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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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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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感悟情趣的闪动,若激越澎湃来得强时,可以如一片惊涛飞沙,由大处见到纤微,由细弱的物体看它变动,宇宙人生,幻若苦谜。一切又如经过烈火燃烧锤炼,分散,减化成为净纯的芒焰气质,升处所有情感意象于空幻,神秘,变移无定,或不减不变绝对,永恒的玄哲境域里去,卓越隐奥,与人性情理遥远得好像隔成距离。身受者或激昂通达,或禅寂淡远,将不免挣扎于超情感,超意象,乃至于超言语,以心传心地创造。隐晦迷离,如禅偈玄诗,便不可制止地托生在与那幻理境界几不适宜的文字上,估定其生存权。

写诗……

总而言之,天知道究竟写诗是怎么一回事。在写诗的时候,或者是“我知道,天知道”。到写了之后,最好学Browning不避嫌疑地自讥,只承认“天知道”,天下关于写诗的笔墨官司便都省了。

我们仅听到写诗人自己说一阵奇异的风吹过,或是一片澄清的月色,一个惊讶,一次心灵的振荡,便开始他写诗的尝试,迷于意境文字音乐的搏斗,但是究竟这灵异的风和月,心灵的振荡和惊讶是什么?是不是仍为那可以追踪到内心直觉的活动,到潜意识后而那综错交流的情感与意象:那意识上理智的感念思想;以及要求表现的本能冲动?灵异的风和月所指的当是外界的一种偶然现象,同时却也是指它们是内心活动的一种引火线。诗人说话没有不打比喻的。

我们早得承认诗是不能脱离象征比喻而存在的。在诗里,情感必须依附在意象上,求较具体的表现;意象则必须明晰地或沉着地,恰适地烘托情感,表征含义。如果这还需要解释,常识的,我们可以问:在一个意识的或直觉的,官感,情感,理智,同时并重的一个时候,要一两句简约的话来代表一堆重叠交错的外象和内心情绪思想所发生的微妙联系,而同时又不失却原来情感的质素分量,是不是容易或可能的事?一个比喻或一种象征在字面或事物上可以极简单,而同时可以带着字面事物以外的声音颜色形状,引起它们与其他事物关系的联想。这个办法可以多方面的来辅助每句话确实的含义,而又加增官感情感理智每方面的刺激和满足,道理甚为明显。

无论什么诗,从不会脱离比喻象征,或比喻象征式的言语。诗中意象多不是寻常纯客观的意象。诗中的云霞星宿,山川草木,常有人性的感情,同时内心人性的感触反而又变成外界的体象,虽简明浅显隐奥繁复各有不同的。但是,诗虽不能缺乏比喻象征,象征比喻却并不是诗。

诗的源泉,上面已说过,是意识与潜意识的融会交流,是错综的情感意象和概念所促成。无疑的,诗的表现必是一种形象情感思想合一的语言。但是这种语言,不能仅是语言,它又须是一种类似动作的表情,这种表情又不能只是表情,而须是一种理解概念的传达。它同时须不断传译情感,描写现象,诠释感悟。它不是形体,而须创造形体颜色;它是声音,却最多仅要留着长短节奏。最要紧的是按着疾徐高下和有限的铿锵音调,依附着一串单独或相连的字义上边;它须给直觉意识,情感理智,以整体的快惬。

因为相信诗是这样繁难的一系列多方面条件的满足,我们不能不怀疑到纯净意识的、理智的,或可以说是“技术的”创造——或所谓“工”之绝无能为。诗之所以发生,就不叫它做灵感的来临,主要亦在那一闪力量突如其来,或灵异的一刹那的“凑巧”,将所有繁复的“诗的因素,都齐集荟萃干一俄顷偶然的时间里。所以,诗的创造或完成,主要亦当在那灵异的,凑巧的,偶然的活动,一部分属意识,一部分属直觉,更多一部分属潜意识的所谓“不以文而妙”的“妙”。理智情感,明晰隐晦都不失主过偏。意象瑰丽迷离,转又朴实平淡,像是纷纷纭纭不知所从来,但飘忽中若有必然的缘素可寻,理解玄奥繁难,也像是纷纷纭纭莫名所以。但错杂里又是斑驳分明,情感穿插联系其中,若有若无,给草木气候,给热情颜色。一首好诗在一个会心的读者前边有时真会是一个奇迹!但是伤感流泪,铺张的意象,涂饰的情感,用人工连缀起来,疏忽地看去,也未尝不像是诗。故作玄奥渊博,颠倒意象,堆砌起重重理喻的诗,也可以赫然惊人一下。

写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真是唯有天知道得最清楚!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作者与作者,关于诗的意见,历史告诉我传统的是要永远地差别分歧,争争吵吵到无尽时。因为老实地说,谁也仍然不知道写诗是怎么一回事的,除却这篇文字所表示的,勉强以抽象的许多名词,具体的一些比喻来琢磨描写那一种特殊的直觉活动,献出一个极不能令人满意的答案。





第十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

(原载1936年3月1日《大公报·文艺》第102期星期特刊。萧乾当时接管该副刊,他请林徽因从1935年的“副刊”中选出一些精品集结为《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本文为该文集的题记。)

作品的估价永远操在认真的读者手里,这也是这个选集不得不印书,献与它的公正的评判者的一个原因。

《大公报·文艺副刊》出了一年多,现在要将这第一年中属于创造的短篇小说提出来,选出若干篇,印成单行本供给读者更方便地阅览。这个工作的确该使认真的作者和读者两方面全都高兴。

这里篇数并不多,人数也不多,但是聚在一个小小的选集里也还结实饱满,拿到手里可以使人充满喜悦的希望。

我们不怕读者读过了以后,这燃起的希望或者又会黯下变成失望。因为这失望竟许是不可免的,如果读者对创造界诚恳地抱着很大的理想,心里早就叠着不平常的企望;但只要是读者诚实的反应,我们都不害怕。因为这里是一堆作者老实的成绩,合起来代表一年中创造界一部分的试验,无论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它,断定它的成功或失败,谁也没有一句话说的。

现在,姑且以编选人对这多篇作品所得的感想来说,供读者浏览评阅这本选集时一种参考,简单的就是底下一点意见。

如果我们取鸟瞰的形式来观察这个小小的局面,至少有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展在我们眼下。在这些作品中,在题材的选择上似乎有个很偏的倾向:那就是趋向农村或少受教育分子或劳力者的生活描写。这倾向并不偶然,说好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他们——农人与劳力者——有浓重的同情和关心;说坏一点,是一种盲从趋时的现象。最公平地说,还是上面的两个原因都有一点关系。描写劳工社会,乡村色彩已成一种风气,且在文艺界也已有一点成绩。初起的作家,或个性不强烈的作家,就容易不自觉地,因袭种种已有眉目的格调下笔。尤其是在我们这时代,青年作家都很难过自己在物质上享用,优越于一般少受教育的民众,便很自然地要认识乡村的穷苦,对偏僻的内地发生兴趣,反倒撇开自己所熟识的生活不写。拿单篇来讲,许多都写得好,还有些写得特别精彩的。但以创造界全盘试验来看,这种偏向表示贫弱,缺乏创造力量。并且为良心的动机而写作,那作品的艺术成分便会发生疑问。我们希望选集在这一点上可以显露出这种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纯真,刺激作家们自己更有个性,更热诚地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

除却上面对题材的偏向以外,创造文艺的认真却是毫无疑问的。前一时代在流畅文字的烟幕下,刻薄地以讽刺个人博取流行幽默的小说,现已无形地摈出努力创造者的门外,衰灭下去几至绝迹。这个情形实在是值得我们作者和读者额手称庆的好现象。

在描写上,我们感到大多数所取的方式是写一段故事,或以一两人物为中心,或以某地方一桩事发生的始末为主干,单纯地发展与结束。这也是比较薄弱的手法。这个我们疑惑或是许多作者误会了短篇的限制,把它的可能性看得过窄的缘故。生活大胆的断面,这里少有人尝试,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也无多少人认真地来做。这也是我们中间一种遗憾。

至于关于这里短篇技巧的水准,平均的程度,编选人却要不避嫌疑地提出请读者注意。无疑的,在结构上,在描写上,在叙事与对话的分配上,多数作者已有很成熟自然的运用。生涩幼稚和冗长散漫的作品,在新文艺早期中毫无愧色地散见于各种印刷物中,现在已完全敛迹。通篇的连贯,文字的经济,着重点的安排,颜色图画的鲜明,已成为极寻常的标准。在各篇中,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不会不觉察到那些好处的,为着那些地方就给了编选人以不少愉快和希望。

最后,如果不算离题太远,我们还要具体地讲一点我们对于作者与作品的见解。作品最主要处是诚实。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利之上,即是作品需诚实于作者客观所明了,主观所体验的生活。小说的情景即使整个是虚构的,内容的情感却全得借力于逼真的、体验过的情感,决不能用空洞虚假来支持着伤感的“情节”!所谓诚实并不是作者必须实际的经过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确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极明了,在感情上极能体验得出的情景或人性。许多人因是自疚生活方式不新鲜,而故意地选择了一些特殊浪漫但自己并不熟识的生活来做题材,然后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这种创造既浪费文字来夸张虚伪的情景和伤感,又让那些想从文艺里充实生活认识人生的认真读者感到十分的不耐烦和失望。

生活的丰富不在于生存方式的种类多与少,如做过学徒又拉过洋车,去过甘肃又走过云南,而在客观的观察力与主观的感觉力同时的锐利敏捷,能多面地明了及尝味所见、所听、所遇,种种不同的情景;还得理会到人在生活上互相的关系与牵连;固定的与偶然的中间所起的戏剧式的变化;最后更得有自己特殊的看法、思想、信仰或哲学。

一个生活丰富者,不在于客观地见过若干事物,而在于能主观地激发很复杂很不同的情感,和能够同情于人性的许多方面的人。

所以,一个作者,在运用文字的技术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情感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笔下才现着活力真诚。他的作品才会充实伟大,不受题材或文字的影响,而能持久普遍地动人。

这些道理,读者比作者当然还要明白点,所以作品的估价永远操在认真的读者手里,这也是这个选集不得不印书,献与它的公正的评判者的一个原因。





第十一章:窘

(原载1931年9月《新月》第3卷第9期。这是林徽因的小说试作。有学者提出“维杉”就是徐志摩的化身。“这显然是以作者与徐志摩当年在英国伦敦的交往为本事的。”(见《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

那时候她只是十三四岁的光景,张着一双大眼晴,转着黑眼珠,玩她的照相机。

暑假中真是无聊到极点,维杉几乎急着学校开课,他自然不是特别好教书的——平日他还很讨厌教授的生活——不过暑假里无聊到没有办法,他不得不想到做事是可以解闷的。拿做事当做消遣也许是堕落,中年人特有的堕落。“但是,”维杉狠命地划了一下火柴,“中年了又怎样?”他又点上他的烟卷连抽了几口。朋友到暑假里,好不容易找,都跑了,回南的不少,几个年轻的,不用说,更是忙得可以。当然脱不了为女性着忙,有的远赶到北戴河去。只剩下少朗和老晋几个永远不动的金刚,那又是因为他们有房子有太太有孩子,真正过老牌子的中年生活,谁都不像他维杉四不像的落魄!

维杉已经坐在少朗的书房里有一个多钟头了,说着闲话,虽然他吸烟的时候比说话时多。难得少朗还是一味的活泼,他们中间隔着十年倒是一件不很显著的事,虽则少朗早就做过他的四十岁整寿,他的大孩子去年已进了大学。这也是旧式家庭的好处,维杉呆呆地靠在矮榻上想,眼睛望着竹帘外的大院子。一缸莲花和几盆很大的石榴树,夹竹桃,叫他对着北京这特有的味道赏玩。他喜欢北京,尤其是北京的房子、院子。有人说北京房子傻透了,尽是一律的四合头,这说话的够多没有意思,他哪里懂得那均衡即对称的庄严?北京派的摆花也是别有味道,连下人对盆花也是特别珍惜,你看哪一个大宅子的马号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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