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海被迫回到村里，他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晚上尽管很累，仍然挑灯夜读，贪婪地读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李登海的行动得到了母亲的极大支持，半夜里，她总是将煮好的稀粥送到儿子的炕头，劝说儿子快点喝下去。
这一时期，李登海读了很多书籍，书籍成了他离不开的好朋友。
直到现在，李登海仍然有睡前阅读的生活习惯。他对农业科技书籍情有独钟，每次从北京开会回来，不买别的，总是带回一大摞中外最新农业科技书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李登海对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科技动态也十分关心，养成了收看新闻联播，订阅《参考消息》的习惯，每年到海南育种期间，他除了育种外，生活中第一关心的就是让人给他提前订阅《参考消息》，以便在第一时间看到。
少年时代，李登海就喜欢科技实践活动，他从不读死书，学到了新知识，就想动手去做。那个时候，半导体在农村是个非常时髦的东西，李登海就想自己组装一台，用来收听广播和学习。李登海只学了初中物理，可以说对组装收音机还是一窍不通。但他不信邪，他说：“别人都能组装起收音机来，我为什么不能”。于是，他用平时积撰起来的零花钱到县里购买了收音机零部件，借来了焊枪、螺丝刀、摄子等工具，一个人锁在家里对照图纸琢磨了好多日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昼夜下来，李登海硬是自己装起了一台收音机，虽然外观还不是很漂亮，但却能清晰的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他高兴极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病难的情况十分普遍。凡看过电影《春苗》的人都知道，“‘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的形象曾让多少青年人为之向往。李登海也曾一度迷上了针灸术。他阅读了大量研究经络、针灸之类的文章与书籍，自学针灸。他托人买来了银针，在村“赤脚”医生的指导下，在自己的周身穴位上练习扎针技术，居然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针灸高手。
李登海后来回忆这一时期思想状况时说：“少年时期对各方面新知识的探索，为我后来研究玉米育种提供了方法和自信”。正是那段时间的实验打下的基础，为后来的科研提供了勇气。
三、少年立大志
少年时期的李登海特别崇拜科学家，达尔文、牛顿、爱迪生、李时珍等古今中外科学家故事在他的心里缠绕了许多年。他认为科学家的发明创造能让贫穷落后的富裕文明起来，弱小的强盛起来。科学的力量就象阿拉丁的神灯，具有无穷的魔力。
“民以食为天”。二十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段饥馑岁月，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也许是这个缘故，使李登海对家乡的土地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就是从那时起，他就有一个愿望：种好多粮食，要让人们都有粮食吃，不再挨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愿望，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轮廓，那就是要当一名农业科学家，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做贡献。
1966年，李登海17岁，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青年人热情洋溢。伟大领袖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大有作为”。使多少青年人热血沸腾。李登海感到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李登海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有农业科研上，表现出一个青年人少有的执着和热情。村领导见他肯钻研，1970年，就让他进了村农科队。
农科队是全村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试验中心，这里集中了全村最优秀的青年人，从事小麦、玉米、花生、地瓜等农作物的品种引进、试验示范、高产栽培、耕作制度改革等研究。李登海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少有的才干，很快成为农科队的业务骨干，1972年，村里让他担任了农科队长。
就在李登海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位同样优秀的女性——张永慧。
张永慧与李登海是一个村，小李登海5岁，由于年龄的差距较大，虽然是一个村，平时两人并没有交往。1972年，张永慧高中毕业后也被村里安排进农科队。张永慧年轻漂亮，爱好文艺和体育，在农科队成了青年们追逐的对象。然而她最钟情的还是李登海。她说：“李登海个子高高的，腼腆忠厚，机智函默，有一股干什么都要干出点名堂来的拼劲。”
李登海一门心思搞科研，张永慧到农科队后，二人情趣相投，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李登海说：“双方都很合得来”，张永慧也深深地被李登海的才华和办事的执着精神所折服。
1973年，有人主动介绍他俩谈对象时，张永慧就同意了，然而，“李登海却羞得满脸通红。”想起李登海当年的样子，张永慧至今仍然感到一丝丝的甜意。
1974年，村里选派李登海到莱阳农校进修一年，李登海上学期间，家里只有母亲王锡珍一人，张永慧就时常到她家里去看望，帮助做些家务事。那几年村里种了不少红麻，都分到各家各户扒皮织麻袋。王锡珍是一双小脚，张永慧就利用晚上时间帮王锡珍扒红麻皮。一个是未来的婆婆，一个是未来的儿媳妇，两人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家常话。
为了更好地协助李登海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照顾婆婆，1975年11月（农历腊月28），李登海与张永慧在后邓村的家里举行了婚礼。时年，张永慧22岁，李登海27岁。
婚后，李登海一门心思搞科研育种，妻子张永慧便成了他的助手。
李登海是个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人，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让别人找磋。张永慧回忆说：“李登海是农科队长，脏活累活安排不下去，他就交给我干，我一个女人家承受不了，有时太委屈了，又不能给登海丢面子，就只好一个人偷偷的哭。”
李登海成名后，张永慧的工作压力更大了。后来，她逐渐失去了好唱好运动的天性，变得非常小心谨慎起来，做任何事情都怕出错，怕做错了给李登海丢人。
1987年，张永慧终因承受压力太大，患了严重的疾病，后经治疗才逐渐康复。对此，李登海感到十分内疚，他说：“对母亲我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对妻子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对儿子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现在，张永慧担任莱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的副所长，协助李登海负责制种等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张永慧还在50岁那年学会了开车。她说，“现在登海种业还需要我，我要争取干到60岁再退休。”
后邓村有5000余亩土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村小麦亩产只有1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也只有150公斤左右，村民的口粮仍然是个大问题。收成比较好的年份，每个人才吃到六十斤小麦。
尽管“大寨红花遍地开”歌声响彻莱州湾畔，但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们，却依然过着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落后的耕作方式，老掉牙的作物品种，同空洞的政治口号，形成极不协调的“三合奏”。
加快科研生产，提高粮食产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李登海回忆那段时间的生活说：“后来我参加了村里的科研队，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出去学习啊、参观啊，提高我们自己的水平。”
农科队是全村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示范、推广中心，进行小麦、玉米、花生、地瓜等农作物的高产栽培和品种引进。为提高全村的粮食生产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李登海专心于玉米高产研究是无意间得到一则消息的启发。
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先生秘密地访问中国，到了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在上海签定《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到“开始走向正常化”。国门才得以打开。
中国的农业考察团开始纷纷到美国考察，带回了一些资料。
李登海说：“我从一个资料上看到美国的那个，外国的资料吧，特别是美国的一个杂交种。我看到美国先锋公司的一个资料，当时它那个老板，也是个农民，他创建了美国最大的种业公司——先锋种业公司，是搞玉米的。当时他的玉米产量是两千五百斤，一亩地达到两千五百斤，而我们的产量是二三百斤产量，他的高产水平，给我展现了一个非常高的理想，一个目标：我们才二三百斤，人家已经达到了两千五百斤的水平。当时我就觉得，怎么样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而且他也是一个农民，后来他创建了美国的先锋种业公司，先锋种业公司是他创建的，后来他当了农业部长，后来当了国家的副总统，他就是华莱氏。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个农民，我说我也是个中国的农民，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我们中国人就能够办到。”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半坡氏族的农业文明开始，中国的种植农业已有6000多年历史，种植玉米也有500年的历史，而美国建国也只有200余年。中国玉米生产的这种落后状况、让李登海抬不起头来。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新青年，他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劳的民族，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情，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就这样，李登海以美国的华莱氏为榜样，开始了玉米的高产研究。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李登海把毛主席的这两段话工工整整地写在日记本上，实际上也印在了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了，成为激励他不懈奋斗的座右铭。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提倡取消农家种，推广杂交种，李登海就把全国最好的品种都引进农科队，进行高产栽培试验，怎么种能把产量上去。这个过程当中，李登海就开始了探索。
1972年，李登海排除阻力，果断的淘汰了“二马牙”、“小粒红”等村里种植了世世代代留下来的玉米品种，第一次试种了自交系玉米杂交种，到了第二年，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1973年，李登海带领农科队在后邓村创造出夏播玉米亩产520公斤的高产纪录，全县为之振动。消息传开后，县里和乡里的领导带领各地的干部群众前来参观，外县市的干部群众闻讯后也纷纷前来学习取经。
李登海毫无保留的将技术告诉给每一个前来取经的人，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四、到莱阳农校进修
玉米高产的探索，让李登海痴迷，同时他也感觉到，如果想把农业研究透，自己的水平还不够，必须到高等学府去学习相关的知识。
1973年，也就是在李登海获得夏玉米高产的同一年，村里推荐他到莱阳农学院进修。
莱阳农校创建于1951年，1978年4月升为莱阳农学院。是省属普通高等院校，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是一所以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为优势和特色的，理、农、工、经、管、文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
在莱阳农学院进修的一年里，正值“批林批孔”进入高潮，全校师生都在写大字报，而李登海却挤进图书馆，一头扎进书本里，吮吸着知识的营养。有人说他只读书不关心政治，走的是“白专道路”。他听了淡然一笑：“我学知识是为农民造福，国家富强，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李登海所学牵涉到土壤肥料学、遗传学、病虫防治治保学、植物生理学等好多的学科。他在教室前种了一块玉米，每天悉心观察它们的生长规律，分析性状特点，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里，李登海好象走进了一个新的科技王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理想境界。从此，他更加勤奋；在这里，他首次将玉米育种和高产栽培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联系了起来；在这里，他知道了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美国的农业技术革命。
认识到中国要从农业大国变成农业强国，就要逐步地、广泛的采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促使中国农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过渡；进一步开发特殊原始农业，发展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真正把农业建设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正是在莱阳农学院一年的学生生涯，完成了李登海由一个青年农民到青年科技科技工作者的跨越。
在莱阳农学院，李登海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刘恩训教授。
刘恩训：1933年2月出生于济南市历城，1965年毕业于北京农大研究生。先后育成玉米杂交种：莱1029和H21自交系，鲁玉4、8、16号，莱农14和LN3号。其中，鲁玉4号、鲁玉10号荣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莱1029获1978年省科学大会奖。近期新育成的LN3良种于2004年通过山东省审定，并且转让，命名为“中玉LN3”。
搞遗传育种的刘教授从这个“只顾种地打粮，不关心革命形势发展”的乡下小伙子身上看到了希望。一个晚上，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