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再访延安，除了谈话，还下乡参观南泥湾等地，同时为了候周公自重庆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协政治协议的改动情况，在那里前后逗留了十天之久。第一次去延安，未曾见到刘少奇同志，好像当时他在前方。第二次见到了。还记得他和彭德怀二位的住处与我的临时住处相邻，我还去回访过他们。陈绍禹（王明）也曾来过我的住处，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别后一场大病初愈。陈作为共产党在参政会的代表之一，重庆会内会外我们常可碰见。在这次访问中，朱德同志还向我提起当年他德国留学后途经莫斯科回北京，曾想访问我而未成的事；想访我是由于他在德国留学时的朋友孙炳文烈士的建议，而孙是1912年我在《民国报》工作时该报总编辑。孙炳文兄的夫人任维坤（人称“妈妈同志”，孙泱和孙维世之母；孙泱与孙维世兄妹均死于“文化大革命”中），这次访问中也见到了。任维坤也是当年在《民国报》的同事，她是报社中三个女编辑人员之一。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63节 追记和毛主席的谈话（3）
1948年在重庆从事《中国文化要义》的撰写。
二、1950年后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的几次谈话1950年3月12日的谈话纪要
我是1950年1月半从四川到京的，其时毛主席周总理方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未归。3月10日我在统战部安排下随同党内领导诸公到前门东车站迎接他们两位返京。次日晚间举行欢宴，我亦被邀参加。席间主席语我：明天晚上我们谈谈。12日晚7时后在颐年堂见面，有林伯渠先生（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在座。谈话至深夜12点后用饭，饭后又略谈片时，兹追记留于我记忆中者于下：
主席问我：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我稍迟疑，回答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盖此时我尚信不及中国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这一心理是有其根源的。中国自推翻帝制多少年来，纷争扰攘，外无以应付国际环境，内无以进行一切建设，天天在走下坡路，苦莫苦于此。我一向切盼大局统一稳定，而眼见一时的统一不难，就难在统一而且能长期稳定下来。1949年11月尾，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和林彪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我亲见两军军士装备和待遇，四野优于二野情形，两军接收重庆物资彼此争夺情形，而且全国划分六大军区，颇有割据之势。还有国民党会不会卷土重来？这些都是问题。——这些话存在心里，却未便说。
我向主席说：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却不容易——治天下要难得多。今天我们当然要建设一新中国（现代中国）而必先认识老中国才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我一向的口号。我虽不参加政府，但我建议在政府领导下，设置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我愿备顾问，参与研究工作。主席说好，却未多往下说。
主席随即劝我出京到外地参观访问。他说：过去你不是在河南山东各地搞乡村工作吗？现在这些地方全都解放了，去看看有什么变化。还有东北各省解放在前，算老解放区，亦要去看看！我原有意要了解中共在地方上的政策措施，立即商定各处参观计划，其后并于4月初间成行。
我对主席陈明我在川中办学情况。主席指示勉仁文学院可交西南大区文教部接收，所有教职员工及学生各予适当安排。其中随我工作多年的人亦可以令其来京仍随我工作。当下主席对林老林伯渠嘱咐：梁先生的这些人员到京之时，请林老决定安置。至如勉仁中学可以续办一时期，以后再交出，全由国家统一办理。其后勉仁文学院教职员工和学生多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其中副院长陈亚三则来京，以我的秘书名义安置在政协。勉仁中学最后亦交出，改为重庆第二十二中学。
如上解决了我的一些问题，此外还有许多漫谈，不觉到深夜12时。左右向主席请示开饭。我立即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请给我一二样素菜。主席忽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
开饭时，林老招江青入座，于是四人同席。饭后谈话无可记者。我告辞，不敢劳主席相送，主席竟坚持送我到门外登车。然而看他词色间似不愉快者。
我回忆往年访问延安，特别是1938年春那两次通宵辩论后，我临别出门犹觉舒服通畅之情怀，何以此次竟不可得。如其说那次交谈是成功，这次便是失败。
寻思一时顿有会悟。原来十多年前延安深夜人静辩论不休，彼此开怀曾不起意。辩论极易引起争胜意气，而此种意气竟然不起者，则感应之间主席实居主动，我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而胜心不起的。主席和我，此时庶几乎所谓“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者。而这次相见却不然。主席有意拉我入政府，我意存规避，彼此各怀有得失计较。这些都是私心杂念。一般人将谓彼此各为国家大局设想，怎说“私心杂念”？此则一般人不学之故。——此指孔门古人之学，大乘佛家之学。
1950年9月23日的谈话纪要
在上次谈话后，我即按照主席所嘱计划，和统战部长李维汉、徐冰两位洽商去各地参观访问事宜。我提出须带秘书随员三四人同行，并商订秘书各人名资历待遇问题。然后由中央统战部分电预定访问的各省当局知照，请他们招待参观。4月9日我暨秘书李贗等人出发，其周历各地情况另有记述。末后于9月16日从东北回京，23日晚9时应毛主席召，在颐年堂谈话约一小时有余，兹记其大要如次。
我首先谈我在旅顺大连曾闻见美苏飞机在附近上空相遇冲突之事，我离东北前夕，沈阳已施行夜晚灯火管制，似乎战事即将爆发，可惜东北工矿初恢复又将被毁。主席表示尚不至有战争。因为我们不想打仗；根据美方在其国内外布置的军队的情况来看，亦不像要打仗的样子．我报告东北见闻中，提到工业方面马恒昌小组及召开学习马恒昌小组的会议各情况，工人们已觉悟到新国家之为工人当家作主的国家，实大为可喜现象。后来继之有王崇伦等先进事迹，均见出工人们的阶级觉悟。此种觉悟为我们立国之本，宜发展普及之，主席欣然色喜。
末后，我将随身带来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的草案请主席阅看。此事原在上次谈过的，但主席看时皱眉不悦地说：研究是可以研究的，此时不必忙吧！我答言，不是我急于举办，而是日前（16日）在怀仁堂遇见周总理，总理嘱我起草此件，交给他以便提出于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的。主席说：既然你们都商量好，那就去办吧！且接连说两次。我说不然，应当以主席意思为准，此事即行从缓再说。——此后我即将此事压下不提，见到周公，他亦不问了。
今天想来，此事幸而中止。强调阶级斗争是毛主席倡导的时下潮流，而认识老中国将是唱反调，必不容许的；到那时研究所被砸，不如此时不举办。
在这里附带一说的是此后不久——10月25日——卒有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之举。中国援朝与美国打个平手，结束于停战协定，奠定声威于国际，列强遂不能不刮目相待。
此时正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即农村里分田运动，全国有不少地区尚在进行中，主席劝我去参观学习。我以多日奔驰于关内关外，推辞不想再出去。并表示愿以半年来参观所得和自己的意见感想写记下来。主席点首说好。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64节 追记和毛主席的谈话（4）
1951年雪后与黄艮庸在万寿山。
1951年9月5日的谈话纪要
我在如上的谈话不久，10月初间即偕眷移居颐和园内石舫附近的西四所居住，黄艮庸、李渊庭、孟宪光等亦分住于两侧耳房，进行讲论及写作。写作的题目为《中国建国之路》。今尚存其稿两册，但未写完即辍笔。
转过年来，我闻悉将有西南土改工作第一团之组织，忆及上年主席所表示的意旨，经向统战部取得同意后，即偕艮庸一同参加，于五一节后成行。
彼时在西南大区下，四川一省又分东西南北四个区。从而我们土改工作团百数十人亦分成四小组分赴四个区工作。我暨艮庸则随土改团长章乃器参加了川东之一区。工作地点在合川县，团部驻于云门镇上。但我和艮庸则愿下乡居住便于工作。工作情况非此所及述。到8月下旬工作结束，30日飞回北京。到京仍住颐和园内。主席闻知我回来了，9月5日晚间召往晤谈。
当时章乃器同为主席之所邀谈者，他已先谈过了许多话，正在向主席告辞。因此我不复多谈川东土改经过。且值左右为主席开饭，江青亦来入坐。我先已在家进食，虽列坐，但食一蜜桃而已，即转入随便谈话。
谈话中，主席对江青说：“你去江南参观土改，当地干部们阻止你下乡；你在城里住几天就回来，没有完成任务，这不行！”又嘱说：湖北某些地方尚在土改运动中，你还必须去看。
谈话中，我说到邓小平同志曾为我们作长篇大报告，备述刘邓大军入川以来如何肃清各处匪乱以至部署土改各情况，看来西南大区邓实负重责。主席点头说：“军事政治各样他都行。”又连连说：“那是一把好手！那是一把好手！”当时给我印象颇深。比及全国各大区撤消后，各方负责人物多集于中央，而邓独被任为党的总书记，有由来矣。
末后，主席说：据报告广东进行土改有些麻烦问题，你去看看，好吗？我答：从5月初入川参加土改工作至8月底归来，首尾达四个月，不想再出去了。主席遂不相强。
1952年8月7日的谈话纪要
这次谈话是从午后二时开始，到四时我辞出，不同于往常大多在夜晚谈话。又这次谈话是出于我（通过林老）的请求，亦非由主席主动召见。盖多年来我没有参加革命，而自以为致力于革命，以致妨碍了（共产党）革命，有必要自己检讨。我写出检讨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长篇，送请林伯渠秘书长阅后转呈主席阅看，希望得到主席指教。5月5日送去，至是——8月7日——主席召我去面谈。
主席对我说：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好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指划出重要的几段来而后我方才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
于是我提出想去苏联作学术研究的请求。往者迫于国难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我多年来奔走四方不遑宁处，虽然生性好为深思，有心从事专题研究而未暇。今幸在党的领导下，正好有了安居治学机会。所以要去苏联者，是要去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之学。因我蓄意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已多年，巴氏之学虽属生理学，非心理学，却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研究它，可免心理学空疏之弊。此为第一个要去苏联之由来。
再一个原因，是要去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这是在观察和衡量一种学术思想以至社会文化上如何确立一准则的大问题。我留心此问题而在国内得不到解决；其访求经过如下——
1951年驻京的苏联大使尤金博士写有一长文，题为《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北京《人民日报》10月17、18两日连载其译文，内容就是讨论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我读之甚感兴趣。但原文往复讨论，颇费寻绎，我不大晓得自己了解得是否正确，特就原文分为：（一）所谓社会经济基础者何指？（二）所谓上层建筑者又指哪些？（三）此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把原文分别采录于三个问题之下而试作结语，求教于人，看我的结语对不对？（对，就是没有错解尤金的原意。）
我求教于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北京《人民日报》社编辑部的理论组。尤金论文登出在该报，故尔求教于他们。回信说理论负责人请假，原稿退回于我。二是求教于陈伯达。陈住于颐和园对门的党校内，而我则住在园内，距离最近。他有党内理论家之目，故尔向他求教。但久久无回音。我到党校传达室问讯陈是否在校；回答在校。于是我写信促请其答复，不料一个月之久依然无只字复我。三是求教于沈志远。沈曾留学苏联，抗日战争之初经延安回国，闻延安人们称道他是一个马列主义学者。于是我从民盟总部询知其上海住址后通信求教。沈回信云事务猬集，恕难作答。最后经政协学习会朱洁夫同志代我向《学习》杂志主编方面求教，得其复信，说：此涉及许多理论问题，尚须继续研究。总起来说，我多方求教，均无结果，我惟有去苏联访问了。
当我向毛主席作如上的陈述时，说到旁人不能答我的提问，却均退还我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