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有什么不逃避的办法吗？每一次给自己找出理由，可理由的韧度不足以抵御巨大压力的强度，我用这些理由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呢？
几多风雨，侵蚀着飘摇不宁的愿望。没有人可以帮到我，心中为此感到几许哀伤。我在默默地想，以往，汤姆叔无法要求社会给他一种应有的公平，爸爸也做不到，只有丁先生勉强撑住了一个梦想，却也是在避开纠葛后的自己的战场。当置身纷扰时，他可曾有力突破，是否获得过片刻宁静？那么，我也只能用这种修炼内心的方式去达成对人生的冀望吗？蝼蚁般的日子无任何精彩可言，可作为平常人，能以蝼蚁般不懈的精神去筑造大巢的一砖一石，却是可嘉的。但是，搬搬运运若只为得到一种摧毁的报偿，那又是否值得呢？
介乎于是非正邪界限边缘的社会生活，常常最无法面对。靠自己的力量显然太微弱，靠求助却也枉然。我不能不想，在一个法律的尺度不能突破的地带，谁能把贪念与私欲钉上耻辱架？即使谁心里都明白，即使老百姓已民怨沸腾，可充其量也不过在道德的层面予以谴责，而大多的时候还只有敢怒不敢言的份。当然，提到法律的高度就不一样了，可法律在你未提供有力证据之前，可能就已先看到你陷入生死边缘。权利扼杀正义的事情还少吗？在一个由利欲网织的权力场中，有几人能自信地与之一搏，即或有人愿意给你些同情，那已经算是良心和正直的体现了。更多的时候，是愿意帮你的人没有能力帮你，而有能力帮的人却又不肯以至不屑施以援手，其中的玄奥太深了———人人都懂这官场的法则，自己求生乃是第一位的，谁惹那个麻烦！
我一直以来，小有得意的地方是自己凭智慧生活。可面对这样一种生存的状态，自己的那点智慧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许，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智慧是算得上最光艳的一种力量，可面对“社会”这个概念时，它却一样受到边界的限制，有时候竟显得微不足道。我的脑子一片茫然，感到找不着给智慧容身立足的锥尖之地。
大脑缺氧，不够使，便只能让它停顿着。一天中总是处在恍恍惚惚之中，神智一会游移到这儿，一会游移到那儿。有一刻，我似乎恍然看到了仰天长叹的屈原，那个身形瘦削骨感的人立于江上，胡须上倾，悲愤地苦恼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又一刻，我仿佛还看到了身患重度伤寒生死悬于一线的保尔，那个人的生命力实在太强了，他是凭着什么一次次度过危难，甚至还写出使无数人血脉贲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呢？还有些时候，我不断地强迫自己，想让自己把精力集中到手边的方案和报告中。但是，这些就在前天还让我充满了想法和热情的文字，现在却有如一些干巴巴的符号，不再具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
我就这样认输吗？认输，意味着放弃所做的事情，同时也放弃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中午，顾卓大哥打过电话来，他听了我的烦恼后，突然说：“我先约一下，晚上我带你去见我的同学，他新调市委组织部当头儿。”
我迟疑着，多少年的习惯，是我从不把上层路线视为救命稻草。我崇尚做事先做人，所以多年来无论老老少少、上上下下、官位高低、在职与否，我都是本着真性情示人，从不染俗气。这让我与不少人保持了长久的友谊或忘年交，但也叫某些官场中的人说我是不识眉眼高低。可这又如何呢，人反正都有自己的好恶和活法。
惑 46（2）
现在，轮到我要去找关系托门子了，感到不习惯，心中存有芥蒂。于是，话便说得犹疑：“这……这好吗？他刚上任，何况……又在组织部……”
我的这句磕磕巴巴的话，让顾卓感到了异样，愣怔在电话那头儿。而自己却也不知该如何解释了。
一直以来，我对组织部是存有敬畏感的。在我的眼里，组织部的人历来都是原则性最强的，话不管怎么说，都滴水不漏。好是如此，不好也是如此。局下属单位的人曾说过，局机关的职能部门是“专帮着坏人干坏事”，歪理可以正说，逆事也可以顺办，早异化为权威的附庸了。就像老百姓调侃人事部门不干人事儿一样，语意间带着厌恶和无奈。当然，这不足以得出所有的单位都一个样，更不能说顾卓大哥的同学也会如此。我相信，市委组织部的部长应该是颇具党性风范的，否则，顾卓也就不会给我这样一种提议了。
不过，即或是这样，如此不明不白地“上访”，中间隔着一级组织，又非隶属关系，不管对行业还是对个人，都缺乏一种起码的认知与了解，而且他们接触的层面是另一个范畴，这难道不会造成一种曲解，到头来加重着自己的难堪，还弄得心里跟吃了苍蝇一样吗？
顾卓知道我犹豫，心气不高，也知道我的固执，但最终还是说：“别想那么多了，让他了解了解情况总是应该的。”
我底气不足地嗫嚅着：“这恐怕有点隔山买老牛的味道，再说，这样的情况下，我通常都不会说话。”
顾卓说：“林黎，别担心啦。虽说组织部门是考核干部的，程序执行得多，实际深入得少，但作为权力保障部门，他们应该掌握更多真实的信息。再说，当官的也不都是些没品位的人，别那么消极。对于你那儿的情况，实际地讲就是了，我们也可以听听他的见解嘛。”
我了解，顾卓完全是为了我着想，才做这番提议的。在上次出游的交谈中，他深知我的处境和现状。此次动用关系，虽说不啻对世俗风气的一种妥协，但一定意义上，却也为着一种做事的道理。我清楚，这其实正是我眼下需要的，恐怕更是当前唯一最直接奏效的方式了。当下，人的眼皮子就是这么薄。对某些官员而言，两利相权择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要讲大是大非，只要关涉到仕途的利害得失，那就足以给自己最佳生路的同时也识趣地留给别人一线生机。这就是所谓最得体的官场交易法则吧。
我有些悲哀，为着要采取这样一种方式。甚至想，组织部———官场升迁与罢免绕不过去的关隘，这一次透过部长“这个人”，将对“组织”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名词有怎样地诠释和引申呢？说心里话，我还是不抱多大希望，说到底，自己要讲的事理不过是个太局部的概念，在一个更大的现实背景下，它究竟算得上什么呢？但我已不能再拂顾卓的好意。
下班的时间过了，顾卓大哥驱车载我直奔了市委大楼。中午他打电话约定时，陈清平部长说下午有会，可以晚点时间。顾卓与其是老同学，虽说现在道走的不同，但始终未断了交情，他原不必如此正儿八经地去见他，可为了我的缘故，不想让老同学有官员公事私办吃请之嫌，便说好办公室里谈。
来到市委大楼的楼下，我不免有些感慨。这个方正稳重的老式建筑，我曾为了工作进出过无数次，可为此却是头一回。走在大楼不时吱呀作响的旧式木地板上，我感觉着一种陌生的熟悉，正像将要进入的新部长的那间老办公室，想也想得到会是怎样一种格局。
多少年过去了，这幢大楼，除了外貌的庄严，内部始终未变过，依旧朴素如初。曾经有几次过来开会，都觉得这楼有种亲切感，是种谙熟的味道。小时候，家住南京，对这种建筑十分熟悉。我喜欢北京也因小时候建筑和城市格局给我的印象，方方正正，王者气象。后来，家迁至了苇城，最初由于安排的仓促，临时安家在被划入部队家属院中的一座旧朝达官显贵家眷的大宅正殿。那灰砖高梁的空阔气势，从居住来说不怎么适宜，也不喜欢，我们称其为“大庙”，但它却也是气宇轩昂的。苇城的城建格局由于一条河穿行的缘故，不同于南京和北京这些曾经和现在的帝王之都，建筑不规整，充溢着浓重的市井与商业气息，总感到零碎太多，除了金融一条街外，很少见有市委大楼这样的建筑。在我的心里，这栋楼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别具风范且有象征意味的楼宇了。
惑 46（3）
见到陈部长后，顾卓简单地作了介绍，我们便坐下来谈。我集中谈了对当前苇城出版的多重困惑，讲了十六大后自己对于出版乃至经济的理解，说很担心这样下去，苇城出版不仅会加大与全国的距离，而且会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
陈部长耐心地听着，并不做多余的插话，在我讲完了上面这些观念性的问题后，他问：“可以给我举点实际的例子吗？”
我开始择其要而谈。原本，我并没打算触及这些太具体的事例，因为一则担心会造成发牢骚的错觉，弄扭了自己的意思，另一方面也不认为他会有多大的兴趣听。更潜在的心理障碍，是我觉得到底与这位领导不熟，愣愣的谈话总不那么自在，虽说有顾卓大哥这层关系，但似乎也摆脱不了那么一层掩耳盗铃的“私人目的”。所以，我的语言表达始终很收缩，话说得比较节制。
其间，顾卓不时地插进话来，我知道，他想调节一下太肃穆的气氛，也因触及了要害有感同身受的体会。在他看来，社会现实中的这种拙劣实在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对他这位同学而言，官场的陋习和由此影响到的基层现状更不该是费解之事。
一向睿智平和的顾卓，今天终是说了一些很尖锐的话。他认为党的组织部门该对党风有匡正之责———就做事环境而言，无疑干部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用人上若只重表象，就会让形式取代内容，更会令一种潜规则把传统也一并吞噬掉。
顾卓的话可谓是说得毫无偏差，但到底离今天的用意有点远了，毕竟我今天的“求助”并不在组织部该如何选人用人上，也不为非讨一个说法。再说，党风的问题又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就可只手擎天力挽狂澜的。谈及这个话题，有我这个陌生人在场，我担心陈部长会介意，于是把话头牵回到具体的事情上来。
在听过我的几个不得不讲也绕不过去的例证之后，陈部长说：“你所谈的情况，我其实有所耳闻。不过我刚上任，对许多事情还了解不深。我知道了。我会关注的。”
……
从市委出来之后，我和顾卓去吃了晚饭。饭桌上我们没再触及刚才的话题。一天下来，我感觉自己已经很累了，很想忘掉这两天来所有的不安、无助与茫然。
惑 47（1）
2003…4…12（周六） 病
疲惫与焦虑的夹击到底是战胜了我的身体，从前天夜里开始，浑身关节疼，发烧。
有的时候，我真是很不争气，要强的心偏有个不得劲的身体。妈妈围在身边照顾我，嘴里不时地唠叨着：“你就是不懂得爱惜自己，天天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睡觉。你说那工作有个干完吗，再说，没个好身体，你就是有那份心，也没那个力呀。”
妈妈把医生请到家里给我输液，她工作多年的医院，这时总能给我便利。我早年虽学医出身，却极不愿进医院，受不了挂号、排队那一系列的烦琐和等候。我常玩笑说：“医院要是没个熟人，可不能进去，别说有病，就是没病都能急出病来。”我是太忙了，舍不得看病的时间。如果说为了书稿点灯熬油不吃不睡，不觉得耗工夫，可干别的，尤其是看病就总是心急，觉得像种浪费。所以，这些年我若不是病到自己心里没底，便拒绝进医院。不过，这也让我的身体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和保健。我的发烧在熟知的人中是十分担心和紧张的，因为一般人发热可能是感冒和很单纯的症状，用点药就好了，我却有可能弄得鸡飞狗跳，折腾很长时间，还吓得别人要死。
曾经最拼体力的那几年，我一个人同时操作几套书稿，类似当今不少出版社通行的项目负责人，只是没有当下出版社完善的机制保障。当时，连一些出版行家都在怀疑风华社搞市场化图书有多大可能。于是，我的一套学生课外读物的选题在专家论证时受到质疑。那时，刚调风华社任社长的谢熙原，在工作会上曾力排众议，说：“风华社的图书结构一直是个老大难，这一点我想大家有一致的看法。我做图书处长的这几年，每次听各社选题汇报，都感到这个社的选题没什么可论证的，局长们也一直为此感到头疼。所以，现在风华社的编辑自己有了迈出一步的想法，应该说是一个进步。我觉得，作为一种突破，该给予一个尝试和实践的机会。”
会后，谢社长找到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的选题不错，做这类选题的想法和勇气更好。不过，我要求你整套选题年内同时推出，不能一本一本地慢慢来。这样会影响读者对书的需求热情，也会影响到书在市场上的整体号召力，达不到效益的预期。怎么样，你能做到吗？”
那是十余年前的出版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