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白薯、到饮水站要点饮水、点一盏电石灯，或者到地下室启动应急发电机，然后自己去找个傍肩，但是这样做证明他没有数盲症，所以他们不肯。假如不是我星期四在西山上开那个party，那么就会有别人在别的时间、别的地方开这种party。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各种工厂的技术员、工程师，以及各种科技机构里的男人，还有所有的女秘书、夫人等等，觉得生活很压抑、需要发泄。这件事不能怪王二一个人。那半垃圾车的货就是证明。只有数盲才不觉得压抑，也不觉得有什么要发泄的，所以这个道理和他们说不通，他们认为这些事都怪我一个人。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数量的概念，认为我一个人射出半垃圾车精液完全可能，并且不肯想想，射出半垃圾车后，我还能剩下什么。等到这件事过后，大家都发泄过了，感觉良好；但数盲们却觉得受了压抑，也需要发泄，要抽我的脊梁。我没有数盲症，只是个小人物，所以脊梁就保不住了。当然，这件事也不那么简单。听说有不少夫人旗帜鲜明地对丈夫表示：要是王二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和你一刀两断！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数盲总能站稳脚跟的。所以她们的努力也就能保住我一条命。除此之外，听说各机关都增加了夫妻生活的次数。这说明数盲们也会接受教训。虽然数量增加了，质量还是没改进。根据可靠情报，他们现在还是废话连篇，而且还是在拿肚皮拱人。
我现在可以坦率地说出一切，就如那位希腊勇士——当被带到暴君面前，被问到“你凭什么反对我”时，他坦然答道：老年。我现在的样子和老人差不多，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死去的准备，这是最主要的。在我看来，数盲最讨厌的一点是废话连篇，假如你不制止他，可以说上一百年。除此之外，他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听过一千遍。当然，在这一点上，双方见仁见智，永远谈不拢。数盲们说，这话我讲了一千遍，你还是没有听进去；我们说，你讲了一千遍我还是听不进，可见就是听不进。数盲又说，一千遍没听进，那就讲一千零一遍。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一千遍是多少遍，更不知这么多遍可以让人发疯。除此之外，我还有点善意的劝告，在干那事时，要把注意力从废话上转到女人身上，这样肚皮和阳具就能有点区别。当然，他们的绿帽子绝不是我一人给戴上的——只要有数量的概念就能明白，我一个人戴不上那么多绿帽子，但他们是没有数量概念的——讲出了这些话，我就可以挨鞭子和死掉了。
2
受刑日早上五点我就起来了，到手术室里接受处理——情况和手术前备皮差不多。然后穿上我自己挑的衣服，经过消毒的中山装，从手术室里出来，有位年轻的警察给我戴上铐子。那铐子看上去是不锈钢的，但戴上才知道，它又轻又暖，是某种工程塑料。我就开始琢磨它，想方设法把它往硬东西上蹭，发现它的表面比钢还要硬。问它是什么做的，押送的警察也不知道，只知道是进口的。看来世界上的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进步，不学习就会落伍。走到医院门口，遇上蓝毛衣，她穿着黑皮茄克，黑皮短裙，黑色长袜，高跟鞋，也戴着那种高级手铐，几位女警押着她。我吻她时，别人都扭过头去，然后我们就上了一辆囚车，这是一辆装甲车，也是特供，因为装甲不像球墨铸铁。她坐在我身边，然后就把脑袋倚在我肩上，说，起得早，困了。然后就睡了。这孩子长了张大宽脸，厚嘴唇，脸上有雀斑，但是相当耐看。她在睡梦里一再咂嘴。她用了一种法国香水，非常动人。这是特供。今天也有给我用的特供，那就是进口强心针。虽然还没用，但肯定能用上。
她睡了一小会儿，起来说道：老大哥，和你商量件事。呆会儿我先上。我说：你要破吉尼斯纪录吗？她说不是的，把你打个血淋糊拉，我看了害怕。听到了“血淋糊拉”这四个字，我背上开始刺痒，说：难道我就不怕？她愣了一下才说：好，你先上就你先上。我闭上眼睛——说着就使劲闭眼。我说：算了，和你逗着玩，让你先上。于是我就开始想象她挨打会是什么样，这些想法都很刺激。她说害怕，我就能懂了。这就是说，她和别的女人是一样的。
我前妻也说过害怕，那是在砸碱的时候，晚上她要上厕所，让我陪着去。到了地方，她进去了，我在外面遇上巡逻队，就有麻烦。
——黑更半夜，你怎么出来了？
——报告，是管教拿枪押出来的！
——那就不同了。怎么枪在你手里？
——报告，她拿着嫌累！
——那又不同了。她不拿枪，你跑了怎么办？
——报告，我逃跑时先把枪还她。
——你要是不还她怎么办？
——报告，不还是犯错误，我不敢不还。
——那你就在这里等着吧。你都把我绕糊涂了！
我前妻在里面都听见了，出来时就说：王犯，对答甚为得体！我回答说：是管教教导有方。她说：真他妈的冷！把枪还我。快点回去暖着我。向后转！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在那辆东摇西晃的囚车里，和我蓝毛衣聊了一会。我问她爱看什么书。她睁大双眼，连雀斑都放出光彩来：《塔拉斯·布尔巴》！！！这是果戈理的书，里面有战争、酷刑、处决等等，是一本关于英雄的书。这比我想象的好得多，但这决不是说这书不危险（它也是禁书），而是我心里有更不祥的猜测——Story of O。当然，是我猜错了。
后来蓝毛衣就又睡着了。又把头歪在我身上，十分沉重。在受鞭刑的早上，前往刑场的中途，我想一个人消停一会，看来也是不可能。这个女孩子我都是猜不透。。本来挨鞭子是我们的事情——首先是我的事，因为我是老大哥——莫不成她也本来当老大哥？但是她硬要来插一杠子。首先，根本没人请她来帮我们打架；其次，更没人请她去把保安的鼻梁打断。要知道我们和保安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坏，在她插一杠之前，保安打我们，我们也打保安，双方都留有分寸；至多打到头破血流，从来不把骨头打断。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游戏。她插一杠以后，双方都死了人（我们的人被打死，他们的人被枪毙），以后就再没法算一种游戏了。这件事实在让人痛心。
3
我既胆小又怕疼，原本宁可自杀也不会去挨鞭子。这一点在我坐在囚车上前往刑场的路上已经充分表现出来：我出了一路的冷汗，服了三片救心丹，虽然早上导过尿，弹力护身里还有点潮湿的意思。最可怕的是到了刑场上多半还要出乖露丑，让大家都看到我是孬种。我在鞋底里藏了一片保险刀片，随时可以拿来割脉。但是我挺着没用，主要是今天这么大的场面，假如主角畏罪自杀，数盲恼羞成怒，谁知会出些什么可怕的事。可以想象的后果是：1。随便揪另外一个人抽一顿；2。把该我挨的鞭子加在蓝毛衣背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别人都要看不起我。我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我的责任心极强，这就是我总是当老大哥的原因。
我哥哥也是个负责的人。他得了关节炎从乡下回了城，进了一家小工厂，每天拐着腿去上班，哪怕是天阴下雨腿疼时也按时前往，夜里往往还要加班。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还看不出来吗？假如大家都不好好干，国破民穷百业凋零之时，我们就会有另一次“文化革命”，或者和外国开战，或者调军队进城来军管。总而言之，领导上想要破罐破摔，有好多种摔法，你想象都想象不出来。想要避免被摔碎，我们必须要表现得像个好罐子。在我看来，像他那样负责的人还是挺多的，在青少年时期，我只见过一两次摔罐子的情形。到了中年，该我负责任时，我想我是尽心尽力了，人家要抽我的脊梁，我都让抽了。
我哥哥王大和我极相像。下乡插队时，他是集体户的户长，除了干活，还要管大伙的吃喝。进工厂以后，他是班组长，上班总是早来晚走，还不敢拿加班费。后来他又当过学生班长、工会小组长、各种会议的召集人等等，直到他当得不胜其烦，逃到美国再也不敢回来。有个老美一见了他就说：你在军队里呆过，当过二十年军曹！当然，这是想当福尔摩斯的老美。其实我哥哥一天兵都没当过。现在王大一想起自己干过的各种不伦不类的差事就做噩梦。我和他的经历大体上差不多，但是不做噩梦，因为我还在噩梦中。我们俩在遗传上一定有点古怪。假如我死了，应该有人解剖一下我的尸体，找出毛病的所在，最好还能找出矫正的办法来。
在乘车前往刑场的途中，我一直在想今天的要点。第一，我不能被人抽出屁滚尿流的样子。这是因为在场的会有大批我们的人，假如我屁滚尿流，会伤大家的心。虽然按我的体质和性格一定会显出屁滚尿流的样子，但我要拼命顶住。第二，今天我不能死掉。假如我死掉，就会出天大的乱子。其实作为受刑人，死活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但是作为老大哥，必须把不该考虑的事全考虑到。数盲对出乱子的年法是：不怕，不就是死几个人吗。听起来没什么，但你要想到他们不识数，根本不知几个是多少——也许大伙都死光，他还觉得只有几个。但是这两个要点又是自相矛盾的。公安局的老大哥告诉我说：今天抽人的是保安的人，他管不着，氢“你要是挺不住千万别硬挺，装出个屁滚尿流的样子，我就能插手了”。这就是说，假如我要保命就要屁滚尿流，不屁滚尿流就不能保命。这两方面都要顾及，事先难以拿主意，只有等鞭子抽上再作定夺了。
到了地方，看到海滨广场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少说有一万。一半是我们的人，别一半是警察，手里拿着小巧玲珑的冲锋枪。那东西做得真是精巧，我一看就入了迷。我们还真有不少好东西，不光有球墨铸铁，只是平时不肯拿出来。有关球墨铸铁的枪，我有一些补充说明。那种枪放的时候“嗵”的一响，冒出一股浓烟来。假如那枪对着你放，有一定的危险性，看见浓烟后，就有一颗半斤重的铅弹发出蜣螂飞翔的声音朝你飞来。这种子弹中在身上必死无疑，但是赶紧躲的话，还能躲开，或者拼命逃跑，那个铅屎克螂未必能追上你；假如是你拿枪朝别人放，危险就更大，沉重的枪身要猛烈地往后撞，所以在开枪前最好在胸口垫个包装纸箱。我和我前妻在碱滩上打野兔子时，放过铸铁枪，像这样精巧的冲锋枪却没放过——大概是进口的吧。对于这种枪，我也有点要补充的地方：它完全是危险品做的，所以真是好看。故而它当然是特供。见到了这种东西，说明我闯的祸真是不小。
广场上有一座木板搭的台子，上面有桌子、麦克风、数盲等等。台子后面有座X型的木架子，看来要把我们拴在上面。我们从囚车上下来时，遇到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还有人高呼欢迎老大哥，然后这掌声又被更大的声响压下去了。会场周围的武警齐声喝道：“不——准——乱——动！”那种嗓门和保安是一个类型的。蓝毛衣听了，禁不住往后一缩，撞在我身上。我却推了她一把，说：别怕，不是冲咱们来的。然后我们就进到台子背后的棚子里等候。这个棚子是铝合金和玻璃做的，里面就我们两个人。隔着玻璃往外看，到处是戴钢盔的武警，我们好像进了笼子一样。说氖钦馀镒雍芨粢簦院芫玻饫镉幸话殉ぬ跻巫樱羯沟煤芘汀Ｎ抑钢敢巫铀担呵胱＠睹伦吕矗腋糇挪Ａ饪矗醇ぴ谧鞔蟊ǜ妗Ｆ绞蔽叶员ǜ娌桓行巳ぃ裉斓瓜胩翘坏健Ｅ锢镉刑ê诎椎缡踊抛磐饷婊岢〉氖悼觯俏薨橐簟Ｎ腋怂赴驼疲氚寻橐舸虺隼矗遣怀晒Α２唤雒淮虺霭橐簦勾虺龃笃难┗ā７凑凶琶皇拢矣执蛄怂欢伲蜒┗ù虻簦勾虺鲆坏悴省床皇呛诎椎缡樱遣噬模橐艋故谴虿怀隼础＝裉旒降亩际翘毓挥姓馓ǖ缡永狻Ｕ馐刮蚁肫鹆耸こＫ档幕埃汉酶忠迷诘度猩希∥医裉炀褪堑搅说度猩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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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蓝毛衣住在医院里养伤，讨论受刑那一天的感受，一致认为在铝合金棚子里等待的时候最难熬。那一天市长和四个副市长都发了言，一共讲了五个多钟头，只有寥寥数语提我们的事，大多数时间却在谈精神文明问题、生产问题、污染问题、计划生育。考虑到我们就要血肉横飞，闲扯这些淡话真是有点奇怪，所幸我们在棚子里一点都听不到（这是后来知道的），只看见武警在打呵欠。隔了老半天，才有人把玻璃门打开一条缝。蓝毛衣“刷”地站了起来，正要走出去，那人却说：不要着急，还早。我就是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