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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前线侦察排，离敌人400米，是最前沿。我的排有五十几个人。
放下背包，我就把环境看了看，接着召集全排发表了“就职演说”。我说：“我看了名册，同志们差不多都比我大，我也没干过侦察排长，能不能行，我试一试，你们也看一看吧！”
第二天，我就把我们防守区的地形画了下来，对应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作了调整。晚上，我问：“全排扑缚格斗谁最行？”一个班长说：“排长，是不是要比试比试？”我向他敬了个礼，说：“不，我想拜你为师！”
我从前倒后倒、滚翻、跃起开始学，几天就学会了，但有天早晨，我起不来了，通讯员赵武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给我穿裤子，对我说：“排长，老兵们都笑你哩，说排长是个小娃娃，一口想吃个大胖子！”
好嘛，我要叫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个小娃娃！我顾不得全身酸痛，继续学。那时我身体好，不到两个月，我练得一身圆滚滚的，也能一掌砍断一块砖头。班长们说：“排长，我们会的都教给你了！”确实，我敢和他们每个人对打。所谓对打，可不是你在表演场上看到的那种花架子，而是动真格的，双方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挨一家伙就痛得半天回不过劲来，我身上常青一块紫一块的。为了在战场上不吃亏，只好这样干。
我什么都管。军政一把抓，还管生活，管文体活动。上山砍柴，杀猪，炒菜，教唱歌，出节目我都来，和战士们关系不错。
但我也很注意自己的“威严”，我认为这是保证我在战场上指挥得动必不可少的。有个班长熊忠泽，人高马大，武功好，是我的“开山师父”之一。他平时稀拉，不请假就跑去赶街子。我们阵地下面不远有个街子，虽说政府和商店，住户都转移了，但到赶街那天还是很热闹。我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忘了！”“你有什么事？”“去看看女娃娃！”“无聊！”“不，这是一种心理需要！排长，你还小，不懂……”我吼了一声：“立正！”对他说：“你给我在这站两小时，敢动一动，我明天就叫你回团，我管不了你……”他老实站了两小时。过后说：“排长，开个玩笑都不行吗？”我说：“平时在纪律上开玩笑，徇私情，对于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不战自败的先兆！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他答：“知道！毛主席！”我说：“不，是美国将军巴顿！”他说：“排长，巴顿可是个资产阶级呵，干吗不用毛主席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当心我打你的小报告！”他油着脸嘿嘿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又和好如初。
熊忠泽不但没打我的小报告，在后来的战斗中他豁出命来保护我。
这年年关将近。我们接受了深入敌境接敌侦察任务。我们在规定区域内摸清了敌人兵力、火力、道路情况。有一回，敌人一发105榴炮弹落在我们埋伏地十米外，没爆炸；又一回，敌人的炮弹把我们隐蔽的树木都拦腰削断，但我们还是无一伤亡。只这时，我又想起了妈妈，在心里喊过：“妈妈，再见了！”等到安全撤回，我又把妈妈忘了。不是不想，是没时间。我们是昼伏夜出，但我不能昼伏，要画图，要写报告，还有好多事要处理。
1984年4月28日，我们师开始打响收复老山的战斗。
按上级规定，我们侦察排务必在炮击前把本团四连带到474高地。我们在前一晚就来到预定会合地，但直到凌晨三时，还不见四连到来，我慌了。请求提前开辟道路，但上级不同意，怕暴露意图。四时，四连到达。说是天雨夜黑路滑，许多同志掉队了。
这时，离总攻仅仅一个半小时，来不及了，但不能不执行命令呀！只好带着他们往474走。果然到炮击开始时，离474还有几十米雷场！再依靠工兵几公分几公分地探雷排雷是不可能了！停止前进？我们正好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后退？等待我们的………首先是我的命运将无疑是军法处置！
我急了，一时又拿不出主意，胃开始痉挛，痛得不行。但我不能蹲下，几十双眼睛都在看着我，几十张嘴都向我大张着。我知道，他们在喊：“排长，怎么办？”我说知道而不是听见，是因为我们的炮火正在我们头顶上飞，在老山主峰各山头爆炸，我只能看到火光和飞扬到半空的人腿和红色碎片，耳朵再听不见别的声音。
我呆愣了片刻，立刻决定，死在军法队的枪口下不如死在敌人枪口下！前者留给我的将是：“到底是特嫌的儿子！”后者则是一个光荣的烈士！
我开始扑雷！当然我看不见哪是雷，我只能扑倒一大蓬茅草向前爬，一次次地扑倒，站起来又扑倒。茅草，荆棘剌得我的手脸血淋淋的。
在我第三次向前扑的时候，熊忠泽从后面抱住了我，往后一掀。他力气大，我抱住竹子转了几个圈才站立定。我气极，拔出手枪，骂他：“你妈的X，我枪毙你！”定睛一看，他上去了，速度比我快得多，战士们又跟在他后面，又把他掀下来，争先往前去。蒋绍清没扑几步，触了雷，他抱住腿，又朝前滚。我上去了，拉住他，他的血喷了我一身，我叫秦树朝背他下去，秦答一声是，刚站起来，“嚓………！”一发炮弹打来，我听见他喊了声“排长”，却没见到他在哪……
我们终于把四连带到了474。原计划是乘夜暗排雷摸进，现在只好改为强攻。炮击未停，我们终于到达目标，完成了任务，但付出了本可以避免的代价。
蒋绍清这时不行了，不断声喊“排长，排长，……”熊忠泽一直背着他，他拼命咬他抓他，要熊放他下来。后来他不叫了，熊说：“排长，你看看……”蒋绍清向我微笑，声音很轻微：“排长，你多保重！”
熊忠泽放下牺牲了的蒋绍清后，我才见到他的肩上、背上、胸口上鲜血淋淋，皮开肉绽。我问：“咋了？”他说：“蒋绍清又抓又咬的，他要滚雷。多好的同志呀！”我一下扑倒在熊忠泽怀里哭了。
我想起，我罚过熊忠泽的站，我也严厉批评过蒋绍清，我思想里有看不起他们的成份！
是战争教会了我尊重同志，爱戴同志。从那以后，我身上的动力除了妈妈，除了事业，还有了战友们的珍贵友情。
本来，我们把四连带到位任务就逄完成了。但四连到位人数不够，向前攻击受阻，我征求了同志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向敌侧翼攻击，以吸引敌人火力。
在我顺一条水沟向林中敌人一间草房攻击时，侧面敌人一发子弹击中了我的腰部，打断了我的皮带，从我的腰脊骨间穿出。
是排里同志把我抬下来的。走了四个小时，每一步我的伤口都像有把刀子在剜动。
辗转到了昆明43医院后，妈妈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是我在陆军学院一位同学告诉她的。
那天，我睡得昏沉沉的，听见了妈妈的声音。我大喊：“妈妈，妈妈，我在这，在这！”伤员们都以为我神经错乱了，结果还真是妈妈来了，她在走廊里轻声向护士打听……
妈妈看了我的伤，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哭，还强作笑容：“老天保佑！……”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千里迢迢去医院看我时，她已身患重病。我在前方打仗，妈妈在家日夜不宁。现在已查明，她得了癌症！
妈妈呀！你为我操碎了心！我什么也还来不及报答你呢！
妹妹告诉我，妈妈上手术台前，一直坚持等我回去。我身上揣着妈妈病危的两封电报，但因我刚调到四连，领导上一定要我安排了工作再走。妈妈只好交给妹妹一个布包，内中有几百元钱，“给你哥哥结婚用！”这是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我回到家里，抱着妈妈哭不成声。妈妈还是笑：“这哪象个要当将军的人！”
“妈妈，我不走了，我要转业，回来守着你！”
妈妈说：“我宁愿有个远在天边但有出息的儿子，不愿有个守着我的窝囊废！……
我的爱只在心里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你既然问起，我就全讲给你听。
我负伤后，是前线一个野战医院给我施行的抢救手术。
手术后，我不能躺，只能趴在临时病房一个角落里用干草垒起的特殊病床上。
疼痛、孤独、种种忧虑和思念，搅得我十分难受，日夜都靠着止痛安眠药打发。
有一天，我在昏睡中听到一个惊诧诧的女声：“哟，这儿还有个小排长哩！”
一个穿白褂的女人翻看过我床头的病员牌，蹲到我面前：“痛吗？”
我转过脸，不想理她。
她很快猜中了我的反感所由：“我不该叫你小排长，对吗？我说你小，是见到这上写着你21岁，而不是别的意思……”
我急于知道我的伤情：“医生，告诉我真话，我的伤真不要紧吗？没伤着骨头吗？”
“我是文工团的，不是医生……”
我没心思和她再说什么，只摇了摇头。
她说：“我给你去看病历！”
一会，她回来了，很确切地说出了我的伤情：“没事，真的没事，不过也真的……危险，子弹出口要再偏这么一丁点儿，你的脊椎就折了，好了也得瘫。医生说，你体质好，估计不会落下什么毛病。”
“你问过医生了？”
她诡谲地一笑：“问了，我给医生说，我原来认识你。”
从此，她整天就在我们病房里，在各病床间转游，什么事都干。她还带小把小提琴，大家乐意时她就拉一曲。没事了她总是回到我的床前，有几个晚上她值班，也是或坐或斜躲在我床脚的草堆上。我想可能因我的床位在不妨碍出入的一角。
我们都需要找些话题来消磨时间，也好像彼此都想了解对方。
我们熟悉了。她给了我比别人更多的关怀照顾，也显得更为亲切、随便，比如我不按时服药，我自行活动都会受到她严厉的斥责。
我在不知不觉中减轻了疼痛与忧思。这是她后来离开医院我才感觉到的。
当一批伤员转院后，新来的总是以为她是我的什么人。她也承认：“我是来照料弟娃子的！”
我们的友情确实发展很快，像真正的姐弟那样亲热，连医院的人也相信我们必是原来就认识的。
我对她从没有过非份之想，为什么？因她太美。内在，外表，我都认为她是个“绝色”，我自认我也不算丑，但配不上她。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我当时已有未婚妻，而且也是在品格容貌上十分理想的。
我的未婚妻与我从小相识。进陆军学院后突然接到她………我只在低处仰视过的这个女孩子的信，我真是欢欣若狂！很快，我们在信中开始了疯狂般的热恋。到假期，我们向双方家庭公开了关系并得到了承认。
我被派到前线当侦察排长后，凡不敢告诉妈妈的话都写给了未婚妻，她一如既往地“热”。
打仗前，我决定不拖累她，断然提出中断关系，请她再物色个人。“怕别人说你什么，你可保存我这封信，以此为凭……”她的回信太令我感动：“且不说你负伤，就是你死了，我也将找回你的骨灰，放在我枕边，终生相伴！”
你说，有这样的未婚妻我怎能见异思迁？
在前线医院稳定伤势后，我转到了昆明陆军医院。那位文工团员（我且用小J称呼她吧）立刻赶来看我。她称我小弟（她比我大一岁），无拘无束抱住我欢跳不止。
她几乎天天来，带来提琴、录音机、书籍和她认为我需要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一位总参首长接见烈士家属，所列的烈士中有我的名字，她一声大叫，昏了过去。后来别人替她打听到，那位烈士不是我，而是与我的名字有一字相同的人，报上又登了更正，她才放心。
她后来还带我去过她家，从她家人口中证实了她为我昏死过，从她家人眼中我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许，仅仅是感觉。我至今没有问过她，她对我那么好，是不是还有友谊之外的另的感情？
但我有！至今还很强烈！我想，如果她是我的妻子，我将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我爱她将超过爱我自己的生命百倍，我会对她好，胜过世上所有的丈夫！但不可能了！虽然我们至今仍保存着最深厚的友情。
出于我的感觉，我决定只有让我的未婚妻立刻来医院。只有我们双双出现在小J面前时，才可能制止我和小J的密切来往突破友谊的界线（我再说一遍，这或许是我的错误判断）。我认为不这样我就有负于未婚妻赤诚炽热之爱，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我给未婚妻写了信，如实说了我的伤情，要她速来。同时我千叮万嘱，对我妈妈只说我来到昆明学习。我写了“我只希望你一人来，只有你能抚慰我目前刀割火燎般的伤疼与思乡之念！”
我把这封信给小J看了，她照样来，但来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