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星期二，它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成品，这种触膜得到的成就感，是干电视和干广播都
比拟不了的。
可能因为自己并不是学报纸的，因此禁忌也少，于是做起来，创意的胆子也大也更
无所顾忌些。奇怪的是，这种大胆反而赢得更多人的掌声。自己毕竟年轻，对新东西的
理解感悟的快，实施起来也快，于是，时间一长，我们这张报纸的脸孔由于我们几位年
轻人的介入和其它同事的共同努力开始向人们接受的方向转变，而干活的人意识到别人
对自己成果给予肯定后，干起活来自然心气更高，因此，那一段时间，大家的精气神都
好，我也一样。
我自己已不满足于总是为人做嫁衣裳，进了报社，自己的笔就没停下过，反而因为
有了自己的阵地，领导也宽容，于是从评论到散文，从专访到年终回顾，一篇接一篇，
成了我文字创作的高峰期。
这其中，我以新风格写成的年终回顾文章《回眸九一》，被《新闻出版报》头版全
文转载；连续八篇在中国流行音乐界较早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中国流行音乐现状》，
被外地出版社看中，最后扩充成书。而一些散文和评论在同伴之中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回头看，正是这些可保留下来的文章，让其它的人认识了我，认可了我，也把一些重
要的机会给了我，于是改变产生。假设自己当初去新闻部值了夜班，永远没有白纸黑字
留得下来的文章给别人看到，我是否也会拥有机会呢？
四年报纸生涯，在回忆中飞快地度过，记忆中的画面总是先苦思冥想，版面的内容
和创意有了之后就开始和作者磨合，再然后是画版校对付印，最后是手捧崭新的报纸的
得意。当然在这样的画面中，还夹杂着自己伏案写作（需要声明的是，在报纸四年中，
除了极少数文章是领导指令的外，大多是自己冲动之下的奋笔疾书，写作在那时，是种
不得不为的过程）的画面，欢乐而忙碌。于是回忆也变得温馨起来，时常有种不愿意转
过头来的留恋。
我该真诚感谢
在一种不情愿的状态中开始，但短短时间过后，不情愿的位置就给了自己一种情愿
的生涯，尤其要在内心铭记的是：这四年多的报纸生涯竟为今后的人生之路打下一个极
好的基础，不说感谢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首先，四年报纸生涯给了自己四年编辑的生活，对于新闻人来说，编辑位置又是最
重要也是必须经过的。
年轻时认为干新闻，记者是最风光的，编辑的寂寞与为人作嫁衣，不是最好的选择
，并且还固执地以为：那该是白发苍苍当不了记者的人才该做的位置。
但当过编辑，就知道这是大错特错。在新闻的流程中，编辑该是最重要的一环，他
能培养一位又一位记者，他能化腐朽为神奇，他能通过巧妙的组合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
。更重要的是，他总能从就事论事的思维中跳出来，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去思考和认识
问题，因此，我庆幸四年的报纸编辑生涯。虽然自己做得并孬，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很
好的编辑，但它让我知道了新闻人该朝着什么方向努力，所以我想，每一个年轻的新闻
人，是该经历一段编辑生涯的。从某种角度说，当今中国电视的不够水准，是因为在大
编辑思路方面认识不足和人才的缺乏，所以一个又一个节目才散兵游勇般被人轻视。
四年报纸生涯结束后，对我本人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那就是开始会写些文章并比
过去更能看出什么是好文章。
这种改变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想必不会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吧！但报纸生涯过后
，自己动笔与看人动笔，都好象去了一层雾气之后般神清气爽。我想这一来自自己不停
地动笔，二来自和不同作者的磨合，时间长了，熟能生巧，慢慢也就入了道，这是对一
生都有益的收获。
在报社生涯中，第三个大收获就是友谊。
大学四年生涯在眼泪与迷茫中结束，那种无拘无束的友谊结束之后，曾经悲观
地以为：从此人在江湖，尔虞我诈多了，真正的友谊怕是要在回忆中才出现。然而在报
社这几年，可能由于工作不在主流关注之中，因此日子过得相对清静，人心也就略少浮
躁，同时闲暇也多，于是友谊就又有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有忘年交，比如和报社的同仁们，中午和下午下班后，激烈的牌局竞争或清静的闲
谈都是一种值得留恋的时光，还有工作中的扶持以及他们对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宽容
，都该算做忘年交的重要内容。
当然更重要的是同龄人的相互温暖与扶持。报纸生涯时，我和周围的好友，都过着
单身生活，那么多的八小时以外，那么多的周末，好在有同龄人在，于是，酒、麻将、
录像、闲侃、足球、音乐就成了我们工作之余生活的全部。在那样的四年里，的确“孤
独的人是可耻的“，于是单身生活成了另一种快乐！
收获当然还有很多，比如，由于工作量不算太大，正赶上北京经济广播电台招客座
主持人，我就前去应聘，还真的考上了，于是，又有了一年多广播节目主持人的生涯，
1026千赫也成了我非常熟悉的数字，或许，追寻自己主持之路，是该从1026千赫算起吧
！
四年报纸生涯，在其中，自己写了很多文章，为别人编辑了很多好文章，得了一场
大病，收获陪伴自己到现在的爱情，经历了自己和社会的最初磨合，和一群陌生人结下
了深厚的友情……这一切，不都该让我好好对报纸生涯说声谢谢吗？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想到，这四年报纸生涯只是我生命之路中的一段，很多
梦想和遗憾，很多欢乐和心情灰暗的日子，都留在那一段路上，成为一种记忆，成为生
命之路的一块路标。
日子在报社一周一周地过去了，1993年，年初，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找我的，当我
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接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从此，另一种生活开始了……
〓〓〓第五节·走进电视：略显偶然的相逢〓〓〓
曾经听电视台的一位中年记者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八十年代初她大学毕业，分配的方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在当时，
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大哥哥，宣传效果好，社会影响大，因此能分到电台是非常值
得追求的目标。而中央电视台当时还很小，社会上电视机的数量少得可怜，所以干电视
有些冷门，也因此分到电视台工作，心里总有点别扭，但不幸的是，由于这位记者毕业
时不慎得罪了权威人士，最后被分进电视台工作，当时她自然好久不乐意。但谁也没有
想到的是，不到十年的时间，干电视成了年轻人追求的热门职业，多年后回忆当初分配
时的不尽如人意，她颇有些沧海桑田之感。
我毕业的时候，干电视已经是学新闻的学子们追求的热门目标，但在我心里却似乎
很少做过电视梦，一来当时毕业时的主要目标是留在北京，如果选择电视台作为主攻方
向，那风险太大，似乎是一场很难赢的赌局；二来在广播学院进了新闻系，学的是采编
专业，出去之后，干广播甚至做报纸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去做电视，那是电视系学生
们的选择，对我来说，很遥远，当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更不在念头之中了，我毕竟照过镜
子，从长相到声音都提醒自己：别开玩笑了，还是为广播奉献终身吧！
1993年2月份，春节刚过，我在《中国广播报》报社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当时在电
台《午间半小时》工作的崔永元打来的，“小白，我的同学在电视台要办一个新的节目
，挺缺人的，你过去帮帮忙怎么样？“
这不是一个什么重大的转折，因此我一口就答应下来。
在当时的北京新闻界，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到别的媒体帮帮忙正日益开始成为时尚，
再加上当时总感觉有多余的精力可分配，尝试点东西总是好的。没人会知道接了电话爽
快的答应会让我今后的生活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一个简单的决定会让我走上一条与以前
不太相同的路。
接下来和《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联系上了。当时的栏目还不叫《东方之子》，
只知道是一个人物栏目，我的任务是去这个栏目当策划，也就是帮助主持人设计一些问
题，一起和其它工作人员进行人物分析。我不认为这很难，因为在几年的报纸生涯中，
我也采访过好多人，再加上自己只觉得这是一个副业，更不可能把宝押在这个栏目上，
因此心里几乎没有什么负担。
时间很慎重，一个上午，他来找我，我给他拿了几篇我过去采访人物的文章，时间
仔细看过之后，拍板，你来吧！
二月底，我去时间他们的大本营，当时他们一些人在北京亚运村的一座办公楼里租
了一大套房子，为节目的开播作准备。大大的客厅被改造成演播室，两张凳子固定了采
访人和被采访人的位置；其他人住在另外屋里，很有点小成本家庭作坊的意思。这就是《
东方之子》刚刚成立时的情景。
刚一进屋，时间把我介绍给大家，我的年龄在那儿摆着，和“策划“这个职称似乎
有点距离，我看得出屋内人士脸上那种不太信任的神情。正好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场，
更是惊讶而直爽地喊道：转了好几圈，我以为找的是个老头呢，原来把你找来了！
我并没有感到尴尬，因为毕竟年轻还有些不知深浅，加上制片人时间和我谈话的时
候，淡化了我的工作职责，也没有把太大的工作压力给我。
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当时的主持人都已到位，包括《工人日报》的胡健大姐、社科
院的陆建华以及另外一位女学者，在他们的面前，我更是感觉到，我将把自己的服务工
作干好。
但我不会隐藏自己的观点，记得我第一次看的采访，对象是以写毛泽东著称的作家
权延赤，采访结束，时间让我谈感受，表扬过后，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当然可能
会引起不快但大家在那里都是工作第一，争论一下也就过去了。就这样我也慢慢地上了
路，白天在报社正常工作，晚上和周末与未来的东方之子们打交道，日子倒也过得充实
。
当时节目的名字还没定下来，议论取多的是《新太阳六十分》，我们这个人物栏目
的名称就叫“太阳之子“，直到有一天时间接了个电话，告诉我们名字定了，叫《东方
时空》，咱们这个栏目叫“东方之子“。名正了言就顺，大家的工作开始为五月一号的
正式开播做准备。
当时还缺主持人，我自然不会想到自己，我认真地在脑海中盘算了半天，给时间推
荐了一位我在电台的同事，两人也见了面，后来不知怎的就不了了之了。
于是记不清是哪一天，时间找到我：“后天你出差去山东，采访一个企业家，你做
一下准备吧！“
我一时有点懵，什么，我去采访：没有搞错吧？
没有，时间的态度很坚决，也没有作什么解释就定了。听了这个安排，当时组里的
摄像赵布虹倒是来了个预言：刚开始人们可能会不习惯你，但你会慢热的，能行！
我肯定不是千里马，但就在这一位又一位伯乐的督促下，半推半就地上了电视路。
但心里还是有点打鼓，不是为采访或工作难度，而是怕电视一出图象，我在电台的
同事一看到，他们就会发现我在外面干私活，虽然是业余时间，但似乎还有些不妥，这
时候，别人劝我：没事，咱这节目早上播出，人们早上不一定看电视。这样的安慰加上
自己觉得采访完这一位之后可能就不会再上图象了，于是横了横心，去！
在去山东的火车上，我和同事聊天，信誓旦旦地对自己来了个设计：我要做一个不
穿西装的采访人，至少领带是不能系的。但计划没有变化快，到达山东济南，采访开始
前，时间看到我一身休闲的装束，便临时给我借了一件西装，领带也打了上去，当时瘦
骨嶙峋的我终于穿上一个宽大的西装，晃晃荡荡地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电视采访。想休闲
一点的梦想没有了一个好的开头，以后几番挣扎几番被领导训斥，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一
步一步走上西装革履之路，虽然别扭，但一句“要对观众尊重“就慢慢打消了我的自由
设想。
由于《东方时空》节目将在五月一日正式开播，因此我这次到山东采访的对象是济
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一个“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最初和电视的磨合于我不是问
题，既然不懂电视我也就没了镜头感、摄像机在哪儿的顾虑，摄像师跟我说：你只管像
平时一样采访，别的事由我管。就这样，我的第一个电视采访完成了。
很久以后再重新看第一次采访，大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