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8年的安史之乱让历史永远记下了李光弼等人的姓名，而英年早逝的王忠嗣将军，却是大唐盛世顶峰时代最闪耀的将星。
王忠嗣的人生沉浮注定是与大唐盛世的兴衰血肉相连的。8岁那年，他的父亲死于反击吐蕃的松洲会战，痛惜爱将的唐玄宗将王忠嗣收养于宫中，与皇子一起长大。那是大唐开元盛世的开始，18岁那年，王忠嗣打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战斗，在河西以300骑兵奇袭吐蕃，斩杀千人。而当时的大唐王朝，正如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王将军一样，喷薄着勃勃的青春生机。从37岁开始，王忠嗣开始南征北战，漠北会战击灭契丹，萨河内山会战击灭突厥，强大的突厥帝国从此以后彻底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积石山会战大败吐蕃，唐朝掌握了河西地区所有的战略要地，形成了对吐蕃军事对峙的主动权。大唐黄金时代的赫赫武功，也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走向巅峰。40岁那年，王忠嗣挂四镇节度使将印，手握唐朝30万精锐军队，达到了个人戎马生涯的权力顶峰，而与李林甫等权臣的矛盾也日益逼近，官场斗争里的明枪暗箭也把他推入了你死我活的旋涡中，恰如此时的大唐，在盛世的外表下，也早已经潜伏了深深的危机。
在盛唐的诸多武将里，王忠嗣是一个擅长充分发挥集中机动兵力打歼灭战的天才，他的战争第一原则并非是攻城略地，而是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的骑兵军团是公元8世纪战场上最剧烈的龙卷风，无论是突厥人还是契丹人，或是吐蕃人，都曾经深深领教过他风卷残云式的攻击方式。对于人口稀少的游牧民族来说，与王忠嗣的作战是不折不扣的噩梦。但是作为一个名将，王忠嗣并不好战，他不贪求杀敌赏功的荣耀，身为封疆大吏，他更多的是一个建设者而非破坏者，无论在漠北还是在河西，他都确立了一整套的军事选拔制度与边疆建设制度，将大唐王朝的边境打造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当与他同品级的将领都争着在边境出击，甚至主动挑衅敌人谋求战功的时候，他却敏锐地看到了穷兵黩武对于国家的危害。他用细致与耐心经营打造边防，从不主动挑起战争。他告诫自己的部将们：军人的职责在于守卫国土，而不是无端挑起战端。他牵挂的不是个人的军功奖章，却是国防建设的百年大计。这正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当好大喜功的唐玄宗强令王忠嗣发动石堡城会战时，素来以服从命令著称的王忠嗣选择了拒绝，当部将李光弼为他的前程担忧时，他却坦然告诉所有人：这一仗对于国家的边境安全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徒增士兵的伤亡，造成无谓的牺牲，而我王忠嗣绝不会用士兵的鲜血去染红自身的官袍。透过这震撼千古的对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超越了历史与阶级概念的大写的人，不仅仅因为他赫赫的军功与长远的战略眼光，更因为他对于生命价值的无私尊重。
悲剧终于到来了，在石堡城事件之后，王忠嗣因李林甫的陷害蒙冤入狱，是部下哥舒瀚抱着唐玄宗的腿苦苦哀求，才保下了一条命。公元749年，这位功勋卓著的唐朝名帅病逝于湖北汉阳，享年43岁。就在同一年，大唐帝国以巨大代价夺取的石堡城，却终究因为无法守御而放弃，如王忠嗣所料，这是一场白白牺牲数万军人生命的无谓战争。6年后，素来以边功得到唐玄宗信任的安禄山举兵叛乱，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彻底断送了唐王朝的黄金时代。当狼狈出逃的唐玄宗回望长安漫天的烽火时，他会想起王忠嗣吗？
2003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里有句台词，曾被影迷们骂得底朝天：“剑的最高境界是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那就是不杀，那就是和平。”没有人知道，这句无聊台词里所包含的深刻愿望，是1000多年前一个叫王忠嗣的将军以生命为代价寻求的梦想。
【二】
〔狄青（北宋）〕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在重文轻武，举国轻歌燕舞的北宋王朝，山西人狄青是北宋靡靡之音里最悲壮的一曲战歌。北宋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人地位的提升在繁荣了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华民族刚烈民风的衰退与中国文化知识阶层道德的沦丧。武将是北宋最悲惨的职业，官职被文臣压制，指挥处处掣肘，功大时遭忌，真个是“打仗他们来，黑锅他们背”。甚至平民百姓也耻于习武为兵。在那个强敌四临的时代里，文化经济高度繁荣发达而民风又极度孱弱的北宋，是游牧民族充血的眼睛里最可口的一盘美味。
还好北宋拥有狄青，这个生不逢时又忠心耿耿的国家守护神，在北宋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里，漫长的帝国边境正是靠这群身份低贱却毫无怨言的军人苦苦支撑。宋夏大战，西夏党项骑兵驰骋于千里秦川大地，孱弱的北宋大军在党项骑兵的持续打击下疲于奔命，从好水川到三川口，几乎输掉了最后一丝必胜的信念。是狄青的到来为北宋稳定住了战局，他的部队是北宋大军中少有的敢于同西夏军队正面硬碰硬作战并取得胜利的部队，他的骑兵冲锋让西夏精锐铁骑闻风丧胆，他作战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却从不盲动，相反精于谋略，往往选择在最准确的时刻发动最致命的打击。在西北的军旅生涯里，他经大小25战未尝一败。
他出身低微，即使后来因战功官至宰相，脸上依然留着做士兵时刻着的兵印，他拒绝除掉这个耻辱的印记，并对皇帝说，这样可以鼓舞后来人奋发向上。而事实上，在军旅生涯中，他仿佛是一块熊熊燃烧的烙铁，烧热了身边所有的人，将屡战屡败疲惫不堪的北宋军队，锤炼成死战不屈的精锐之旅。之后的侬智高之战，他在昆仑关以步兵部队诱使敌人主力部队集中，再亲率骑兵部队做闪电式战略大迂回，从侧面发动闪击，将骄横的侬智高族彻底铲平，对比成吉思汗引以为傲的骑兵战略大迂回战术，狄青的这一相同的创举早了上百年。
战场上的狄青是百战百胜的猛虎，官场上的狄青却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绵羊。武将出身是他官场悲剧的所在，从他建功立业的第一天起，他就生活在北宋王朝怀疑的眼光里，号称刚直为国的北宋士大夫阶层，却视狄青为不相容的异类，从欧阳修到文彦博，从贾黯到李兑，这些文臣或忠或奸，在对待狄青的问题上却结成了惊人的同盟。当狄青南征立大功，荣任枢密使后，这种集体性的陷害活动达到了高潮，中国知识阶层的褊狭与阴诈，在这个过程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从表面上看，这些人有着高尚的说辞，比如“武将擅权，非国家之福”。而真实的原因是，在北宋政治阶层里占据主流的文官士大夫阶层，是不允许武将有任何崭露头角的机会的，因为这将威胁到他们好不容易谋取到的主流政治地位。在这样的情景下，武将狄青成为了最惨重的牺牲品，他可以在战场上多次以弱胜强，但是出身决定了官场是他永远打不赢的战争。比较搞笑的是，欧阳修弹劾狄青的奏折写得如此荒唐，居然称狄青的提拔与阴阳五行犯冲，因此必须贬罢，对比秦桧陷害岳飞时的“莫须有”说辞，这位一向被评价为名臣的北宋大儒可谓无耻10倍。
于是仅仅当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黯然外放，他曾想用尽一切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他谦虚、低调，身上没有武将骄横的做派，相反却有草根精英的沉默与朴实。他行事公正，赏罚分明，为官廉洁奉公，可他越是把一切做得完美，悲剧就越进一步地加速。这是北宋文官治国时代特殊的悲剧。即使在贬罢陈州之后，那些文官们依然不肯放过已是落毛凤凰的狄青，在朝廷特务的监视与谣言的中伤中，离京不到半年的狄青郁郁而终，而处心积虑要除掉他的北宋文官集团，也终于可以轻松地吐一口气了。
而在狄青的身后，在欧阳修们弹冠相庆的阴诈笑容里，北宋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以国家稳定的名义肆意摧毁中华民族刚烈之气与尚武精神的王朝，一次又一次上演着自毁长城的古老故事，最终在靖康之耻的兵火里，品尝到了忘战必亡的痛苦果实。
【三】
〔岳飞（南宋）〕
武穆庙被清朝人拆了，《满江红》依旧唱在热血青年的心中，刻板的历史教科书或许可以抹去他“民族英雄”的名分，却永远无法取代历史给他的证明，正如一首歌中所唱：“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在宋金战争血肉相搏的大背景下，岳飞本有可能成为那颗定盘的星。
朱仙镇大捷的故事化为说书先生的演义话本，数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不衰，以至让无知者怀疑岳家军的真实性。孱弱的宋朝居然能够拥有这样一支无坚不摧的王者之师，山河破碎的年代居然还有那样一场北逐顽敌的盛景。可这却是历史事实。无论《金史》还是《宋史》都真实记录了岳飞大军横扫金国铁浮图的辉煌武功。骄横的女真人曾自豪地宣称女真“满万不可敌”。沉默的岳家军用扎马刀与背嵬骑兵粉碎了这个无聊的谎言。从偃城到颖昌，岳家军的战旗飘扬在黄河两岸，南宋一度迎来了宋金战争的最好局面。
南宋抗金名将多多。韩世忠擅长水军作战，刘琦擅长城池防御战，唯独岳飞是一位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宋朝骑兵之孱弱，为中国封建王朝历代之最。一方面，幽云十六州的沦陷让宋朝失去了充足的战马供应；另一面，僵化的军事机制使宋朝的军事作战理念和士兵素质都处于停滞状态，而这种停滞恰恰是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符合的。岳飞的成功正在于打破了这僵化的平衡，与南宋诸将显赫的家世相比，岳飞是一个真正出身于草根的平民英雄，草根的身份给予了岳飞民间最朴实的尚武精神，坎坷的磨难给予了岳飞刚正敢言的品格，他的岳家军来自北逃的难民与民间的团练武装，是一支真正意义的人民“子弟兵”。他们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如虎狼一样凶猛。在成为正规军以前，他们度过了漫长而痛苦的磨砺期，正如人民解放军一样，他们也是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强大。这支军队的大多数战马都来自于同金兵作战缴获的战利品，在无数次的失败与碰撞中，他们累积出战胜金国骑兵的经验。背嵬骑兵是岳飞军中最强大的骑兵队伍，远胜于女真人最强悍的重装骑兵军团。更与宋朝同类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是为光复山河而生，非为个人利益而卖命。在整个宋朝野战能力孱弱的大背景下，岳飞的出现是那样另类与不合时宜，却真正的挽救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战郾城，破金国王牌骑兵部队铁浮图；战颍昌，破女真人13万大军，兵锋直逼故都汴梁，大好的战局因为宋高宗痛心疾首的12道金牌化为乌有。赐死风波亭的悲剧让宋朝失去了最后一位改写帝国命运的帅才，而这个悲剧从岳家军建成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忌恨岳飞的不仅仅是宋朝的皇帝与奸臣，更包括了当时宋朝占统治主流的“精英阶层”。他们无法容忍一个平民出身的将军获得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襟怀坦荡的性格更加刺伤了他们气量褊狭的心胸。岳飞期待“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那是民间百姓的美好愿望，而占社会主流的知识阶层，土壤却早已经盐碱化了。从狄青的无辜遭逐到岳飞的蒙冤身死，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在一次次卑鄙的陷害中走向道德的沦丧。后人总把岳飞要求“迎还二帝”的政治主张作为他被杀的理由，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岳家军的建军方式与军事制度，纵然能够打造出一支天下无敌的虎师，然而他的辉煌放在整个宋朝集权式的军事体系下，却恰似一个不和适宜的怪胎，这个悲剧从岳家军建军的第一天开始就注定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岳飞之死绝非是秦桧等宵小之徒可以谋划的权谋，西湖之畔跪着的4个罪人不过是可怜的替罪羊而已。陷害岳飞，治死岳飞，是当时宋朝君臣武将的集体行为，于统治者而言，岳飞是威胁帝王宝座的一把匕首，于敌人金国而言，岳飞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对于张浚、王贵等武将们来说，岳飞仿佛是一颗闪耀的恒星，早已经遮挡住了他们的光芒，永远把他们笼罩在光环的背后。于是，在这个偏安而不思进取的朝廷里，岳飞不得不死。如果岳飞真的有罪的话，他的罪过绝非是莫须有，他的罪过在于太优秀，他的优秀是置他于死地的催命符，在那个悲剧的年代里，岳家军的完美是一种不可赦免的罪过。
在抗战时期，有一句豪言却激发了千百万中国人抗敌报国的心：我们要以无数无名的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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