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都在没完没了地抄写，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还经常被领导“枪毙”掉重来，可以说是既吃力又不讨好。当然，这时期的书佣，和过去的“书工”已经大不相同，先秦时期的“书工”，基本属于权贵们的私人奴仆，最多是个高级奴隶。而到了汉朝，书佣不但是自由民，也是“吃国家财政”的，由国家雇佣书佣，并且支付工资。因为这时期中国的文化形势已经大不相同，汉帝国作为大一统的中央王朝，修书已经成了重要的“精神文明建设”，要修的书多，需要的人手也多。给国家干活，自然也要国家开工资。所以在汉朝的大多数时候，书佣这个工作本身很有前途，但干这个工作的人，基本都没什么前途，即使是后来名垂青史的班超，也是拜了愤然跳槽所赐。
到了东汉晚期，这个原本没前途的工作，却变得越来越有前途，特别是干这项工作的人，投笔从戎的少了，扎根本职工作并且干出前途来的，越来越多了。比如小说《三国演义》里配合黄盖一起使“苦肉计”的东吴谋士阚泽。在《三国志》的记录中，就说他早年“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也就是说，阚泽正是凭着做书佣的经历勤工俭学，挣够了读书上进的钱，最终出人头地的。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阚泽的“为人佣书”，不是给国家打工，而是给私人打工，替人抄书收钱。也就是说，这时期的书佣们，已经不仅仅有“国家在册职工”，更出现了个体户。按照价值规律的说法，这当然是因为供求关系决定的——这时期修书的多了，不但有国家官修典籍，更有私人修书，对书佣需求量大。《晋书》在记录文学家左思的时候，说到左思新作写成后，当地的世家大族纷纷雇人抄写，广为流传，可以看出这时候的世家大族里，“修书”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修书的多了，市场上的书籍自然也多，《北齐书》里就记录过这样的事：有书贩子跑到北齐来贩卖南朝的图书，并且说明可以先看后买，结果有些买书的，在拿回家“先看”的时候，就故意花钱找人抄录了，然后再把原版退还给书贩子。这时候的中国图书市场，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凋零，反而火爆得不行。大量图书的商业化，自然也让“书佣”业商业化，这时期的书佣们，已经不再受政府控制，反而成为红红火火的书佣市场的“自由人”了。
这种情况的发生，后人大多都说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原因上，但根子上的原因，恐怕有3个，第一就是造纸术的发明，造纸术产生于汉朝，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推广到全国。在造纸术成型之前，中国的书籍主要都是用竹简和布帛来抄录的，竹简笨重，布帛昂贵，抄一本书的成本自然也高，别说通老百姓家，就是世家大族，也没多少人肯花这个闲钱的，能出起这个钱的，也只有国家。有了造纸术，情况就反过来了，纸张的价格远远比布帛便宜的多，稍微有点钱的都修得起，如此一来，修书的人自然多了，不但国家的修书量大增，私人修书业也大批兴起。在没有印刷术的情况下，修书也就意味着要找人抄书，能够又快又好抄写图书的书佣们，自然也就变得很有前途，成了官府以及世家大族争抢的香饽饽，待遇当然水涨船高。东汉早期的书佣们，工资只够温饱，三国时期的书佣们，工资已经有大量盈余，比如阚泽，就可以用抄书的工资，供自己读书上学。到了西晋时期，有大臣在揭露世家大族骄奢淫逸时，也拿着书佣们的工资说事，说这时候书佣们给世家大族修书的工资，比起东汉的时候已经上升了6倍，这个涨幅很显然比较夸张，但是书佣们工资待遇的提升，却是不争的事实。到了南北朝时期，书佣们的待遇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比如北魏的文献里记载，北魏名士房景先，早年靠兄长做书佣来养活，后来他耻于如此，也做了书佣，很快家庭就摆脱了贫寒。而南朝的书佣崔光更是高薪，他给南朝王家做书佣长达十几年，之前只是个家境贫寒的寒门子弟，做了书佣后，不但家境好转，后来还有钱买房置地，成了当时的新富阶层。如此局面，皆与当时修书者日多大有关系。
而书佣业的兴起，另一个被忽略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广泛传播。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的极盛时代，无论是北方的鲜卑族政权，还是南方的宋齐梁陈政权，都大力修佛礼佛，这时期的各种“佛事”，不只有修建寺庙，更要翻译整理海外传进来的佛教典籍。东晋年间，还发生了著名的“法显西游”事件，北方的高僧法显到印度取经，带回了珍贵佛教资料，并从印度乘船回到了东晋，佛经取回来了，但是外文的，既要整理更要翻译，修书工作刻不容缓。而当时的各个寺庙，也把自己寺庙拥有典籍的数量，作为寺庙“档次”的标志。为了提高自己寺院的地位，许多寺庙自己出钱，招募书佣参加修书，这样的结果，就是书佣数量日益增多。
书佣业繁荣，书佣需求量大，使当时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这时候的书佣们，在工种上也有了区分，和做佃户一样，书佣们也有“长工”和“短工”之分。所谓的“长工”，就是长期受雇于一家雇主的书佣，这一类的书佣，和雇主有“长期合同”，他们的收入比较稳定，但是分配到每次抄写的收益上，就显得不是太高。另外有一种书佣叫“短工”，他们给雇主抄书，大多都是短期合作，给这家干几天，很快又给另一家去干了，这一类书佣，在收入上也有分化，要么是收入很低的菜鸟，要么是收入不菲的“明星人物”。比如南朝时期的书佣陈光，在当时是建康知名的“大明星”，他经常每天出入三四家雇主，均能保证质量完成，他的字在当时比较有名，外加抄写速度快，以至于当时的世家大族，都以邀请到他为自己做书佣为荣。行行出状元，放在书佣这个职业上也不假。只不过，当时书佣需求量增大不假，但是市场上有这么多“书佣”吗？毕竟在那个时代里，老百姓还是以不识字的居多，外加这个工作要求很高，不是认两个字就能干的。事实是，这时候的书佣是非常多的，并且日益高素质化。东汉时期的书佣，大多都是平民，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南北朝的晚期，书佣已经基本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其中甚至还包括许多破落世家大族的子弟。书佣的整体素质，在这过程中水涨船高。
这也恰恰是南北朝书佣业繁荣的另一大原因：士族制度的逐渐衰落。书佣业的兴起，在前期得益于世家大族的暴富，这样他们有钱去修书。这时候，却也得益于世家大族的衰弱，因为这样一来，中国长江南北都出现了大量取代世家大族的寒门阶层，这些人出身低微，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自然要做一些贴金的事情。修书，就是最好的贴金手段，这些有钱没地位的人，在修书上往往舍得花钱。比如后来成为南朝梁朝开国皇帝的萧衍，在做将军的时候，就曾在京口重金招募书佣，编订历代文选。南北朝晚期，都发生了对世家大族的大规模屠杀，仅以北齐而论，被清洗掉的世家大族，就有杨、高等多家，这些家族败落后，成员树倒猢狲散，为了填饱肚子，士族的脸面也就顾不得了。北齐王子高澄在修书的时候，就曾雇佣过河南元家的子孙。西魏名臣苏绰也曾在南朝俘虏中，精选出“良家子弟五十多人”参加他主持的经籍整理。书佣素质的提高，使这一时期的修书，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前代。
【二】
书佣的兴起，看似只是个文化事件，其实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公认的事实是，书佣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见证。魏晋南北朝时代，虽然长期战乱，但中华文明却持续传承了下来，比如南北的各个政权，都大力发展教育，设立学堂。而且各个政权对于修书都非常重视，比如魏文帝曹丕就曾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文化在这个时代所得到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前代。在那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里，经过早期的杀戮之后，他们也渐渐懂得了“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开始了方式各异的汉化改革，而汉化的过程，对图书的需求就会加大。梁武帝在位时期的梁朝，虽然在政治上乏善可陈，文化上却大有贡献，当时的梁朝“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可以说，修书以及书佣的繁荣，是当时南北朝文化政策的表现。
修书业的勃兴，也带动了当时中国教育业的发展，特别是私学的兴起。当时很多学者都开办私学，求学者不但有世家子弟，更有平民百姓家的孩子，中国的文化，在平民之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样的局面，也让书佣的来源大大丰富了。文化贫民的增多，让寒门阶层的力量大大增强，庶族地主们势力日益扩充，对南北朝统治阶层来说，这是一件影响彼此力量对比的大事。
书佣的兴起，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书佣们之中也不断涌现出英杰来。负责抄书的，本身就是文化功底很好的人，而且“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常年修书，也让许多书佣们借机学问大进。就像武侠小说里，不少看守藏经阁的少侠能够获得武功秘籍一样，书佣之中，也有人在常年抄写的寂寞中，磨练出一身惊天动地的本领，翻翻南北朝后期的名人录，相当多的名人都是书佣出身的。庶族的力量，也因此日益提升了。书佣，作为一个行业，只有文化意义，更成了改变政治格局的暗流。
第十三章 梁武帝时代的“世界蚕丝战争”
在现代社会，“经济危机”已经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词语，尤其是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感同身受。然而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说到危机的核心，大家都会自然而然想到美国。作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形势变化，经济政策的改变，都会深切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向。无论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还是1973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甚至是2009年的次贷危机，无一不反应出这一点来。因为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现实，以及美国强大的国际地位，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然而在1000多年前，世界经济联系不密切的南北朝时代，当时的西方世界，也爆发出了一场经济危机——蚕丝危机。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当时与西方世界八竿子打不着的中国。而现代经济危机的道理，放在古代世界也是相通的：中国政局的变化，国家出口的改变，也会影响到西方世界的经济形势，改变西方世界的政治版图。
说到这场“蚕丝危机”，简单地说，就是在中国梁朝时期，由于中国内部政局的变化，影响到了中国连接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之所以得名，是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主要出口物品是丝绸，我们只是认为这是一种贸易，对于西方来说，这却是一个生命线。因为中国丝绸出口量的改变，引发了整个欧洲的一场经济动荡，甚至导致了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的长期战争，这恐怕是同时代的中国人，不会想到的。
【一】
中国历朝历代的政策，都是“重农抑商”，无论是纯粹的汉人政权，还是汉化后的少数民族政权，执行的都是相同的政策。这个政策简单了说，就是种地为主，做生意是补充，国家就好比一个大农庄。但这个农庄很早就与外界有联系了，最典型的就是纵贯东西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分海陆两条，先是从西汉开始，经河西走廊开辟的“丝绸之路”，稍晚一点，又开始坐船，这就是后来让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从三国开始，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就非常发达，但古代造船技术有限，古代中国主要的贸易往来对象，是中亚、中东那些国家，所以在14世纪以前，陆路的“丝绸之路”比海上的“丝绸之路”要发达。在中国古代，历代中国王朝与国外的交往，除非涉及到国土安全以及战争，普通的贸易往来，在中国历代皇帝眼里，基本算是小事，对外贸易的几个小钱，也占不到中国古代政府“GDP”的大头。至于农庄以外的世界发生什么，那时代的中国人并不关心。
然而外面的世界，却在悄悄发生改变。
中世纪时代，整个西方世界基本是封建社会，那时候的世界各国，大部分也都是农庄，但比起中国来，可以说是又穷又小又落后，外加离得又远，相互往来不便，所以东西方贸易这类中国皇帝眼里的“小事”，在西方人眼里一直都是大事。所谓的丝绸之路，中国就好比“大批发商”，往来贸易的商旅，乃至间接贸易的西方国家，就是层层的“小商小贩”。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