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午后,如约与周君等重行会见,忽有某君贸然来参加,致妨碍谈话。又因周君亦称延安尚无详复,遂改期27日再谈。但我原定25日同林隐青(虎)先生赴桂的,竟以此被同人强留,不得成行。又事有可异者,25日我国际宣传处收录敌人广播,此委员会乃为东京所宣说出来。
27日同人与周君等再相会见。周君报告延安意见共有七点之多。其中大问题有二:一、反对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而认为不必有其所系属;二、主张此委员会定名“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其他尚有各党派委员平均各一人等五点。同人闻讯均有难色。而周君则称他在党内甚难劝说让步的话。因为前将极痛苦的几件小事签请批示查明办理者,至今仍不得批。党内责他,一点小事都办不了,何颜徒劝自己让步。同人互商,认为双方诚意不足,此事殆无成功之望,只好结束,不再进行。除当面向周君声明外,同时向王世杰先生声明,托其代陈于蒋公,于是近四十日来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顿。
29日一早我即离开重庆,去桂林了。
我努力团结是为了统一
这一段经过的叙述至此为止。末了,要总结来说几句论断的话。
这结论在我胸中有若干话欲说,但在笔下能写出发表的,却只两点,如后。
一点是:事虽无成,而在全国团结(或统一)运动上却已有了进步。说老实话,我是要求统一的(看以后所述自明)。不过我认定统一要从团结得之。所以我努力团结,是为了统一。国家统一不统一,于何处决定呢?那无疑是以军队的统一不统一为决定。若此一方彼一方各有各的军队,任你如何说国家统一亦是假话,而且内战永不能完。我很早提出要军队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就是为此。许多朋友听见我的主张,都笑我太书生。,,绝对做不到的事。甲如此说,乙如此说,丙如此说……几乎没有人赞成我。我自己亦不免摇惑起来,怕是距离事实太远,实现无望。然而武力统一,强迫地将军队收归一处我是早确认其无成的。——不是不能成,是成了旋即失败。倘若和平统一是空想,武力统一又是徒劳,则中国岂非没有统一之日。没有统一,即没有建设与进步;没有建设与进步,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我一定要求军队统一,我相信一定做得到。
这一信念,总算从经过事实中,没有令我失望。我廿八年从华北游击区目睹我军,回至大后方,倡言军队须统一于国家之时,虽赞成的很少,而到这次参政同人商量向两党提出我们的主张意见时,却被列为最重要之一条,并且得到几方面朋友,十六位先生联署。这给我的鼓励不小。更增我希望的,两党皆慨然同意,并没有碰钉子回来。廿八年切实指教我,说我是幻想空想的张岳军先生,亦转过来替我乐观。还间接听到张君劢、李幼椿(璜)二位转述何部长应钦、陈部长立夫在不同地点对不同的朋友谈话,或以军队脱离党派为莫大之幸,或以军队直属国家为素所主张。不论大家命意用心是否相同,我皆认为是进步。。
今事虽未成,这一句话却唱出了。事之不成,我早看到。不要说那委员会没有成,就令委员会成立,亦不免吵闹一场而散。就令不吵不散(廿九年成立之特种委员会即未吵过,其事见后),军队统一亦不易办成,但我以为尽管不成,而原则已昭示天下,。,。,总有一天要交出给国家。所以这原则的承认,实在是统一运动向前迈了一大步。
既有进一步,就不白努力;当然我要再努力下去。——这是第一点。
又一点是:看清楚事之所以无成,都为第三者太无力量。在四十日的经过中,,;,。,。,,我们没有力量于其间。这是事情不能成功之由来。,,。,?,,。,。,,,。,却亦有一种和平正义的力量。大局便可不难好转。今后再度努力的方针方法就是如此。——这是第二点。
就以上面两点,为此一段经过的叙述作结束。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4节 抗战以来自述(5)
二、七七以前的讲演
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叙述后,我们翻转来再从抗战之前叙起。
抗战之前,我本来是在山东做乡村工作,其详情不叙在此篇。现在只叙逼近抗战前夕,我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从这一讲演中,说明了我平时努力的乡村工作和抗战的关系,使读者了解我四五年来努力之前的背景。
在七七卢沟桥炮声未响之前,我们抗敌的情绪已经紧张了。6月13日我在成都省党部大会场,作了一次“我们如何抗敌”的讲演。事缘四川省政府刘主席(湘)屡次函电邀我入川,我在5月尾经过南京、武汉飞到重庆、成都两处,曾为一个月之盘桓,作了三十次以上的讲演(有时一天两三次),此为其中之一次。那次,有教育厅长蒋志澄先生陪着去,地点借省党部,性质是公开的任人来听,事后成都各报皆有登载。今撮举大意如下:
开首:今讲“我们如何抗敌”一题,是为了有些朋友不明白我们乡村工作和应付当前国际问题的关系,嫌我们缓不济急;所以要特地指明我们正是准备抗敌,才从事乡村工作之理。
次段:中国今日要抗敌,应采两原则:一是必须靠无限的兵力,而眼前有限的兵力为不足。中国常备军虽多,但行的募兵制,除了常备军便无其他。此有限兵力,至多不过可用一时而已,万万不足用。非化民为兵,求之于无限不可。又一是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与之作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因为我们的国防军备是不足以和敌人为主力之决胜的,只有拖久以待他之内溃。
三段:假定上面的话不错,就必得认定两点去下功夫:
一、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
二、加强政府的统治力量。
从第一点,就是求得无限兵力的法子;从第二点,就有了如何指挥运用此无限兵力的根本。
四段:要政府的力量强大,有赖于多数国民的支持;要政府能遂行其统制,有赖于下层机构的健全灵活。但照现在情形,上下之情未通,希望老百姓支持政府似难;民众都缺乏组织与训练,要下层机构健全灵活更做不到。
五段:所以我们必得要启发出老百姓拥护政府的情绪,并且加以训练及组织才行。然而这一功夫做到了,亦正是增厚国民的抗敌情绪及能力。因此,前认定两点或作功夫者,核实只一桩事而已。
这一桩事是什么呢?就是要从农业和农民入手做功夫。
六段:所谓从农业和农民入手的功夫有二:
一、先解除农业上种种妨害(灾害,匪患,苛捐杂税等等),更进而积极促兴农业(技术,金融,合作等等);二、切近农民日常生活予以组织训练(自卫,自治,合作等等),更进而为临时对外抗敌的组织训练。
七段:为何定须如此做功夫呢?其理由有四点:
一、国民之大多数在农民;
二、非政府关切农民生活问题,替他设法,则农民不会爱国,不会拥护政府;三、非感情相通,则组织训练不会成功;
四、非有日常生活上的组织训练,则临时抗敌的组织训练就无根。
八段: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加其抗敌能力的。所以我们正是从事抗敌的工作,纵使缓不济急,但似别无更急切有效的办法。
我们主张扩大乡村建设工作以应敌。完了。
抗战前夕,我的努力,我的主张,是这个。当然,抗战起来了,更将本此方针,要求发动民众。其奔走事实经过见后。
三、“八一三”以前的文章
我在川时,卢作孚、陈筑山两先生适从庐山回川。他们给我讲,政府当局为大局问题将约集在野人士,同到庐山,彼此商讨。给我的一份请帖,由作孚转来,切嘱于7月初间到庐山去。
我于6月29日出川,经武汉北上,7月2日到北平。那时北平谣言甚多,情势紧张,已有风雨欲来之势。7月4日南下,于津浦车中遇胡适之、林宰平两先生,他们都应约到庐山谈话会的。我告知他们,我随后亦到。5日在济南下车,折返邹平一视。旋即回济南,准备南下,而卢沟桥炮声发作矣。
从此以后,我即为抗战奔走,东西南北,没有休息。琐事不足记,记我当时的主张。此主张发表于“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前夕,8月10日至12日载上海《大公报》。题目是: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今记其内容如次:
开首:提出三条大原则——
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今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
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
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
三条原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现代战争都是以整个国力相较量,胜负关键在于后方。而况我们欲为持久之计,更非深蓄其力于广大的社会不可。第三条即与全国人力物力合为一国之力以应敌。如何合法?则不但要有“节制之师”,更须有节制之民。一切统一节制之后,可以举全国人力而化为一个抗战工具。——这就是第一条之意。但要想举国工具化,还得要举国主体化。那即是使举国之人都得其感情意志之发抒,意识到为他自己而抗战,不是给人家作工具。第二条所以要政治民主化,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者,在此。
综合起来说,要在以第一条的系统化,第二条的民主化,来完成第三条的一切国力化。
次段:指出这三点都是理想,距离事实现状甚远甚远。例如中国事向来无系统无条理,国家最近才统一,政治民主化三十年未作到等等。(下略)
三段:提出十四条较为具体的主张办法来。(中略)此其内容实包括有:
一、国家行政以讫地方行政的大改革;
二、教育制度的改造;
三、政治的改造。
关于第一项,是为要适应战时动员需要,将中央地方军政一切机关系统化,合理化。(下略)
关于第二项教育制度的改造,是我多年以来的主张。那就是廿二年应教育部之约,写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关于第三项政治的改造,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我当时亦声明将另成专篇讨论之,后来亦是没有写。(下略)
总起来,我是采取两大方针:一方向统治走去,一方向民主走去。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5节 抗战以来自述(6)
四、国防参议会
“八一三”以前的几天,我在上海,每天与蒋百里先生见面,商讨时局。11日因听了蒋先生的话,有急事特地到南京一行。夜车开行之前,适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来晤谈。他将敌我两方紧张情形告知我,说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
夜车开行不久,乘客入睡甚熟之时,忽闻人马声喧。车正停在无锡车站。站台上满是军队,站长传知客人一律下车,奉命火速运军队去沪。当时众人纷纷下车,我亦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自然传说甚多,而我心里则认为已经开火了。
当日幸得附他车,继续起行。但我已认定开火之故,过南京即未下车,迳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之事。12日经兖州到济宁,刚下车入门,我们工作同人即谓中央连电促我入京,正转电至上海觅我。我未休息,仍乘原车回兖州,候南下车入京。14日清早抵京,晤张岳军、熊天翼诸君,一面得知“八一三”开火情形,一面得知中央将成立国防参议会,要我参加。
关于国防参议会,邹韬奋先生的《抗战以来》第四节《参政会的胚胎》曾加叙述。但其中所述,不无记错之处。即如原书说,国民政府8月底集合全国各党派领袖们组织国防参议会云云,其实“八一七”就举行第一次会了。那天是夜间集会的,到的人有张伯苓、胡适之、周恩来、蒋百里、李璜、傅斯年诸先生。在上海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各位尚未赶到。因聘书15日才送出,秘书长是彭学沛(交通次长兼任),不是甘乃光。甘先生只在临末了,参议会将结束,才来担任几天。
我想分几层来叙述叙述:
一、这个会无疑地是民主在抗战期间的萌芽(邹先生语)。从内容人物来看,几乎全是在野的,党外的。即为国民党的,亦系素不接近中枢的,如马君武先生。这种精神,的确表见政府要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的意思。从这个会追上去,便是庐山谈话会。再可追溯到“一•;二八”那年的洛阳国难会议,其命意和性质皆大致相同。
从国难初起的国难会议,直到今天的国民参政会,实是一脉下来,平时并没有这种集会,更未成立为机关。而由国难逼来,则马上召集之,就充分证明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