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其人工作如何如何需要，反正“独立王国”的事都要最优的待遇。大少是很好地与其做了配合，该办的不该办的到他这个环节都放行，该卡不该卡的凡非自己人就都卡住，甚至封官许愿的话也传了出来。大少毫不掩饰地说，在风华社我说什么事能办就能办，我说不能办就办不了。玩起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主行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有点想法的人眼皮子薄是不奇怪的，总得学会看风向标吧。
午休时分，局里的电话来了，要求我下午一上班到局里再度接受谈话。我说下午约了作者，那边就退了一步，说可以后延一小时。
时间精确到一小时一小时的程度，我知道，拖不出今天了。反正横也是它竖也是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按照限定，我3点准时到达了局办公室。这时，就有人领我去了副书记袁仲那儿。
今天谈话的，依然是大前天的二位。他们见到我还是上次的样子，先是请坐，然后是斟水，接下来就直切主题了。
袁副书记问：“让你也考虑了两天了，你最终是个什么态度？”
我说：“很简单，我依然不希望调离风华社！”这一次我不再重复上次的理由，一句带过后，接着我开始说这些年来风华社前前后后发展的思路、脉络，讲其中的工作问题和不同意见，也讲了我对问题的处理方式以及最终结果。这之中，我举了更多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是惟独没碰那块“家天下”预谋的最敏感疮疤。
我这样谈的目的，其实是想做最后的努力，或者说心中还抱一丝幻想吧。我希望能放在桌面上的事实，可以撼动谈话者的神经，否则这些年信仰的东西就太不堪了。并非理想都是讲给人们听的，人们不可以愚弄自己坚守的东西。所以，我要让他们了解风华社这些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在人们习惯了的处事规则和逐渐麻木的现实面前，我不想让他们以为，是是非非都是些个性、脾气累积起的个人恩怨，更有大是大非。他们听着，但在一些枝节上还是提出了自己存疑的地方。听得出那是个别人一面之词的转述，比如我常年和谢社长坐一辆车，同出同入；比如我在出版社发展问题上忽略某些部门的利益；再比如社里有出差标准，而我在当编辑的时候就多次乘飞机来去，等等。我知道，他们耳闻的仅是这样一个层面，却并不清楚实际的情况以及问题的实质在哪儿。长久以来，冠冕堂皇下的尔虞我诈，以及觊觎者眼里心里的私欲，早已把最基本的事理扭曲，而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也慢慢改变了对事实判断的能力。
为此，我不得不做简要说明，一番陈述之后，我最后说：“这些，估计你们二位领导还是第一次听到吧？我不是习惯事事向领导汇报的人，今天不得已说这些，甚至是要为自己辩解，我想，它也该是最后一次。我并不祈望自己的话能在领导心里有多少分量，但是，风华社这几年来的发展与变化，我想领导们心中应该有数。那么，说到风华社再度调配人，不管是从大的方面讲，还是从小的方面考虑，若在公允的立场上，说句不该说的话，那就是风华社调谁都不该调我出去，对吗？”
惑 61（2）
我不想让他们再跟我扯那些场面上的话，因为玩正经是会做官的人都油到家了的事，而迫于无奈的代言人通常也只能拿它当作武器，所以多说何益呢？再者，让得了便宜的人卖乖，而让吃黄连的人自己去消化那一肚子的苦水，我觉得，这也叫不负责任。
眼前的两个人显然在这样的谈话中也体味了不少东西，整个过程中，他们一边听一边默默点头，某些时候表情中甚至有为没想到而流露的同情，无奈地摇摇头。我问了一个“对吗”把他们问住了。于是，缄默。有几十秒钟大家都没有说话。
毕竟谈话是不能不继续的，袁副书记和方部长代表的依然是最高层的意见，而非自己。袁仲说：“我们的确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当然，这跟我们不分管这块工作有关。不过，林黎，你看，你要离开风华社有什么个人的困难是需要我们反映上去吗？”
这一句话，真真道破了天机。我还有选择吗？分明不管我在说什么，其实都只是一堆不会生效的垃圾话。即便我刚才是犯愣说些什么过激的话，他们也是会让我“发泄”的。这一刻，他们有足够的“宽容”！
我说：“听您上面的意思，就是没有征求我意见的必要，换句话说，是我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是吗？”我尽量保持着一种平和，没去追究“那你们还做这个样子干吗”的虚伪！
副书记和组织部长苦笑了一下：“基本上局里是这么定的吧。”
“那好，既然局里就这样定了，我作为一个党员，好像也没有不服从的道理。但是，刚才您问到我有什么困难是需要你们代劳反映上去的，我现在的确有一条。就是既然我离开风华社是不可更改的，那就请领导考虑，是否能把我调到一个做书的出版社。原因我上次说过了，不管哪个社，只要是我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不在乎它的条件好还是差。”
袁副书记有些含糊了，他不直接回答我的请求，而是说：“听说，你现在住的房子还是按揭贷款买的，供房子很辛苦吧？局里有意思要补贴你一些。还有，考虑到电子音像社效益不太好，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听说孩子现在还在国外读书，花费也不少。局里同意你人过去，但工资关系先留在风华社，一切待遇不变。你看……”
正值这个时候，有电话进来，找组织部长的。
方敏没有离开我们这样一个谈话的环境而出去接电话，可是她分明又表现出了不愿太直接说出意见的样子，其含糊而闪烁的答语让我一下就明白了正在发生着的事———风华社正做着推举下任总编辑的民众划勾填票，在我此刻接受局里“征询意见”的同时！
我突然有了种被人耍弄的屈辱感，心中的愤怒和委屈一下涌了上来。看着他们，我轻蔑地笑着，嘴里却同时也讲出了我有生以来从未想过的质问：“袁书记，方部长，这还是共产党做事的方式吗？！还像党的组织该采取的手段吗？！”
我的愤怒和委屈，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于哪个人的戏弄，而是这种玩人于股掌之中的戏弄恰恰来自于一个号称为“组织”的组织。我觉这像一个极大的嘲讽，一个人在为组织的事业奋斗，可组织却不择手段地去捉弄他，甚至不惜以出卖自己的名誉来嘲笑着这个人的愚忠。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了出来。我已管不了自己的失态是不是会成为日后自己都要嘲笑自己的把柄，在那一刻，我的眼泪就那样流着，止也止不住。
方敏拿了纸巾给我递过来，袁副书记这时也起身去为我续水了。
略微平静了一下后，我极为痛心地说：“我真是没有想到，作为组织竟然可以这样的处理它的人和事。就算不尊重我，那没什么，可它为什么连自己也不尊重呢！调一个人，以组织的名义，这本是没有任何可讨价还价的事情，可是，为了要我让出一个位子，最后竟然可以给出条件作为我离去代价的补偿。我这么些年来，所干的一切，所付出的，难道就仅仅是那个房子的补贴和留在风华社的工资待遇吗？我从16岁当兵，到目前工龄已近三十年，党龄也已二十五年了。我走过几个地方，但从未想到过要跟组织讨价还价，倒是今天组织让我开眼了……”
惑 61（3）
我说不下去了，想起了以往的许多许多……直到今天，我不管别人在怎么做人、怎么当领导的，可我———林黎，却是敢拍着胸脯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没有任何一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假如，假如我不是这样做人、做事，我还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吗……
方敏和袁仲分别劝着：“林黎，别这样。”可我却克制不住，按着自己的感受继续在说：“到今天，到此刻，我已无法不扪心自问，我到底是在为谁干？我以往所做的一切是否还有价值？我的追随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
方敏坐在我的身边，轻拍着我的手然后紧握了一下，语气中带着不安的关切：“林黎，你别这么想，真的！这里面其实也挺复杂的……”
我知道，我何尝不知道！我若不是真的知道，何至于今天会如此痛彻心扉地绝望！
离开出版局的时候，在电梯口，正遇钱唯强从那里走过。他的大嗓门冲着就过来了：“怎么谈了这么久？林黎，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娇气，调个工作就想不开。我今天上午跟晨星社的小吕谈，她也委屈得不得了，还哭鼻子……”
袁副书记赶紧用话拦住了钱唯强的借题说讪。他清楚，小吕与我完全是两码事，她是因社里老百姓的一致反对，事情都闹到局里来了，而我却是谁也挡不住的权欲与私利的牺牲品。他说：“你不知道，书记，林黎有自己的一些情况……”钱唯强似乎领悟了其中谈话的艰苦，没再把他的“潇洒”继续发挥下去。
我这时已经很可以控制住自己了，直视着他，眼神中带着一种习惯性的清傲，毫无怯色地说：“钱书记，放心吧，我以后再不会为这种事流泪了！”
……
灰蒙蒙的天，罩着一个灰蒙蒙心境的我，让一切都似看不出清晰的模样了。我坐在车上，心里猜测着，明天会晴还是会阴？现在空气污染，弄得城市几乎见不到蓝天白云了，记得女儿上小学时，课文讲到天是湛蓝的，有白云飘过，她就问：“这是怎么想出来的？天明明是灰的嘛，也看不见课文里说的好看的云！”我便给她讲，天原本是蓝的，我们小的时候，因为它蓝，就老觉得天也高，连喘气都格外舒畅、痛快。那种时候，人特别能领略到什么叫空阔辽远。还有云，一朵一朵的，厚厚实实，让你直想躺上去，觉得要是在那儿睡觉一定会很舒服。而你要仔细分辨的话，还能看到各种图案，有的会像动物，有的像奇异的花草，也有的像长了大胡子的老爷爷，更有像汹涌的海浪或宫殿什么的。总之，一切都有……女儿便羡慕得不得了，说：“以后，我一定到一个没有污染的地方去，我要住在那里，整天看蓝天白云！”
多少年过去了，女儿真的到了一个自然环境要好得多的国度，但是，她却也想家。
我漫无边际地游想着，一声不吭，司机杨子这次破例地打断我的沉默，加着小心地问：“林总，你真的要调走吗？怎么会这么突然？今天你来这儿后，局里派人去社里了……”
我淡淡一笑：“是真的。他们搞‘民主推荐’去了吧？”
“我没赶上。再说，就是赶上了，我也不想看那场景。听说不少人都交了空白票。”
“杨子，以后做事要多加小心，能不正面冲突就不要正面冲突。记住了！”面对眼前这个平日不太会来事儿的人，我像在做着最后的叮嘱。
惑 62（1）
2003…7…22 连带效应
出版大楼今天像炸了营，各社都在说着我的突然调动和昨天下午冷不丁冒出来的“总编辑民主推荐”。几个社中比较老一点的社长，见面禁不住摇头一笑，嘴里便扔出一句：“这他妈叫什么事！”年轻一点的则各有各的想法，他们各自的处境不同，不会像资深的社长们那样恣情表达。有的虽表面缄默，不置一词，但心里却未必不比老社长们更恨，私下里在说：“苇城出版局也真叫烂到根上了，怎么就没有人治治他们！净剩下坏人治好人了。”还有的充满了同情，但话语却带着无奈：“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也有的心中惴惴，“这可是前车之鉴！”一副小心忧患上身的情状。当然，也有惟恐避之不及和暗自解恨偷着笑的。
不管是什么吧，这都算出版大楼当前最大的新闻了。耳朵灌着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自然让我想起朋友曾讲过的一则经典。就是某大学里给新闻系的学生上课，老师为学生举例说，所谓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而人咬狗就是新闻了。
昨晚，老社长谢熙原和系统内的几个老人儿一起聚餐，饭桌上谈起眼前的事，自然议论到当天这个够得上小说素材的话题。
书店的老总在饭桌上说：“假如他们不整林黎那就怪了。整她，正常！”
在出版局这个圈子，没有事是可以隔夜的。系统之内，勾勾连连都有关系，不是你的孩子在出版社，就是他的亲戚在局机关或别的单位，大家都不乏信息渠道来源。印刷厂厂长显然是听到了更详细的内幕，便叹着气说：“这事做得真叫绝呀，看来够林黎受的！”
纸张公司经理愤然地扔出一句：“这帮人快走上绝路了，没好下场！”
在老哥儿几个中，谢社长是有另一番体会，他说：“这事给我上了一课，让我体会了‘政治斗争你死我活’……”
当晚在座的，都可谓有多年切身的感受，说着这些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