,由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持续雪暴和干旱,导致大量蛮族游牧部落南迁,大肆劫掠中原农业区。这个说法在科学上还有待讨论,但是历史上的事实却可以佐证:西周的灭亡,直接原因就是山戎蛮族的大规模入侵。东周迁都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西周西面遭到蛮族的残暴入侵和破坏,成为劫掠之后的烂摊子,早已无法立国。而在周王室迁都洛邑之后,蛮族的入侵,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些侵扰中原的蛮族,就是中国历史书中所记录的“蛮戎夷狄”。其中侵扰中原最激烈的,就是“戎”与“狄”。
戎族主要游牧在当时中原西北地带,即今天内蒙古草原地带,侵扰的主要对象,是西北的秦、晋诸国以及河南北部地区。而狄则主要游牧在今天中国东北地带,侵扰的主要对象,包括齐国、燕国,甚至位于中原腹地的郑国、卫国。喜欢养仙鹤的卫懿公,就是亡国于狄人之手。狄族还多次入侵洛邑地区,逼得有名无实的周天子几次外逃避难。在当时,这些游牧民族的侵扰范围,已遍及中原各诸侯国,甚至深入到黄河流域的腹地。他们以游牧为生,虽然部落分散,但是号令明确,作战凶猛,执行“打一枪就跑”的游击战政策,专挑实力最弱的诸侯国下手,等着兄弟诸侯来救援,又撒丫子就溜。在当时内部征伐连连,窝里斗打成一团的中原地区,他们尝够了甜头,占尽了便宜。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国,早期有七位君主就牺牲在与蛮族作战的战场,东方的大国齐国曾三次在蛮族的侵扰中不得不迁都。大国尚且自身难保,小国们更是苦不堪言,不但每年秋收的时候遭到野蛮劫掠,甚至有的国家更因此灭国。不难想象,在这种内战外战打成一锅粥的局面下,窝里斗打得热闹,相互间一盘散沙的中原各国,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面整合力量,抗击外敌,被蛮族们最终各个击破,瓜分中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但这个“时间”最终没有出现,这个强有力的人物终于出现了——齐桓公。
【一】
齐桓公的称霸,现代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英明神武以及良相管仲的辅佐,而其称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时的中原,没有哪一个国家,具备齐国这样承担这个“伟大使命”的条件。
在东周时代开始的时候,齐国曾经是郑国的“小弟”,但是它的发展潜力却注定大于郑国。一是地理原因,齐国的地盘,包括今天河北北部和山东东北部,南边依托的泰山山脉,恰好成为他们拱卫国土的屏障。纵观当时中原诸侯中势力最强者,南方楚国的势力还没有跨过长江,晋国正忙于平定内乱,秦国苦于西北蛮族的侵扰。二是经济条件,也是拜这个好地段所赐,齐国很有钱,山东地区当时已是农业发达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部的沿海地区,更有一样垄断资源——盐。齐国的制盐业,是春秋诸国中最为发达的,北方的燕国,中原的郑国、宋国、卫国,其食盐消费均依赖于齐国的供应。这样一个又有钱又安全的国家,自然得到历史的眷顾。
除了经济条件外,齐国的政治条件也好得很。春秋时代的齐国,号称“姜齐”,开国国君正是大名鼎鼎的周朝开国国相姜尚,即《封神演义》中神通广大的姜子牙。历史上的姜尚,虽无神话里呼风唤雨的神通,却有号令东方诸侯的独特地位。周朝开国早期,苦于东方的战乱,授予了齐国节制东方诸侯的权力,这也给了齐国壮大的机会。之后的齐国历代国君,又通过和周朝王室世代联姻,建立了他们与周天子家族特殊的血缘关系。长期以来,齐国也因此被看作东方诸侯的翘楚,俨然一方豪强。但是在春秋的早期,这个豪强却只能给郑国当小弟。在郑庄公多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中,齐国都充当了跟班兼打手的角色,一者因为当时郑国实力同样强大,又靠着离周天子近,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二者是齐国位置偏东,要西进中原争霸,偏偏又面对着一个世代强邻——鲁国。作为当年周公后裔的鲁国,在春秋早期同样具有极强的实力,齐鲁两国在山东地区的长期争雄,形成了当地的战略平衡,谁都无法独大。蛮族侵扰中原日烈后,原本处于内地的齐国,却也成了重要受害国。郑庄公时期,齐国就曾因山戎进犯无力抵抗,不得不向郑国求救,也因此一度成了郑国的小弟。
齐国的称霸之路,完成于齐桓公,却起始于齐桓公的兄长齐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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