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战争、十月战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以及历时八年的两伊战 争。阿以争端是中东动荡的重要根源，其中的关键是巴勒斯坦问题。另外，塞浦路斯问题、 黎巴嫩内战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风云多变、冲突迭起的中东，一直是举世瞩目的动乱地区，也是国际新闻界追踪的热 点。尽管当时国内大多数人不认为海湾要打一场大战，可根据我的知识和直觉，一场大战非 打不可。我祈祷茫茫宇宙，促成我的海湾之行。
2．上下同欲
上下同欲者胜。
— 《孙武·谋攻》
从冰冷的世界屋脊撤到热火朝天的亚运会，我冷一阵热一阵地处在焦虑的等待中。“去 海湾玩命非我莫属。”我心里一遍遍地嘀咕，“至少我的光棍身份具有压倒性优势。”
鉴于多年打打杀杀，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交情深远，新华社让我负责“突发事件”，意思 是一旦炸个什么东西，我应立即出现在现场。可见当时我无孔不入的天才已为官方所认可， 可整个亚运会并没有出现“敌对势力”期望的响动。唯一凸现我天才的是偷拍毛主席的外孙 王效芝。
我强耐野性坐在亚运会主新闻中心新华社摄影部大工作间，向美联、路透、法新、共同 社的同行兜售新华社照片。自从拍完亚运会开幕式，我就宣告失业，因为我分管“团结、友 谊、进步”和突发事件。可挂在脖子上的四个胸卡却无助于我在亚运村内的任何活动。两天 前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萨马兰奇，趁张百发向陈希同、伍绍祖介绍我1989年6月3日在六部 口的胆大包天之机，我就参了一本，昨天中午又给他发了四页文传申诉我在亚运村内寸步难 行。今天上午亚运会新闻发言人吴重远通知我张百发己给予我这样的“驻村记者”特权，可 刚才的经验告诉我：就连丁维峻指着鼻子说列为第一照顾的“新华社唐老鸭”也休想跨越警 戒线一步。我的“特权”与所采访亚运会的中外记者别无二致。
“鸭子，买卖来了！”这天，万伯摇晃着一页文传，坏笑着朝我咧嘴，示意让我过去。 万伯是摄影部亚运报道组的“总协调人”，我以为他又在逗我，我将信将疑地接过文传一 看，竟是巴黎分社急需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当服务员的照片。“没戏”，我脱口而出，可万 伯却恶狠狠地命令道：“你给我想招儿。”黑亮的眼睛狡猾万分。
我翻遍所有能查到的线索，终于弄清毛主席女儿李讷有个18岁的儿子叫王效芝，是北 京外事职业高中二年级学生，现在亚运村内当服务员。可面对处处禁地庞大复杂的亚运村， 我简直无从下手。我规规矩矩地先到村长办公室提出申请，工作人员开门见山：“王效芝不 许采访。”任我拿出苏秦张仪的本事解释王效芝最能体现“团结、友谊、进步”，就是毫无 效果。足足在村里游荡了一整天，我才打听到“王效芝好像在10号楼”。可亚运村内全是 按ABCD排列的，根本就没有10号楼。
嗅着运动员餐厅的菜香，当了一天马路天使的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回走。猛听到有人在 身后齐声大喊“唐老鸭”，循声望去，竟是乒乓球队的马文革和乔红。西德40届世乒赛时 我和他们混了三个多月，情谊颇深。这帮家伙连拖带拽地要我去中国队驻地J楼，可我佩着 的四枚胸卡无一能让我进入村内任何建筑物。望着我面前的武警，我猛然悟到，作为英文第 十个字母的J楼莫非就是10号楼。
次日，我和文字记者梁金雄趁采访王震送给中国队礼品之机再次来到J楼门口，陪同我 们的亚运村礼宾官员王大波是我北大国政系的校友，尽管他已安排好中国队的官员在楼口迎 接，可硬是不许我们进楼。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掏出无线电话找村长，警卫见状说他再请 示一下。又过了五分钟，我们终于进了J楼，可楼内根本没有王效芝。结果令人失望，我摸 出我的“广告”（印有我随身电话号码及中国青年报、香港明报、西德鲁尔报等采访我的复 印件）分发给保安人员，这才悻悻离去。
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听筒中一个恶狠狠的声音点名找我：“刚才你在亚运村散 发非法印刷品，马上给我到J楼指挥部来。”我觉得声音挺熟就问：“你是谁呀？”“我是 你大哥！”我一听就乐了，这位“大哥”是我北大四年同寝室的好友，毕业后当了警察，可 做梦也想不到他居然在亚运村安保指挥部。从大哥那里得知，王效芝在K楼。
天刚亮，我就跑到K楼门口拍楼长为日本体操队送行，之后又拍了在此服务的职业高中 学生。次日，我拿着登了我照片的亚运快报找到K楼楼长，希望再拍些更生动的画面，但楼 长表示必须有警方发的进楼证。
当天中午，我设法弄到村办同意我到I、J、K楼采访“团结友谊进步”的介绍信，拿着 它找到安保指挥部申请进楼。事也凑巧，我还未能坐稳，指挥部就进来了几位高级警官，为 首的一见我就大喊：“唐老鸭怎么又钻到这儿来了。你们可得注意，这家伙能干好事，也爱 捅娄子。”来人正是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此时，我北大四年同屋的那位大哥也趁机历数我 的“劣迹”，众人跟着起哄，弄得皆大欢喜。这么一折腾险些冲了我的大事，我连忙大喊： “刘主任（刘原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今天我可是奉了上边命令来拍团结友谊的， 手续齐备，不是炸长城（两年前，一对婚外恋者在八达岭用炸药自杀，我发的独家照片令公 安局耿耿于怀），您要不放心，让我大哥看着我。”说着拉起大哥就走，大哥看我背包挺 沉：“慢着，我找俩弟兄给你背机器。”就这样，我得意洋洋地进了K楼。
我们乘电梯直上K楼顶层，这里设有安保人员的工作室。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西城刑警 队的熟人，一再让我“稍崩”（呆一会儿），足足聊半个多钟头才开始干活。我先从13层 干起，煞有介事地见人就拍，其实这只相机根本没胶卷。我发现，这里每层有四个服务生， 等拍到第10层时，跟着我的兄弟早已失去兴趣。此时，我才进入临战状态，大哥刚刚暗示 我，王效芝就在第九层，可到现在我还不知王效芝长得什么样。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九楼，四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生一见我就匆匆向楼的另一头走去。 我故意慢腾腾地往前走，可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楼那头了。待等我追到另一端时，四个服务生 只剩下了一个。这小伙子紧靠着一扇门，警惕地看着我。“这活儿真没法干，”我先朝他开 了口：“我是新华社的，上边让我反映‘团结友谊进步’，我哪找去。多亏这几位警察哥们 儿帮我扛机器，要不早累坍了。”小伙子朝我礼貌地一笑：“是挺沉的。”我从摄影背心中 掏出一张《亚运快报》，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昨天多亏碰上你们孟璟，小哥们儿挺帮 忙，好歹交了差。可今天还没米下锅呢。”小伙子接过我手中的报纸：“还真是孟璟。”我 们就这样聊在一起。看到他羡慕地盯着我脖子上的尼康F3，我索性摘下来让他按几下。快 门声引逗得他身后的门开了一条缝，三个服务生鱼贯而出，像所有好奇心重的男孩子一样围 上我的相机。其中一位一米八的小伙子对相机所知颇多，自称家里有架潘太克斯，其纯真聪 明的样子令每个人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已经注意到他的胸前没有身份卡，而其他三位的 胸卡都规规矩矩地别在上衣口袋上。我们从相机聊到海湾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我发现 这位无胸卡者有着丰富的课外知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最后我问他们，能否像孟璟那样配 合我一下，小伙子们异口同声：“没问题！”
我跟在他们身后，打扫房间、叠被子、送冰块……我手中的尼康F3嘎嘎咆哮，激动得 我双手颤抖。可能是我在九层逗留时间太长，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叫走了没戴胸卡的小伙子， 其诡秘的神情吓得我心惊肉跳。我故作镇定地感谢服务生们的合作，表示要给他们送报纸和 照片，为此我一一记下他们胸卡上的名字：“苏燕君、买小雷、李梁。”接着漫不经心地 问：“刚才走的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此时，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屏气凝神像等候宣判 的死囚。“王效芝。”他们中的一个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飘浮的云端里。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楼，一头扎进电梯里，先向上到了12层，又匆匆地钻进楼另一头的 电梯。在电梯中，我打开MD—4马达的快速倒片开关，迅速拆出刚照的胶卷，塞进南极裤的 夹层里。之后，又将一个新胶卷装进相机“啪排排”过了三张。走出K楼让冷风一吹，我才 发现自己的衬衣早已湿透，可两条腿却格外地轻快。我平端着相机在K楼楼下又拍了一阵友 好场面，这才悄然离去。路上，我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总部，接电话的又是万伯：“万伯，我 得手了，可你得拿出点慰劳品。”“行！小子。”万伯格登一下挂了电话，可以想象他的得 意样。我敢打赌，我们又镇了美联、路透一次。事后我才知道，这张“王效芝”是亚运期间 卖价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觉中北京市公安局拨给我的防弹背心已经到了。我一边在闲暇之余心猿意马地跟 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一边加紧和北大国政系帮我推荐的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发 展友好关系，事实上，他们友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终于，社长穆青一声令下，“逐项落实”，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摄影部同事柯林渭找 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国际部一位叫李英的 小姐儿，从301医院她老公那儿弄来了急救包，预备我“不测”时用。我坚持不懈一天两次 地跑伊拉克大使馆。
在伊拉克驻北京大使馆大门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铁门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 三个月的签证。我说估计我的采访用不了三个月。没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请两年可以，至 少一年！”吓得我连称“一年、一年”。这位外交官随后猫瞧耗子般紧盯了我半天，才从牙 缝里迸出：“搞情报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么看也不像个“搞情报 的”。
新华社一位曾在巴格达遇险的记者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鸭子，已格达可不是按规 矩打牌的地方。”仿佛为我下地狱送行。因采访柬埔寨和贩毒金三角而闻名的老记者杨木整 整教诲了我三个半小时——如何对付现代战争。国际部主任杨起教了我五大绝招。我把他们 的话全记在本上。外事局长阐述外事纪律的根本是“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建设世界性 的新华社”，我心里盘算着这句言简意赅的最高纪律在实战中的权威性和灵活程度。
我找到新华社人事局长，硬逼着这位束埔寨战火中的老记者告诉我：“一旦采访与纪律 冲突，何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 得到的一句话。
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1982年马岛战争伍德沃德向战时内阁要求“委托指挥法”的形 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战争是武装集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 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得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即使在当时，我也深知，执中国新闻牛耳的新华社的庞大机构和光荣传统不能适应新技 术革命下的战争。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数同事并不认为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 初海湾局势再度紧张时，许多人却认为一场大战已经降临，以至于在新华社摄影部为晓果赴 海湾的壮行宴上，对我“打不起来”的狂言嗤之以鼻。
当时对我一再坚持此次危机仅是危机（Crisis），不是战争（War），甚至不是战斗 （Battle）的推断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来采访我的小姑娘。战 争是门科学，不是摸个脑袋就能算数的起哄架秧子。直到两个月后，同在上海菜馆为晓果干 杯送行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政府津贴享有者官天一才不无钦佩地说：“鸭子说过打不起 来！”但精力、经费已付之东流，逗得全国的纳税人也跟着花钱买心跳，劳民伤财。幸亏中 央英明，没被弄晕了跟着跑。说来令人心寒，1990年我声称海湾将有一场战争（war）时， 除新华社社长穆青、郭超人等高层对我的痴人说梦表示支持外，各种官僚体制对我十分不 利，我最后得到批准的参战申请，是通过《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转呈新华社副社长郭超 人，才获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