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在中央红军面前的第一道封锁线，设在赣西南的安远和信丰之间，由碉堡群构成，号称牢不可破的“钢铁封锁线”。防守这道封锁线的，是被称为“南天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粤军。让蒋介石料想不到的是，早在1934年4月，陈济棠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就已经开始寻求同红军的联系。9月，周恩来派专使秘密与陈济棠取得联系，向他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陈济棠巴不得红军不进入广东，使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追进广东、乘机侵占他的地盘的借口。红军与陈济棠达成了借道通过的协议。这样，红军除了与粤军个别部队有零星交火之外，几乎兵不血刃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11月初，当蒋介石判断出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是去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合后，立即命令薛岳率中央军追击，同时命湘军何健部入湘南布防，陈济棠率粤军主力进至乐昌、任化、汝城间截击。但何健的湘军还没来得及部署，红军已经扑向第二道封锁线。此时，第二道封锁线的主角仍是陈济棠的粤军。粤军一个团意外地与红军打了一仗后，11月8日，红军在横列于任化、乐昌之间的粤军重兵检阅般的注视下，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湘军也打“小算盘”
红军顺利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后，迅速扑向湘南。前进的路上是蒋介石的第三道封锁线。这道封锁线设在郴州、宜章之间，守军为“湘军悍将”何健的部队。但何健太了解红军的战斗力了，所以，当他接到蒋介石要他阻止红军西进的命令时，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希望能侥幸成功；另一方面，他也深怕与红军拼掉了老本，回头再被老蒋收拾掉。这种想吃怕烫的心理最终还是让何健效仿陈济棠，以“保境安民”为主，追堵红军为次，想让红军早些离开湘境。于是他把重兵集结于湘西北，在湘南与广东的结合部兵力配置则较弱，指望陈济棠能帮上一把。可是陈济棠又怎么会帮他呢！至11月15日，红军从湖南良田至宜章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虽然通过三道封锁线，但也暴露出弱点
血战湘江，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进入湘南，前面横亘着潇水和湘江两条大河，继续向前就等于往敌人布好的口袋里钻。蒋介石认为围歼红军的机会到了，令湘、粤、桂及中央军共约40万人对红军形成追堵合围之势，企图把中央红军扼杀在湘江以东地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后最大的一场恶仗开始了。
11月27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顺利突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28日，红3军团也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以南部分地区。侧翼的红8、9军团业已占据有利地区，殿后的红5军团则扼守要地，迟滞追击之敌。英勇的红军主力军团，已经搭好了掩护中央纵队通过的安全通道。此时，中央纵队距渡江点仅有80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即可迅速过江。然而，博古、李德等人仍不肯抛弃从苏区带出的笨重家当，在路上足足耗去4天宝贵的时间。此时朝湘江急进的国民党各路大军已迫近江边。为了保证中央纵队的安全，各路红军都陷入了以少打多、以弱对强的被动境地。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优势之敌展开浴血奋战，其惨烈程度难以言表。战至12月1日，中共机关和中央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但是，因担负掩护任务而被阻于湘江以东的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大部壮烈牺牲。
至此，蒋介石精心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均被英勇的中央红军突破，对于其重大意义，正如当年亲历其事的李聚奎后来所说：“在赣粤湘桂边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和第四道封锁线，是中央红军长征第一阶段的战斗；也是中央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时刻，历时一个半月。在这个阶段中，红军以‘久困之师’，连续打破了粤军、湘军、桂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三四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冲出了重重封锁，渡过了湘江，虽然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但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于粤湘桂边境的计划，充分显示了中国工农红军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在红军长征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经湘江一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通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对比，各级指战员逐渐觉悟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部队中对现行路线的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在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
毛泽东力主转兵
通道会议，
关于红军战略方向的争论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其战略意图已经完全暴露。蒋介石改五路“追剿”军为两个兵团，并令黔军王家烈部配合截堵。数十万国民党军在红军通往湘西北的道路上，布下了口袋阵。在这决定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危急时刻，博古、李德等人仍然盲目地按照以前的计划，坚持到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合。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这种瞎指挥了。
12月12日，中央纵队到达广西通道县城。党中央在此临时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红军的去向问题。这次会议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中革军委会议，参加者是当时在通道县的一些中央领导人。会上，李德主张继续北上，与红2、6军团建立联系，这也代表了博古的意见。毛泽东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力主放弃同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提出向西进军，转向敌人防守兵力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原定计划。
这次会议把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争论摆到桌面上。会议虽然没有就战略方向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对于尔后召开黎平会议解决这个问题起了促进作用。
毛泽东，长征出发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的3年里，毛泽东一直身处逆境，他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和“右倾机会主义”。但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符合实际的正确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自己的贡献。
黎平会议，
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12月15日，红1军团攻占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朱德等出席。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路线。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等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错误战略方针，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而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黎平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以及到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这一战略问题，但没有来得及清算“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因此，黎平会议决定，到遵义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21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初步否定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方针，确定了红军西进、渡乌江北上的作战计划。从此，李德的瞎指挥开始失效了。
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为了执行黎平会议制定的作战计划，红1军团承担了强渡乌江为全军开路的任务。12月31日，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到达江界河渡口。1935年1月1日，第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决定在上游500米处，由第3连连长毛振华等8人进行试渡，准备架桥。由于对岸国民党守军的炮火干扰，架桥计划失败。晚上，毛振华带18人偷渡乌江，只有毛振华等5人到达江对岸。1月2日上午9时，第4团开始强渡乌江。在已经渡过乌江的毛振华等5人的配合下，强渡一举成功，并顺利架起渡桥。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在江界河渡口相继渡过乌江。
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渡过乌江后，立即扑向遵义城。离城40里的桑木垭是遵义的外围据点。1月6日，红1军团第2师第6团1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该据点，守军稍做抵抗即全线崩溃。随后，刘伯承指示1营营长曾宝堂带侦察排，化装成败退的国民党士兵，赚开遵义城门。1月7日凌晨，取得了智取遵义的胜利。9日，军委纵队和野战军司令部全部进入遵义城。
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国民党追军也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红军还在一路上张贴标语：“有劳远送”；“活捉王家烈，拖死中央军”。国民党部队士气低落，悲观厌战情绪更是浓厚。
遵义会议 挽救红军挽救党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个胜利
中央红军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在黎平会议上，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支持，从而实现了战略转兵。但是，由于博古特别是李德继续作梗，毛泽东不得不继续与他们进行斗争，积极说服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为此，中共中央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排除了李德的干扰，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了障碍。
早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毛泽东、王稼祥由于有病有伤在身，一直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他们在担架上、篝火边朝夕相处，两人越来越了解，并且有机会就中央苏区和长征中的一些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王稼祥逐渐认识到毛泽东观点的正确性，开始支持毛泽东。同时，在行军途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经过多次同行同住的长谈后，逐渐了解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遵义会议的经过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在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等20人。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方针作了辩护。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然后，张闻天按照同毛泽东、王稼祥事先商定好的发言提纲，作了与博古相对立的反报告，深刻批判了 “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指挥错误。紧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指导原则，指出了“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症结所在，分析了致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
王稼祥第一个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张闻天当即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也毫不犹豫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会议于1月17日结束。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从此宣告结束。
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朱德 陈云 周恩来 张闻天 秦邦宪（博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 邓发 刘少奇 何克全（凯丰）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李富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林彪（红1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红1军团政委）
彭德怀（红3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红3军团政委）
李卓然（红5军团政委）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翻译：伍修权
军事顾问：李德
遵义会议的主要决定
一、军事上：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至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二、组织上：（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月1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手。”
遵义会议的直接意义
一、转变了红军的战略方向，明确提出去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二、进行了组织调整，取消了博古、李德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对红军的指挥权；三、对党在白区的斗争策略做了重要改变，不再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