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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跌跌撞撞的远去。
那年冬天，咸阳下了好大的雪，风雪中，有一个醉鬼老头在街头被五马分尸，据看热闹的人说，那人是前丞相李斯。
外传
李斯跌跌撞撞的走下临风楼，楼上现在已经不接待客人，变成了秦人瞻仰的圣地。当年写的“到此一游”，已经被碧纱遮著。楼上桌椅板凳都按原样摆着，只是当日的少年，俱已不再了。临风楼的老板已经作古，始皇也于前年仙去，蒙恬据说是自愿追随始皇去了地下，也有人传说是消极避战，奉旨自尽的。反正世上总有些事，是说不明白的，也是说不明白最好。
他跌跌撞撞的远去。
那年冬天，咸阳下了好大的雪，风雪中，有一个醉鬼老头在街头被五马分尸，据看热闹的人说，那人是前丞相李斯。
后记 关于这个故事的杂谈
这篇文章写于两年前，本来想写得长一些，但长篇实在不是我所长。况且话题实在太沉重。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一直在思索，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历尽劫难。却很难得出答案。
我的很多朋友是民族主义者，总自诩为炎黄子孙，然而仔细深究历史，却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华夏正统，早在五胡乱华时，早就七零八落了。所谓的大唐盛世，不过是汉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汉人建立的另一个国家。和汉朝，已经不搭界。随后的蒙古铁蹄和大清辫子，无论怎么吹捧其武功，也难掩耻辱和大屠杀的血腥。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激起民族矛盾，只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况且，知耻近于勇。历史无论怎么掩盖，也会向我们屁股上的蒙古斑一样清晰。
抛开民族不谈，如果只评价这片土地上曾经建立的国家，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循环往复，螺旋向下。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必定是建立在一场大混乱之后，而大混乱的作用就是将资产平均分配一下，让大部分人得以生存。但随着社会的稳定，又开始了合法的掠夺，掠夺到底层无法支撑其社会结构的时候，再来一场大混乱，再次重新分配。新的王朝和旧的比较，找不出任何进步，只是一个新循环的开始。
至于近代的落后，其实不仅是落后在武器上。当然，更不是落后于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宋和明要远远高于其对手，然而都逃不开被征服的命运。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文化，里面所包含的缺陷，才是最致命的东西。
仔细分析西方的基督教各种流派，在根本上，他们都强调了一点，就是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正如我们的灵魂穿过了坟墓，一起来到上帝面前，在他面前，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摘自《简爱》）。西方文艺复兴后，很多文艺作品和法律制度上，都贯穿了这种平等精神。而我们几千年来，无论是“君臣父子”还是“刑不上大夫”，都体现的是等级，更不用说后来无耻的“三从四德”。科举制度在封建时期的先进性不是在于他能更好的选拔人才，而是在，他让人看到了向较高等级穿越的希望。历史上英雄，都自觉的维护了等级的概念，底层的起义者建立的制度，往往等级更为森严。即使到了现代，恐怕也很少城里人愿意，和农民或进城的农民工享受同等的权利。几乎每个人提起社会的底层，往往是轻视多于怜悯。更有甚者，一些无耻的御用文人，在明知有些情况是“合法”的抢掠的情况下，还要为掠夺者歌功颂德，意图分一杯羹。就在几年前，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就曾经说过，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是让下岗职工到精英家当佣人。我不想问候这个人的家长，也没有和他辩论的资历，只好在小说中给他安排了个角色。
西方这种平等精神，还不仅贯穿在人和人之间。实体和实体之间，甚至个人和国家之间，都有这种平等的诉求。 早在中世纪，城堡中的贵族，在享受特权之外，就被要求给佃农们以必要的保护。遇到蛮族入侵时，骑士老爷必须冲在前头，因为他享受了领民的供奉。这种诉求发展到现在，就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契约关系，即：作为国民，必须为国家尽各种义务，而国家也必须保护国民的各种权利。国家和国民，如同契约的双方，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底线上，谁也不是无限高大。如果这种平等关系被打破，无论是民族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最终结果建立的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最终坠入难免是一个螺旋向下的怪圈。
我们国家要想赶上西方，需要经过的路还很长。不是一件武器和一两个运动就能解决问题的事。即使在经济上，有接近与西方的总规模，在其他方面，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法律，差异不是一点半点。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些，早晚会有悲剧的上演。在大家的作品中，有人能够回到过去，把一切重来一遍，而现实中发生的事，却永远没有机会重来。
酒徒于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