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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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无尽- 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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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行顺利,是夜便到都斛。但还不是都斛市镇,是其海口,地名东口。耳闻隔船语声,知范君夫妇已先到。彼此问讯,知他的船在途中,被劫两次。棉花劫去数十包,幸无它失。而其余三只同来的船,竟不见来到。候至天明,总无消息,为陆君悬心不已。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7节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2)
四、由都斛到台山城
我们船到东口之时,岸上的警察派出所便有警察持手电筒上船来查问。我们直以从香港逃出告之。他回派出所后,他们的警察长非要我们上岸问话不可。而从船到岸还有几十丈必须涉水而过。正在后半夜极其寒冷,又仅有星光,不辨脚下深浅。跣足涉水,真有些为难,我们向他商量,请至天明再问话不迟。他执意不允,大声威吓起来。我身边恰尚有名片,就托范、陈二君辛苦上岸,对警察长说明。
经说明后,他态度倒还好。天明就招待我们上岸洗脸饮茶,用电话向镇上喊来轿子,送我们到镇上。大约他已报告上司,而得到指示了。
在镇上饮茶时,棉纱货主亦由镇上来东口收取他的货物。乃知吴发包运他的纱货共有十六只小船之多,先后分三批开行。第一批六只船,第二批五只船,第三批又五只——就是我们搭乘的这一次。第一批有五船失踪,只到一只,亦被劫光。第二批五只船都不见到。第三批到了我同范君两船,余三只未到。总算起,共失去十三条船,到达的仅只三船而已!如此看来,我们此行真太危险了。而到达的三船,一船被劫精光,一船被劫两次,其得安全无事者独我与陈君一船,真又太幸运了!
原来当17日晚,船已开行,我与陆君忽又换船之时,我心中早为之一动:莫非我这船要出危险吗!因为从来的经验,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只有在我未到之前,或离去之后方发生。这种事例太多了。二十八年(1937年)我在敌后游击区出没之时,最为清楚显明。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迁离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亦有一串事例可举。这样就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所以当忽然换船之时,我不免心中一动了。哪晓得它果然出事呢!
照此情形,我们只有函托吴发仔于寻到他的船时,设法营救陆君。我们久候于都斛亦属无益,19日宿一夜,20日就赴台山县城。
赴台山,我和范夫人各乘一轿,范、陈二君各骑一单车(脚踏车)。车轿都是警察所代雇的。警官甄君招待甚周,并设酒饭在他所内款待我们。因为我的名字一传到都斛,就被当地几个旧日广州第一中学的学生朱元凯、朱灵均、李元五等晓得了,马上来欢迎我。而警察所朱所长正是他们一家弟兄。所以可以说一入国境,便遇到熟人了(我于民国十七年任第一中学校长)。
朱等立刻写信告知台山城内的同学陈炳贤。陈任县政府粮政科长,他又报告给县长陈灿章。所以我们一到城内,陈同学和陈县长又都来欢迎了。陈县长是我的朋友刘裁甫先生的学生。十七年(1928年)我在广州时,他任民政厅秘书,曾经见过面的。于是随着当地的新闻记者和县党部书记长亦都来看我。他们皆以为我是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最早的一人。——此是1月20日的事。
五、经过三埠
照我们的路线,到台山后,应经三埠去开平肇庆。所以20日宿一晚,21日晚发电报给重庆后,即决定去三埠。电报是打给国民参政会的。其文曰:
重庆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蒋、张、左暨王秘书钧鉴:顷已从香港脱险返回,请代披露报端,告慰各方知好。梁漱溟。
可喜的是当我们起身赴三埠时,陆君忽然赶到台山,直入我们旅馆中。问他所遭遇的事,知道被赤溪方面的海盗掳去。吴发的十三条船皆被集中在一处,货物和旅客一同在那里。船货要交七万五千元才可以领回。旅客则每人要交港币一千元保护费才可出来。陆君本与其他客人同一待遇,后来因为他颇知江湖人物心理,几番说话居然说动他们,将掠去的衣物还他,且派船送他一人登陆。他赶至都斛,经警察所的指示,又通电话于县政府,所以就寻得我们了。于是原来同行五人,又复会齐出发。
经一程旱路,一程水路,21日下午我们到了三埠。“三埠”原是三个埠头:长沙、荻海、新昌。这好像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一样。市面繁盛,有广东第一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此。先得知专员是旧日相熟的李磊夫先生,一到便送名片通知他。他立刻来看我,欢然道故。次日又约请彭指挥林生和一些军政长官以及中央、中国、中农三银行经理为我设宴。并且派一个队长带了弟兄,于宴罢护送我们一行去肇庆。
此地中国农民银行经理吴尚势君,在席上向我谈他是广州第一中学的老教员,虽然他入一中是霍校长请去的,我早离开。然而我在一中的措施,已奠定好的基础,养成好的学风。他们后来的人,从我遗留下的规模和同学口碑之间,虽未谋一面,却完全清楚我的为人了。——不料随处都遇到对我有好感的人呢!
六、经开平到肇庆
22日午后起身,当晚抵开平县城。县政府陈科长伟宗先迓于中途,林县长开远又到旅馆来看我们。据他说亦是十七年在广州会过面的。他随你们姨父伍庸伯先生做过事,所以常听伍先生说起我。——那么又算是一个熟人了。
23日黎明,县政府雇来五乘轿,林县长又亲来送行,当晚宿田村。次日继续前进,午后二时便到新桥,在新桥换小船,傍晚就到肇庆了。
肇庆是府名,县名高要。此处为广东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在地,专员为王仁宇先生。他收到李专员磊夫的电报,又经护送我们的队长通知他,所以当下便同他夫人来看我们。我以为这王专员是不认识的生客了,哪里晓得我虽不认得他,他却又熟悉我呢!
原来广州西村有两间学校,一是第一中学,一是工业专科(后改工厂)。王先生曾主持工校的事,因为同处西郊,一中的校况学风他很清楚。几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心目中。最近他任连县县长三年,刚从连县调任此地专员不久。在连县时,王夫人和你们大姨(伍庸伯夫人)往来亲密得很。王夫人对我说,虽未会面,早从相片上认识了我和你们两兄弟,并且还看见恕儿寄给大姨母的绘画和木刻呢!
王专员告诉我,伍先生领导之游击队的根据地就在三水县境内,而三水和高要是接境的。可惜我与同行诸友要赶路,不及去访看老而益壮的伍先生了。
是晚(24日晚),我们宿肇庆大旅店。次日天明王专员和他的夫人又来旅店,引我们出城去避空袭。这天明避空袭是肇庆近月以来的规矩。全城人都走出城外,过午才回城。王专员就在城外一书院旧址办公。我们便在他办公室休息和吃早饭。他夫妇又引我们游公园、游郊外树林,再吃午饭。傍晚又送我上船去梧州。——此为25日事。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8节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3)
七、搭船上梧州
25日傍晚,王专员夫妇和一位管理西江航政的唐姓军官亲自送我上船。这是以前航行广州的拖渡大船。船老板表示客气,将特舱位让给我们,而且坚持不收船价。
我们一路上船轿车脚等费,以及宿食等项,大都有人招待,或特别客气相让,所以从澳门冯祝万先生借得国币一千元,又代换五百元,共不过一千五百元,五个人用到此地尚余大半。因此李专员、彭指挥、王专员先后赠我路费,皆没有再接受。实在沿途承受朋友们的好意已经很多了。
王唐诸公道别去后,船快要开,忽然在我铺位旁边坐了刚上来的一位客人,短装如工商界人,以帽压额,虽在灯影恍惚之下,我却已看出是久柄广东政权、威名赫赫的陈济棠。我们在港皆确知他陷在港没出得来,而在澳门以及沿路皆听说他被敌人拉去广州,并传说已到南京出任军委会副委员长。他能脱险回内地,不独他个人之幸,亦是国家之福。我忙指给身边的陈君看,低声问他是不是陈济棠。陈君看了,亦说像他。但我和陈济棠原相熟的,此时我看他,他却不打招呼。我不看他时,他又偷眼看我。这明明是他无疑了。不过他既不愿人知,自不便和他答话。
入夜,他又迁了舱位,不再看见。次日上午船上帐房来向我说“陈老总”相请。果然是他,请我去谈话。他说:昨夜原已看见你,现在梧州快到了,再无问题,我们可以谈谈罢。据谈,他因未得乘飞机出港,即于战事中改装隐蔽。战事休止,1月12日离港到大澳,虽家人部属亦不知。从大澳经朋友护送走中山、顺德、新会、鹤山、高明各县的乡间,不经过任何埠口而达肇庆的。由肇来梧之前,却已托人致电梧州梁专员朝玑,请其派船迎接。
不一时,果见梁专员乘了电船来接。他便邀请我和陈君等同上电船,很迅速地到了梧州码头。梁专员招待我们在司令部内休息用饭,并马上打电话报告桂林李主任(济深)、黄主席(旭初)。他自己亦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明一时尚不来桂林。我亦就便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我不久可以到桂林。
陈公(指济棠)确乎有病,从形容上完全可以看出。他自己说“百病俱发”,虽言之或许太过,但不休息不调养不行了。他摆脱政务(他是中央党部常委兼农林部长),决计去茂名(广东高州)静养,我认为是一明智之举。当晚(26日晚)他留于梧州,而我们询悉有开上水的船,即托梁专员代订船位,饭后上船赶程西进了。
八、脱险后感想
以上所述,到1月26日梧州事为止,是在贵县朴园休息期间写记下的。本来脱离港澳已算脱险,说得宽一点,则说到广东接近敌人的区域,如肇庆(距敌七十华里,仍不时打炮)便可。到梧州就无险可言,故梧州以后不必详叙。
梧州以后,大略言之:27日晚抵桂平,即刻换船;28日下午抵贵县。以同行友人陈君是贵县人,即借他亲戚家的朴园小住数日,此时同行他友均已分手。2月3日同陈君搭汽车到宾阳,4日到柳州,当晚搭湘桂铁路夜车,5日天明就到桂林了。这一段路同样地亦到处得朋友帮忙,招待,欢送,不要我自己费一点事。
至此再无可述,要述我自己的感想给你们。
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二十华里的平路,哪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走东江一路的人最多,被劫亦最苦)。我不独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带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第二个感想便是:到处得朋友帮忙,人人都对我太好。譬如遗弃的衣物偏有人同我带来,不是一例吗?如上所述,从头到尾的经过,不全是这种例证吗?同我在香港的只有张先生(云川)是你们熟悉的。其余多数你们都不认得,即在我亦是新交。离港前夕,张先生以未得同行照料我,颇不放心。我即说:你尽放心,天下人识与不识都会帮忙我的。尽我身边,一无家人,二无亲戚,三无故旧,却以人人对我好的缘故,正与家人亲故同处无二,此番脱险更加证明了我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便是尽一分心,收一分效果。这是从我和广州第一中学的关系而发生的感想。一中学生多是两广人,在两广每每遇到人便谈及我在一中的一段事。(最近又遇到坪石中大农学院一位赵教授,他开口便说:你到坪石来,我们那边一中同学甚多,他们会欢迎你的。)好像我和一中有很深很久的关系一样。其实我任一中校长只半年而已。不过,我却曾为一中尽了一番心。我于十七年(1928年)7月接任校长,那时的一中腐败不堪。但亦难怪。因为从十五年(1926年)6月起,两年内更换了七个校长,平均每任不过三个月多点。我接任后,逐渐整顿,在12月提出全部改造方案,转年(十八年)实行,到实行时,我便离粤了,但全盘教职员则一个不动,由黄先生(艮庸)继任校长以代我。一切事情都是黄先生、张先生?知)、徐先生(铭鸿)主持。自十七年经十八年、十九年一直维持到二十年夏秋间,这一班朋友才离开。改造方案(原文见《漱溟卅后文录》,商务出版)得以执行,而且稳定下去,所以便能建立根基,遗留于后来。然而就我自己讲,实不曾用许多心血精力于其间。不能不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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