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为了扩大合作化，国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如在税收、农业贷款等方面，国家对合作社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单干农户因此必须承受比合作社社员更多的压力，渐渐处于一种被国家抛弃的状态。此外，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就是1953年建立起来的统购统销政策完全切断了农民与自由市场之间的联系。一边是政策倾斜的利诱，一边是统购统销断了出路，再加上仍受着纯朴国家理想的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加入进来。据我在《江西粮食通讯》上读到的一份发言，到1956年2月，小堡村所在的九江市的农户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当合作社最终享有对土地、耕畜等的所有权时，公有制便新屋落成了。就这样，土地“变戏法”式地重新回到国家之手，到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人民公社制度解体时，土地最终也没有回到农民手里。
“高潮”与“绝种”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形态和中国稳步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发展前景；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到了1955年，毛泽东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并严厉指责主张积极稳步发展合作社的副总理邓子恢为“小脚女人”，从而加快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邓子恢极力主张的“四大自由”（土地买卖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和“确保私有财产包括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判——“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都不能有。”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6）
为了迅速推进农业合作化，在1955年9月，毛泽东还费心劳力亲自编了一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方面要为农业合作化指明方向，另一方面还要“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一个月后，作为会议材料，该书若干样本发放到了七届六中全会的与会人员手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让资本主义绝种”的讲话：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 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一九五○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五篇《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在“全面学习苏联”、“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指引下，个人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渐渐被国家化，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1956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那个有关“球籍”的著名演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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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公社”
自从有了合作社，有了集体，过去农民与国家的二元关系也开始让位于国家、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的三角关系。一个挣工分的日子从此开始了——准确地说，由于没有议价权，是一个几亿人为国家打工的时代开始了。农民从此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社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的中国已经消灭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人民公社后，工农成为一个阶级。在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节节胜利时，康生甚至从马恩原理出发，建议毛泽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名为“中华人民公社”。当然，这一提议并没有被采纳。试想，如果将“主席”这个称呼改为“社长”，其受到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毛社长”本人也不会答应。
在国家化、公有化过程中，合作社实行了农业、供销、信用三社合一，又把乡人民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乡民委员会和社管理委员会合而为一，实现了政社完全合一。并且，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社办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福利事业（从这方面说，此时农民的待遇比现在许多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似乎要好些，至少前者还有社会保障）。当然，福利的目的并非福利本身，而是为了让农民能在军事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全情投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生产。农业生产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工作时农民在田间地头都竖起了毛主席语录牌，以争取“思想生产双跃进”。事实上，那时候不光炼钢要“大跃进”，粮食要“大跃进”，歌曲也要“大跃进”。有统计说，当时全国各地搞赛歌会，一年下来群众创作的歌曲有好几万首。
不怕倾家荡产
在设立合作社之初，的确有不少农民抱以很大热情，否则这一国家化、公有化过程不会在几年间如此顺利展开。合作社的好处十天十夜也说不完，最有代表性的是“七不怕”：一不怕两极分化受剥削；二不怕天灾和人祸；三不怕没钱花；四不怕鳏寡孤老没人管，死了没人埋；五不怕小孩没学上；六不怕劳力没活干；七不怕倾家荡产。
此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七不怕”。当时，因为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座兵营。在普遍的“无私的贫困”之中，许多人其实都已经“倾家荡产”，成为穷得只剩下国家与领袖言行的政治随从。从逻辑上说，此时的国民，不是不怕倾家荡产，而是无家可倾、无产可荡。一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县乡，将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全部改成全民所有制。改变所有制后，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大部分生活资料也归全民所有。为了破除私有观念向共产主义过渡，社员的私宅可以随时被拆除，以便住到定居点去；鸡、鸭、猪和树林也都归了公，砸了锅炼铁，家家户户不再冒烟，全去吃食堂。而“（共产主义的）食堂就是天堂”，许多农民真切地感受到了“翻身得解放”，第一次享受到了一生中最风光也绝无仅有的“公款吃喝”。到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近400万个，约有4亿人在食堂吃饭，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在河南这一比例达到了，而江西的比例则为61％。当赫鲁晓夫嘲讽中国人搞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而苏联是“土豆烧牛肉”时，反对者则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热量也不能太多”。（《中共党史专题讲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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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漫画家廖冰兄曾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大跃进运动画过一幅题为“异想天开”的漫画。一群举着“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好”等条幅的社员，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而在他们头顶上，几位袒胸露腹坐在云端的古人也打出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原始共产主义天堂热烈欢迎20世纪50年代炎黄子孙登天”。漫画家嘲讽在那个全党全民头脑发热的年代，人们真诚地以为天天敲锣打鼓，就可以以最落后的生产力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由于这是反科学的不实事求是的运动，得到的是反效果的“大跃退”，其结果只会退到了衣不蔽体、食难裹腹的原始共产主义。
生产力暴动
“在过去，想吃饭没饭吃，那是天灾；有饭吃你不吃，那是破坏生产工具。”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我这样感慨那个逝去年代以人为工具的荒谬。
谈到后来收获美名无限的包产到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村民按下的血手印。其实，在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杨尚昆、陈云、邓子恢等中央高层都陆续提到了包产到户。只是，作为高层之高层的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并将包产到户提到了“是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
在那样一个国家高高在上的时代，人们对国家理想抱着最大善良愿望的时代，许多人毫无异议地顺从了国家制定的并不深思熟虑的政策，相关宣传也是一边倒地赞扬合作社的好处。如弗里曼等作者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说：在中国农村，新制度的合法化不是民主，而是农村汉子们狂热的爱国主义。相较过去，他们相信新国家是他们的，而毛泽东是他们的领路人。同样，在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中，一位村党支部书记这样谈到农民加入高级社时的社会心理：“村里有的人很不愿意把祖产交出来，在私底下抱怨政府用强制的手段要大家加入合作社。”但是，“农民都对毛主席和党深信不疑，他们大概都以为，这种种改变，都是为了政府宣传中所说的共产天堂的到来做准备吧！”
当然，零星或日常的反抗仍时有发生。比如一些农民砍伐树木、宰杀耕牛、退社、瞒产私分，等等。有的农民因政府明令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当年这些被毛泽东称为“生产力暴动”的日常的抵抗或者弱者的抵抗，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种“财产的末日”的印象。
即使到了后来，木已成舟，无法退出合作社时，一些生产队以及社员也不忘继续这种日常的反抗。在江西，据赣南行政区11县43个农业社的调查，隐瞒和偷窃粮食在100斤以上的便有43起。理由很简单，怕国家多征收粮食，怕口粮不够吃。
有人甚至公开说：“单干加自由市场，等于猪肉加香油，肥上加肥；合作社加统购统销，等于咸菜加稀饭，越吃越没味。”（《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1号）至于“单干加自由市场”的好处，在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中，无论是农民，还是其他从国有体制中走出来的公民，多有深切体会。然而在当时，这一切都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严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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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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