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的可供交换的物品，这一探索加上经过世代艰辛劳作培养而成的勤奋性格，必然促
使他们成长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由于成为制造商而显赫荣贵；在海外，凡所控制之
处，土地更是富足，产品成倍增长，本土与殖民定居点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换需要
呼唤着更多的船队。因此，他们的航运业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而持续看涨。而那些对于
海洋事业并不那么投入的国家，甚至于法兰西本身，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却都得需要他
们的产品以及渴求他们船队的帮助。就这样，在许多方方面面，他们逼近了海上霸权。
由于其他政府的干预，这一顺其自然的趋势与增长确实时常被加以扭转与严重的扼制。
这些政府对于其本国民众只能依赖于人为的支持才能占有的繁荣嫉恨不已，而在政府行
为的名义下，这种支持将会被视为是在刻意创造海上霸权。
对于建立海权而言，进行贸易的倾向——这其中包括生产某种产品以进行交换的必
要性，恐怕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国民性格了。如果真是如此，再加上具有天然优良的海岸，
那么，来自于大海的风险，或者对此的任何憎恨与反感，都不太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
海上贸易的途径去寻求财富。在以其他方式也能发财致富的时候，这种作法或许仍可以
发现，然而，它却并不一定导致海上霸权。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具有优越的土地环境，
一群勤奋劳作的民众，一个使人羡慕的地理位置。法兰西海军有其众所周知的光彩夺目
的时期，即使处于最低潮的关头，也从未使深为这个民族珍惜的军事名望抹黑。然而，
作为一个海洋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稳定地立足于广泛的海上贸易的根基之上，与其他
历史上以海为生的民族比较起来，法兰西却从未获得过一个令人钦佩的地位。其主要原
由，就国民性格而言，仍是对于财富进行追逐的方式。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当年通过挖掘
地表之上的金银而追逐财富之时，法兰西民众的脾性却在促使他们通过精打细算、节俭
与积蓄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据说，看管财富要比挣得财富困难得多——也许的确如
此。然而，趋于冒险的性格——在得大于失的情况下去进行探险，与为了进行贸易而征
服世界的冒险精神具有诸多的相同之处。储蓄与节俭的趋势，进行谨小慎微与范围狭窄
的投入，可以导致财富在一个类似的较小规模方面的一般性分布，然而却不会产生探险
与对外贸易及航运业的发展。为了解释这一点——之所以给出这一事例，仅仅因为它能
物尽其值——一位法国军官曾说：“其中我有两个份额。在法兰西，我们没有如同你们
一样，每一个都持有众多的份额。与我们一起，大量的民众持有一个或非常之少的份额。
当它们进入市场时，我的妻子就对我说：‘你有两个份额，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就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谨慎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然而，当过份的谨慎
与财金上的蹑手蹑脚成为国民之特征时，它肯定会妨碍商业的扩张以及这个国家的航运
业。出现在其他生活领域中的金钱事务上的同样的谨慎，已经妨碍了下一代的出生，使
得法兰西的人口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继承过来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对于和平贸易的睥睨之感，依
照不同国度的国民性格，对于贸易的增长产生着一种制约性的影响。西班牙人的高傲轻
而易举地与这种鄙夷不屑的情绪同流合污，与那种灾难性的不情愿工作与等待财富的情
绪携手并肩。这就使得他们与经商从贸相去甚远。在法兰西，那种甚至为法国人自己也
承认为一种国民性格的虚荣与此如出一辙。贵族阶层的数量与荣耀，以及他们所一贯持
有的想法，对于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职业无疑加上了一道低人一等的封条，腰缠万贯的
商人与制造业者对于贵族的显赫朝思暮盼。正是在对于这种荣誉的渴盼之中，抛弃了他
们利润丰厚的事业。因此，尽管民众的勤奋与土地的肥腴还可以使商业免于完全的衰败，
然而，它却完全是在一种耻辱的情感之中进行的，使得这其中最精华的代表人物纷纷逃
离开去。在柯尔伯特＇4＇的影响之下，路易十四曾颁布一道谕令“授权所有的贵族致力于
商船、货物与商品的经营，无需考虑被视为已从商贵的阶层中坠落出来，只要他们并没
有进行零售行当的小生意”。对于这一行为所能给出的理由是，“它带来了臣民以及令
我们自己满意的好处，能消除到处盛传的所谓海上贸易与贵族本性格格不入的习惯观念
的最后影响。”然而，其中混杂着有意识的和公开的优越感的偏见并不都那么能为各种
谕令所迅速抹去，尤其是在虚荣心成其为国民性格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时。许多年之
后，孟德斯鸠教诲道，让贵族从事贸易，正好与君主制的精神相反。
在荷兰，存在有一个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政体，允许
大范围的个人自由与个人职业，并且权力的中心存在于大城市之中。国家伟大的根基在
于金钱——或者说是财富。作为平民特征的一种来源，财富也具有国家的权力，有了权
力，就会有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在英格兰，得到的结局是一样的。贵族阶层自高自大，
目中无人；然而，在代议制政府中，财富的权力既不可能被压制，也不可能被淹没，在
所有人的眼中，它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为所有人所尊重。在英格兰，正如同在荷兰，成
为财富之源泉的职业以赐予财富自身的诱惑被分享着。因此，在所有能排得上号的国度
里，社会情感，国民性格的外化，都会对国家对于贸易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
然而，就其他方式而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国民才干影响着海上权力的成长，这
是就其具有开拓健康的殖民地的能力来说的。关于殖民地，正如同所有其他增长之处一
样，可以正确地说，当它最为自然时，它也是最为健康的。因此，起源于为整个民族都
能感受得到的需要与冲动的殖民地将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在他们最小程度地遭致本土
的肆意干预时，他们的随之而来的增长是最具有把握的，如果这些民众具有独立行为的
才能的话。过去三个世纪的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地作为本土产品的输出地和作为
商贸活动与航运业的补养之处，对于宗主国所具有的价值。然而，从事殖民化活动的努
力并不具有同样的、一般性起源，不同的制度也不会有同样的成功。无论多么远见卓识
或谨小慎微，政治家的努力都无法填补强烈的自然冲动的缺口；当国民性格中可以找到
自我发展的种子时，来自于本土的最为精细的调节也不会产生如同无为而治那样的良好
结局。在节节进取的殖民地的国民政府中，并不存在着比起那些不成功的殖民地的政府
更加突出的大智大慧的展示，或许甚至还会更少，如果精心设计的制度与监督，仔细地
采纳量入为出的方式，孜孜不倦地辛勤培育，可以有益于殖民事业的成长，那么，英格
兰的这种系统性才干并不能必定胜过法兰西。然而，正是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成为
了这个世界的大殖民者。成功的殖民化，以及其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
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
长。宗主国国民的性格特征才是殖民地发展之道，而这却不是宗主国政府所关心在乎的
事情。
这一真理更趋明显，因为所有宗主国政府对待其殖民地的一般态度都是完全自私自
利的。无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只要其被认定为具有重要性，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
就成了一头注定要被榨取的奶牛。当然，它仍然要受到照顾，然而，主要还是作为一块
地产，并因其作出的回报而被看重。对于其对外贸易的垄断成了立法的绝对目标。在其
管理机构当中，有价值的职位都提供给了来自于宗主国的占据者。正如同海洋，殖民地
被视为十分适合于那些在宗主国国内无法管理或毫无益处之闲散人员的一块风水宝地。
然而，只要其仍然还是一块殖民地，军事管制就会是宗主国政府适当而又必然的统治上
的特征。
英格兰独一无二与奇迹般地作为一个伟大殖民国家成功的事实过于明白无误，以致
于不必再加以思索。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主要存在于国民性格的两大特征上，英格兰殖民
者自然而又迅速地定居于其新领地之上，明确了与之相关的利益所在，并且尽管不断地
对当初所从来的家乡倍加思念，却并不急于返回家园。其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英格
兰人迅速与自觉般地寻求开发新领地上的资源。就前一点而言，英格兰人不同于法兰西
人，这些人总是长久地沉迷于回想他们那块乐土的闲情趣事；在后一点上，英格兰人又
区别于西班牙人。就对于一块新土地各种可能性的充分演化和利用而言，后者的兴趣范
围与雄心实在是过于狭窄了。
荷兰人的特征与需求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开拓殖民地。到1650年时，他们已拥有
了许多在东印度的群岛、非洲与美洲的领地，光是对它们进行命名就是一件令人深感烦
琐的事情。在这项事物方面，他们当时远远地走在了英格兰的前面。就其特征而言，这
些殖民地是纯粹商业性的，尽管它们的起源是自然而然的，然而，看起来它们却并不具
备一种增长的原则。“在开拓它们时，他们从未寻求过帝国的扩张，而仅仅只是追求贸
易与商业。他们也企图进行征服，但只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于
能在所在国的主权袒护之下进行贸易而感到心满意足。”仅仅只是满足于获利而并没有
附加政治上的野心，就如同法兰西与西班牙的暴君体制一样，趋向于使得殖民地只从商
业上依赖于宗主国，并由此扼杀掉了殖民地成长的自然法则。
在退出目前这一探索之前，不妨试问一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的话，美国人的国
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成长为一个海上强国？
尽管如此，看起来几乎没有必要引用一个并不太遥远的事情以求取证明，如果立法
上的绊脚石得以铲除，生意上更为有利可图的领域趋于饱和，这个海上强国将会渐渐显
出“庐山真面目”。对于商业的直觉，追求获利的大胆的事业心，以及对于导致获利的
蛛丝马迹的敏锐嗅觉，万事皆已具备。将来，如果存在有何种领域呼唤着殖民化，无可
置疑的是，美国人将以其与生俱来的自我管理与独立发展的才干，径直奔向它们。
六、政府特征
在讨论由其政府与机构对一个国家的海权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时，有必要回避过
于哲学化或将注意力局限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及其直接结果的趋向，同时在探索看似遥远
实为根本的影响方面却又只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
尽管如此，必须注意到，具有各种相应机构的政府的特定形式，以及此一时或彼一
时的统治者的特征，对于海权的成长已经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一个国家及其民众迄
今所具有的各种特征，构成了一个国家——正如同一个人那样，开拓其事业的天然性格
特征。政府的行为相应地对等于孜孜不倦的意志力的运作。这种力量依其明智、富有生
命力与楔而不舍，或是与此相反，可以导致一个人生活或一个国家历史的兴衰成败。
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
这一点看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在谋求海上权力方面，一个充分吸纳其民众的精神并完全
意识到其真实倾向的政府，只要目光坚定，方向明确，最为光彩夺目的成功就会接踵而
至。当民众的意志，或者他们最佳的自然的代表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占据某种较大份额时，
这样一个政府肯定是最为稳定的。然而，诸如此类的自由政府时常也会暴露出某种不足，
而专制国家运用其辨别力与持续性，能够频繁地造就庞大的海上贸易与一支威风凛凛的
海军，比起自由民族通过缓慢的程度所能达到的程度来，具有更大的直接性。后者情况
的困难在于某一特定君主死亡之后，能够依其体制的稳定性确保其政策的延续性。
英格兰毫无疑问也已经走到了任何近代国家海上霸权的颠峰。其政府的一举一动引
人注目，在一般的方向上，此类行动是持续不断的，尽管通常远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