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载道”的教化传统，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意义、更能解释文学本性、特征、功能和文学发展史的以生命美学为基础的中国式文论。
现在看来，被我放在“语言美学”共同体中加以描述的台湾理论家、美学家或批评家，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于他者的观念和立场，若强以某种名义去描述，也许勉强可以挪用“散步学派”来形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龚鹏程先生。
写于1983年、结集于1985年的《文学散步》，与其说是龚鹏程试图解决文学理论问题的少作之一（写这本书时，龚先生27岁），毋宁说是表达其生命情调与美学的一种方式，他不热衷于建构逻辑严谨密不透风的文论体系，不去探讨和追求看似“科学”的文学发展的“规律”，而是以相当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去挖掘和发现作为生命之美的文学的独特魅力与独特价值。
这部书问世于80年代初的台湾时，因为其中的两个特色而引起重视和争议：第一，它是台湾中文系年轻学人中最有意识地运用中外美学方法来讨论“文学内在”的“知识论规律”与“方法学基础”问题的，这对向来重视传统经学的台湾中文系不啻是一大跃进；第二，它是最具有生命意识的文论。他有意识地吸纳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学）中强调生命和心性的思想，由此而上接中国传统的精神史，使他的文论虽然看似具有非本质主义的特性，实际上却奠定在生命美学的基础上，而在表层上，则是回归文学本身最基本的语言层面进行分析。
这是一部比较典型的、有趣的“狐狸”文论，它曾以其别具一格的论述方式吸引过我，其中原因，也大致有二：其一是它与《美学散步》的渊源关系，其二是《文学散步》谈论文学的方式，不但与大陆读者常见的方式（如当时坊间流行的蔡仪、以群等人编著的各种《文学概论》）不一样，与台湾岛内理论家的论述方式也有差別。对以传统经学为根基的中文系而言，其年轻学人打破了长久以来在文学理论和美学探讨与思考上的沉默，在外文系占据主导位置的文学理论方面初试啼声，而且一出手，就毫不留情地批判此前台湾坊间《文学概论》之陈词滥调，沉溺于假问题里却不能自省自拔，且指名道姓，毫不隐讳，为中文系在文学理论领域的真正发声。
1988年，社科院文学所理论室决定在福州举行文学理论的研讨会时，何西来、杜书瀛先生让我开出一份台湾学者的名单，我写上了王梦鸥、姚一苇和龚鹏程的名字，把龚鹏程看做80年代台湾文论出现新的气象和转折的代表。王、姚两位先生未能与会，而龚先生却抱着猛龙过江的心情单刀赴会。这是他第一次正式登陆，怀着文化遗民般的孤愤和忧伤，激越地“舌战群儒”，不料却从此开启了他遍游神州、广交天下英雄的万里鹏程之旅，成为两岸文化交流最活跃的人物之一。
想当初，只读其书，不识其人，如今读其书渐多，益知知人论世之难。他究竟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是新儒家，还是新道家？抑或禅道儒兼修？是儒还是墨？或是儒墨兼之？是朝廷的谋臣，还是民间的游侠？是政治的异端，还是文化的辩士？……实在难以界定。最后，我想到“漫游者”这个词儿。是的，他是漫游者，从民间漫游到上层，从教育界漫游到政界，又从政界游离到民间，从儒漫游到佛道，从经学漫游到文学、史学、文化学，也许只有用“漫游者”这个名词才好描述龚鹏程，这是跨越了各种有形与无形之边界的漫游与翱翔，是一种流动不拘的长途冒险和游戏。恐怕只有从“漫游者”的身份去想像而不是定位龚鹏程，才能稍微看得清或理解他的文字和理念的世界。
但“漫游者”也只是描述龚鹏程治学越界的特征，还是无法说明他思想的特征。也许，要形容龚鹏程儒道佛并重，文史哲兼修的杂学的思想特质，还得借用刺猬与狐狸之喻；或者以“猴气”来描述龚先生，也很为恰切。这自然因为龚先生生肖属猴，猴固非山中之尊，却是使林中有灵气、山中有活力的智者；更因为龚鹏程治学喜欢越界，举凡文、史、哲、宗教、教育均有涉猎，且每立新说，不拘成规，虽未必有意自创门派，但其综合诸家，不避俗杂，仍自有其脉络理路，可谓学界之“迷踪拳”。这也许是另类之王，如美猴王一般，不受拘束，而精于解构。《文学散步》（1985）即是最早展现龚先生之猴气的典型论著。
《文学散步》简体版在大陆问世，龚先生嘱我作跋，惶愧之余，花了不少时间重读，并再检索这二十余年来的文论，突然发现，在《文学散步》之后，台湾似还都未能出现超越龚著的文论著作，而大陆文论，这些年来，实已难免边缘化的命运，因而不少人转向文化研究，虽然新颖可喜，毕竟离文学已远。此时来重读《文学散步》，竟如荒江野老劫后重逢，静夜里煮酒重论文，有恍若隔世之感了。人世沧桑，事如棋局，曾经相信文学哲学美学能救世契道立身淑世的人，不知如今是否还有？曾经相信语言文字可形塑世界和人的意识之力量的人，不知如今还在否？不管相信与否，试读一下这部《文学散步》，或可循着龚先生少年论文、发扬踔厉的踪迹，以漫游者的姿态，重新认识如今已面目模糊的文学的风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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