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纵观隋文帝登基后的各类战争，可谓是“大有为”之君，但另一个事实更值得重视：他哪来的这么多钱？
历朝历代，但凡是开疆拓土，统一天下这种事，多半都是要打仗的，要打仗就必须花钱，打成经济崩溃的也不在少数。而隋文帝创造的奇迹是，他登基时，接下的是北周的国土，刚刚统一北方，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之中。之后又宗室叛乱，突厥犯边，一边打仗一边恢复经济，却平稳过渡，一统四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如何实现这个奇迹？这才是隋文帝一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比他统一北方，威服四夷更重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事：隋朝时代的政治经济改革。
说隋文帝的政策，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改革。
打仗需要钱，不管是统一战争，还是对突厥、吐谷浑的反侵略战争，皆是耗资巨大。在隋文帝之前，北周时代的24年，中国北方几乎年年打仗，内部有跟北齐打，跟南朝打，外部有跟突厥打，跟吐谷浑打，不打的话就要拉拢，和亲、赏赐，样样皆是花钱如流水。
在杨坚建立隋朝之前，北方从北魏时代开始就实行了均田制，即按照人丁来分配土地和缴纳赋税，但发展到隋朝时，均田制的政策却还处于“粗线条”阶段，杨坚所做的，是将北魏时代开始实行的均田制更加细化，一方面在人丁管理上，设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即保闾制度，规定县以下5家为保，5保为闾，4闾为族，分设保长、闾正、族正。从公元585年开始，杨坚又大规模地在全国整理户籍制度，要求各州县按照户籍注明的年龄大小，对天下百姓逐家进行核对。如此一来，就使赋税的征收更加透明细化，扩大了国家财政的税源，改变了在北魏和北周时期可以随意隐瞒户口的现象，偷税漏税的情况很难再发生了。隋文帝能够在强敌环伺的局面下诛灭群雄，统一四海，稳定的税收和丰厚的储备是他成功的基础。
和农业政策调整同时进行的，是河道的疏通。世人皆对隋朝大运河颇多诟病，而事实上，大规模地整修河道，从隋文帝杨坚时代就开始了。早在公元584年，隋王朝就引渭水入潼关，长达300余里，命名为广通渠。公元587年，又沿着春秋时期夫差开凿的运河故道，打通了南起江都，北至江苏淮安的河道，命名为山阳渎。这两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在当时灌溉良田万亩，因旱灾而闹荒数年的关中平原成为肥沃乐土，江南至北方的运河航线也因此疏通。同时，隋王朝在山西蒲州和安徽寿州也修建了大规模水利工程，并整治盐碱荒田，这些北周和南陈时期的饥荒“重灾区”，皆因此变成土地肥沃的乐土。隋朝农业之发达，正建基于此。
在推行经济政策的同时，杨坚还进行了政体改革，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三省六部制”和“取士”，废除了北周时期的“六官”，尚书、门下、内史三省成为真正的中枢权力机构。内史省有决策权，掌握诏书起草，门下省有审议权，尚书省掌握军政大事。尚书省之下设立礼、吏、兵、度支、刑、工六部，如此种种，皆奠定了后世封建王朝的政体雏形。与此同时，隋朝废除了自三国以来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规定全国每州每年要举荐贡士3人，从公元598年开始，隋朝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招贤考试，从此之后，这样的考试方式一直延续，到隋炀帝时正式确立为“进士科”，以“试策取人”。这种颠覆中国门阀社会观念的新考试方法，就是后人所熟知的科举。
与此同时，杨坚还大行“机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简化机构，以“并小为大”为原则，废止了自汉朝开始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改变了自北魏开始的机构冗杂、人浮于事的局面，并废除了汉朝以来地方长官由本地士人担任的旧例，将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公元583年，杨坚修订刑法，颁布《开皇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典中的集大成者，该法条目清简，废除了如宫刑、车裂等前朝酷刑，减死罪81条，流放罪154条，堪称“以仁德治国”。诸上成就，不因隋朝短命而被废止，相反却被后世王朝继续传承。
无论隋朝最后的结局怎样，相信隋文帝杨坚在世的时候，一定坚信自己已然开创盛世：隋朝初建时，全国有户410万，到隋炀帝在位时，已激增到890万，全国耕地数目在北魏末期是1900万顷，到隋炀帝登基时，更暴涨到5500万顷，这两项成就，不但远超了之前史家津津乐道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即使是后来李世民的“贞观盛世”也难相比，号称“盛唐”的大唐时代，直到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开元盛世”时，才达到了隋王朝的这一经济盛况。与之相对应的，是隋王朝仓储的丰厚，隋朝的“官仓”储备连年剧增，到了杨坚在位的末期，竟然“府藏皆满，无所容”。在隋炀帝登基初期，全国的官仓储备，足够国家50年支用。甚至到了唐朝开国时，隋朝设立在关陇、洛阳、并州一带的官仓，其储备物资竟然还没有支用完。这段繁荣的时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皇之治”，这是一个威服四夷、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百姓安居的时代。
【四】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富庶的时代，却在杨坚身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走向了暴乱和毁灭，这又是为什么呢？
世人皆把隋朝的灭亡，归罪于其子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的“暴政”，然而观杨坚在位，祸根其实早就种下。
杨坚此人，虽因“篡逆”而遭诟病，但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还有其为帝之后的善名，比如他躬行节俭，与民休息，比如他修订《开皇律》，减轻刑罚，减免赋税轻徭薄赋。观他一生的履历，却或许可用一个“忍”字。在北周做国公、国舅的时候，就善于夹着尾巴做人，隐忍数年后一朝翻身，登基为帝后，一面大肆诛除北周王室，一面打击周边游牧民族，而他发动的每一场战争，都重在“见好就收”。无论是对大举入犯的突厥，还是对阻塞丝绸之路的吐谷浑，都是在初战告捷后即行拉拢，平衡各派势力，保持周边部族的“战略平衡”；对内也是如此，一面精简机构，建立中央集权，一面与民休息，减轻赋税，极力恢复发展经济。但他在位时期，边境边患并未彻底消除，只是暂时的平静，他对均田制的内容进行小修小补，但经济的快速恢复，也带来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他在世时，可以全力维持这个国家政权的内外平衡，但在他身后，如果即位之君是个守成之君，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但如果即位之君好大喜功，盲目上马“大功业”，那打破平衡的后果，就是国家的动乱。很不幸，他苦心选出的接班人杨广，却正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章 突厥王朝的兴衰
俗话说，没有对手的英雄是寂寞的，封建王朝也不例外，但凡是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总有一个适时出现的外敌，来陪衬其“赫赫武功”。比如汉朝的对手是匈奴，明朝的对手先有蒙古，后有女真，纵观隋唐两朝，也有一个强大的对手——突厥。
说突厥，现代人可谓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不管古代的演义小说，还是现代的武侠传奇，都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强悍的民族，但对于这个民族，现代人又是格外的陌生：它从哪里来，它最终又走向了哪里，它因为什么而强大，又因为什么而衰落。这一系列的问题，是笼罩在突厥帝国头上的神秘面纱。
在突厥王朝壮大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北方先经历了“五胡乱华”，然后是鲜卑族纵横中原，到最后杨坚夺权。这段时期里，北方草原并没有因为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下而寂寞，相反崛起了诸如柔然等新贵，继续与坐镇中原的王朝周旋，而当柔然在北魏以及北周的打击下走向衰弱时，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突厥，却迅速崛起于草原。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在突厥之前，北方草原城头变幻大王旗，涌现“英雄”无数，但只有突厥，具备与当年强盛时期匈奴比肩的资格。因为比起其他诸部族的昙花一现和画地为牢，突厥在极盛之时，却控制了东起东北三省，西至里海流域的广大土地，且历经隋唐两朝百年，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周旋到底，堪称是中国中原王朝自匈奴西迁以后，面对的最强大对手。
那这个对手又是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走向强大的呢？
【一】
在中原王朝的历史资料里，突厥最初有两个很不光彩的名字：柔然铁工、柔然锻奴，这两个名字很形象地说明了他们最初的地位——小跟班。
突厥的祖先，现代普遍的说法是出自“五胡乱华”时期的“丁零”“铁勒”两个部族，他们原本游牧于叶塞尼河上游，公元5世纪时，柔然民族崛起于北方，他们被柔然征服后，迁徙至今新疆阿尔泰山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只是柔然民族的一个附属部落。柔然民族强大时，其刀剑等武器，多由他们负责冶炼，因此在中原的典籍里，他们也就有了柔然铁工、柔然锻奴等称号。突厥的得名，是因为他们迁徙至阿尔泰山地区后，因阿尔泰山形似战盔“兜鍪”，因此取谐音，被命名为“突厥”。突厥最早袭扰中原王朝的记录，应该是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当时他们跟随柔然部落，大掠北魏山西大同地区，当时地方官就有奏报称“以狼形战旗柔然部，格外凶悍”。不过在当时的战争中，他们的人口、实力都远不能与强大的柔然部相比，最多只是一支从属部落。
突厥命运的真正转折，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征伐柔然之战。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御驾亲征，接连六战，将一度强大的柔然部落打得全军覆没，累积斩杀俘虏柔然军5万多人，基本解除了柔然对中国北方边境的威胁。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向来是松散的，强盛之时万众一心，但一旦遭遇惨败，也很容易分崩离析，遭到惨重打击的柔然，逐渐丧失对其从属部落的控制，就在同年年底，阿尔泰山地区的铁勒诸部发动暴动，脱离了柔然的统治。大约有30多万的人口从阿尔泰山东迁，向北魏王朝投降。中国西部草原，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相对于兄弟部落的选择，突厥部则选择了留守。此后，突厥开始了漫长的反抗柔然压迫的战争。与此同时，出于牵制柔然部落的需要，彼时的中原王朝也相继与突厥建立了联系，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周的前身西魏。公元542年，阿史那上门担任突厥酋长时，开始派人到塞上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而彼时的西魏王朝也对突厥极力拉拢。公元545年，西魏权臣宇文泰派胡商安诺盘为特使出使突厥，这是中原王朝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与突厥的交往。次年，突厥派使团来到长安，向当时的西魏王朝朝贡，公元551年，西魏王朝将长乐公主下嫁给突厥可汗阿史那上门。突厥，这个新崛起的草原新贵，成了西魏王朝的“驸马爷”。就在同年，阿史那上门出动5万铁骑，大举进攻骚扰中国北方的柔然部族，柔然可汗阿那环在两面夹击下绝望自杀，突厥趁机将柔然部族的人口、牧场大肆收入麾下，实力猛增，阿史那上门自称“伊利可汗”。此后，突厥又远征西域，进入中亚地区，到公元567年，突厥与波斯萨珊帝国合兵，消灭了游牧在咸海的匈奴残部，至此建立了他们东起辽河、西到咸海的庞大帝国——突厥汗国。
在突厥汗国进行全力扩张的初期，与突厥汗国相邻的中原西魏政权，对突厥汗国援助颇多，双方使团往来频繁，赏赐丰厚，而这时期的突厥汗国，对中原政权也格外恭顺，屡次遣使通好。突厥开始“翻脸”，是在他们消灭柔然之后，从公元560年开始，频繁地侵扰北部边境州县，且骚扰程度较柔然更甚。这时期中国北方的北周、北齐两个政权正忙于互相攻杀，无暇北顾，因此对突厥王朝的侵扰，多采用拉拢、赏赐、和亲等手段，但求息事宁人。与此同时，突厥还积极地介入中原内战，比如在北周攻打北齐时，突厥就与北周合兵攻打晋阳，而在公元577年北周平灭北齐后，突厥却又收留了逃亡漠北的北齐宗室高绍义，立他为齐帝。同时期，北周与突厥的往来也日益密切，北周武帝的皇后阿史那氏就是突厥宗室，而突厥沙伯略可汗的夫人则是北周公主。如此密切的关系，使突厥在常年中原内战中大获其利，更惯于在各政权之间“搞平衡”，以谋求最大利益。而在公元581年之后，杨坚代周自立，建立隋王朝，往年的“搞平衡”当然就不复存在。相对于前朝的“和亲”“联姻”“忍让”，杨坚谋求的，是建立一个威服四方的大隋帝国，而彼时的突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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