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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货币不值钱，招致外国货币蜂拥而来。除了美钞、港币广为流通外，英镑、法郎、新加坡币、越币、葡币、印度卢比、缅币等各式各样的外币，听过名字的，没听过名字的，几乎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市场都能见到，当时的人也算是大开眼界了。由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困难，国民党曾经对美国寄予很大的期望。宋子文以知美和亲美着称，战时曾经在美国从事争取支援的工作，战后自然也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援。可是国民党战后混乱的局面让美国人不敢再往这个无底洞里投钱了。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1948年陷于崩溃。财政、金融、工商、农业样样都问题百出。多米诺骨牌效应，政治影响军事，经济危机诱发政治危机，国民党的统治从内部看，就已是命悬一线。经济危机不可缓解，引起社会危机的不可缓解，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总崩溃。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之际，不无惋惜地对国民党的将领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以及廉洁换得的民心。”
第3节 在对抗中攻守易置
东北败相已显
全面内战爆发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实力悬殊。解放军前期作战，作风稳重。毛泽东曾经对于战争全局有过这样的定位：对外战争必须打持久战，拖垮敌人；对内战争当速战速决，解决敌人。国民党军队战争目标与手段极不协调，导致出现了大量的战略失误，屡战屡败。
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心理变化是复杂的，他们由战初对战争前途的自信，对中共的傲慢与轻视，转而对中共的战斗力和战绩感到吃惊，战场形势的不容乐观使得战斗士气极为低下。并且国民党内矛盾重重，党派纷争不断，国际援助无法取得突破，危机不断。解放军坚持不重失地，重视消灭有生力量的战略战术，逐步扭转了战争初期的不利态势。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后，解放军适时主动地在中原战场上发动战略进攻，从而由守势转为攻势，实现了战争进程的重大转折。
在国共双方的军事较量中，东北具有代表性。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战后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共大规模调兵首先进驻东北。蒋介石则将兵力部署的重心放在江浙等富庶地区，准备从苏联红军手中直接接管东北。当然，东北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建设又比内地发达的一个区域，许多国民党将领也想在苏联军队击退日寇侵略者之后，分得一杯羹。
东北地域辽阔，国民党在东北有7个军20万人，加上特种部队和地方部队，总共不过40万人。经过战争的消耗，国民党在东北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多数城镇只能以团、营为单位守备。而且国民党军在关内作战不力，兵力受到牵制，一时也无法向东北大举增兵，只能依赖东北现代交通特别是铁路交通较为发达的优势，将部队集结在交通要点，随时机动增援，弥补兵力不足的窘境。
四平位于南满平原的中心，联结三条铁路线，是东西南北满间的交通枢纽，为国民党军从沈阳北上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要地。在国共和谈时期，我领导人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东北，能少打仗就少打嘛。后来共产党认识到，和谈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力求死守四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坚持打阵地防御战，这种情况在遵义会议后共产党的历史上几乎没有。
我军在东北战场并不占优势，在国民党对我南满根据地最后一次进攻被击退后，林彪审时度势，认为在东北发动反攻的机会已经到来。林彪立即部署，主动出击，实行连续攻势作战和规模日益扩大的歼灭战，希望通过一个大逆转，改变东北战局。当时正值孟良崮战役国民党大溃败，蒋介石亲临沈阳，为部下打气。国民党当局非常紧张，四平如果失守，东北国民党南北联系将被切断，长春、吉林态势孤立，东北防御体系将不复完整。国民党吸取以往经验，行动较为谨慎，东北民主联军未能捕捉到战机，此时四平久攻不下，攻势已经明显疲惫，难以为继，在国民党南北逼迫之下，态势显得更加不利。中共对于城市攻坚战没有太多的经验，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林彪果断决定停止攻击。
此后，林彪更多地坚守其得心应手的运动战术，我军更多地发动攻势，东北战局果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四平战役结束后不久，东北成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位居全面优势的战区，国民党军在东北只控制十分之一不到的地域，兵力大部退至铁路沿线极少数城市，完全处于守势。国民党内部甚至有人主张放弃东北，在关内集中兵力。蒋介石认为，放弃东北则失去了华北的屏障，必将影响到全盘战局，不断往东北派遣兵力，还对原有部队进行全面改组。新编部队战斗力不高，老部队被拆开，严重影响作战，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已经显示出颓败之势。
千里挺进大别山
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渡过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随后，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一部，南渡黄河，进入豫陕鄂边区，不久，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进攻豫皖苏地区。
刘邓部队渡河南进的行动，吸引了国民党从鲁中前线调出4个整编师增援，此外，国民党从其他各地调动部队，集中8个整编师，准备围歼刘邓部队，或者将他们赶回到黄河以北。刘邓部队因为连连作战，已经感到疲惫，大别山区道路崎岖，中原地区河流不少，还有很多是黄河泛滥区，行动很受环境影响。当时正是酷暑时节，还多雨。下雨的时候，道路泥泞，不利于快速行动；天晴时，烈日当头酷暑难当，沿路缺乏补给，刘邓部队行进得十分艰苦。
这正好让国民党对刘邓大军捉摸不定，他们以为该部队是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被逼无奈，只得南窜，就跟在刘邓屁股后面，在前方也不重兵布防。直到刘邓大军走出黄泛区渡过沙河，国民党部队才发现刘邓大军的战略意图。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刘邓部队都是轻装前行，对于紧随其后不过几十公里的敌军，如果不能在速度上取胜，抢先渡河则会陷入险境，形势十分危急。刘邓指挥部队在国民党全线布防之前，将重型装备全部炸毁，轻装前行，渡过淮河，到达了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完成了突破任务。
华东野战军为了配合刘邓部队的行动，也为了调动集中在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寻找战机，本着只打小仗不打大仗的精神，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因为连连苦战，兵力损失甚大，急需休息。毛泽东甚感焦虑，多次致电陈毅、粟裕，要求他们尽快赶往鲁西南，指挥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昼夜兼程急进，不怕疲劳，不要休息，不要补充，立即渡河以缓解刘邓部队所受的压力。
陈谢部队按照中央指示，以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为目的，积极活动，与在大别山区的刘邓部队相呼应。
中共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最后阻止了国民党在陕北和山东的攻势。此后，刘邓、陈粟、陈谢部队大举出击，迫使国民党不得不从山东调军大别山，从陕北调兵至关中，继续维持对这两处的攻势。国民党此时，已经是疲于应付了。毛泽东提出，以后把外线作战变为进攻，此后中共在军事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而是如何大兵团作战，消灭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并攻克其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挺进大别山
第4节 三局决胜负
辽沈战役定东北
1948年以后，国民党军事形势每况愈下，党内上下对战争局势都十分悲观。经过多年的战争磨砺，中共对与国民党的军事决战有了充分的自信。
国共两军决战的第一个战役仍是从东北开始。辽沈战役前，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辖4个兵团，共计14个军44个师55万人。东北国民党军被分割在长春、锦州、沈阳三大孤立地域，没有战略后方，与关内联系被切断，难以得到后勤补给，部队士气低落，东北形势严峻。
1948年2月，蒋介石一度决定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以便依托华北解决补给。蒋介石甚至有想法，如果情况不利，可以全线撤退。卫立煌认为敌前撤退是兵家大忌，同时对于是否能够长途撤退没有十分把握，不敢担当由撤退导致失败的风险，因而主张坚守。卫立煌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东北国民党将领的支持，蒋介石一时进退两难，难下决断。
后来，蒋介石急于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只留第五十三军和第六军的二零七师把守沈阳。其余各军及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特种兵团统编为机动兵团，归廖耀湘统率，随时准备撤退。
当时，中共在东北占据大部分的土地、人口和铁路，部队的数量接近百万，大兵团和正规化作战已经能够得以实施。最为重要的是，中共在东北长期布局，已经建起了自己的后方补给基地，这是中共当时对国民党具有绝对优势的一个战区。从战略上考虑，林彪认为长春是一座孤城，可望在半个月内拿下。
面对东北野战军紧锣密鼓地布置长春战事，国民党驻长春守军希望能够放弃长春，撤向沈阳，但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卫立煌的同意。长春被团团围住，其间，国民党守军多次出击抢粮都被打回。国民党的长春守军饿得浑身水肿。在围困长春的同时，东北野战军迅速部署下一步作战战略，留守2个纵队、6个师继续围困长春，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全力南下，出击北宁线，全力攻下锦州，如此，辽沈战役正式拉开帷幕。
北宁线地贯辽西走廊，西起北京，东至沈阳，全长800多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昌黎、秦皇岛、山海关、锦西、锦州等重要城镇，是连接关内外的重要陆路通道。
东北野战军先后攻克河北的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切断了辽西走廊，完成了对锦州、义县的包围。
蒋介石本在集中精力应付华东野战军，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的济南战役，使蒋介石两面受敌，应接不暇。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要是想救济南，就顾不上东北。除非卫立煌经沈锦路出辽西，才能解锦州之围。卫立煌在东北问题上同蒋一直意见不合，他认为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直接解决，解围后与锦州部队会合，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方向攻击前进。然后沈阳主力发兵与东进部队会合，所以就未听从蒋的命令。
据说，卫立煌有亲共嫌疑，虽然担任剿共要职，却迟迟不见行动。卫立煌在东北期间，蒋在其周围安插了大量探子，卫立煌难以全权调动部队，只得时时抗命，拖延时间，贻误战机。
锦州范汉杰被围困得难以喘息，多次向蒋求援，蒋介石借召见卫立煌开会之机，迫令他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卫立煌相当牛，依然拒绝听命。最后，蒋介石不得不空运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当然仍然不放弃让卫立煌派兵解围，让参谋总长顾祝同亲自到沈阳督战，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顾祝同在沈阳期间，曾一再召集东北将领开会，要卫出兵沿沈锦路前进解锦州之围。卫立煌再次反对，对于老蒋的指示卫立煌一次次驳回，并与顾祝同发生多次争吵。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提出：乘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击锦州时，将沈阳主力一气撤至营口地区。卫立煌认为如不能照他的意见办，也可以实行这一方案。而顾祝同未得蒋介石同意也绝不敢同意撤至营口，两人僵持不下，顾祝同见要卫立煌出兵辽西仍无希望，只好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对于东北的局面，蒋介石万分无奈。
10月2日，出离愤怒的蒋介石飞抵沈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从华北和山东海运葫芦岛7个师，加上葫芦岛第五十四军4个师，共计4个军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以沈阳地区的5个军、11个师和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准备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蒋介石在晚上召集的军事首脑会议上，做了最后一次晚餐似的讲话：“我这次来沈阳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匪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和关内国民党部队一起作战，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助、后勤的补给，周总司令、郭总司令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万一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