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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09（4）
“抢救，我心里明白，那仅是人道主义的最后关怀了。爸爸的呼吸已断断续续，最后不论用什么药都不能让他再恢复正常了。他的呼吸停止了好几秒，我觉得比那更长，我接受不了，便拼命地喊：‘爸，求求你，呼吸！’医生说，没有希望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刻，爸爸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拼尽他生命最后的力量，回答了我的请求和命令———他以爱的方式给了我最后的抚慰———一次彻底的呼吸……”
我的肩因抽泣而抖动，远野紧紧靠着我，轻轻地劝慰着：“嘘———安静，安静好女孩，别哭。”他等待着我慢慢平复。
有人倾诉是一种情感的释放。爸爸走后，我不再喜欢对任何人说起内心。想不到，远野几年不见，却仍是我最能坦露心情的人。我终于平静下来，吐了口气，对他淡淡一笑，说：“好长时间没这么哭过了。”
他也一笑，劝慰着：“是不是好多了？你就喜欢闷在心里，以后，有话还是对我说吧。你妈妈担心死了。”
我有点无奈：“你太远了。”
“那我就近一点。你要吗？”
我注意到了他近乎认真的神情，觉得不能随意对待。我问：“家里好吗？”
“还好。”他永远是这么坦然，也这么简单。不过，这次他接着说：“我想为你，为我，为我们两个活一回！”
我心里充满感动，特别是在倾诉了那么一大段伤心的往事后，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想象的那么坚韧。
“可是……”我还是排除不了心理的顾虑。在爸爸身上，我懂得了爱所需承负的责任，我也接受不了一个“家”在被动中解体。想想总有跨不过去的坎，还是叹了口气，说：“别说了好人，谢谢。我，已经习惯孤独了。”
远野发出了他内心最后的诘问，他要我自己慢慢想通，慢慢做出决定。他说：“你真的希望自己永远生活在柏拉图精神之恋的谶语中吗？你为什么不让自己放松点呢？你以为，表面的不痛苦真的能取代内心的痛苦吗？这两者对于每个人来说，难道真的是能相互代替的吗？人都只活这一辈子啊！你，到底要什么？”
……
惑 10（1）
昨晚回来后，没睡好。脑子里老是想着远野最后说的那些话，我知道他看得出我的逃避。但是，这恐怕是我这类人难以跳出的自我钳制吧。简单的人总是比较快乐的，太会想问题的人就难免不被各种各样的观念绊住，尤其会陷在自己的人性中以“牺牲”换取良心的平衡。这到底是不是对呢，是不是对得起作为平等生命的自己呢？我还是想不明白，追求完美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现实中是否真有完美存活的空间。
“我该怎么办，爸？”凝视着爸爸的遗像，我默默地乞求着帮助，我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过的无助……
早晨，去陪远野吃了早饭，然后送他去机场。他要返回居住的那座城市了。
临别前，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一下也不知道该怎样道别了，便默默地，前所未有地安静。
远野依然温情地牵起我的手，直视着我的眼睛：“大女孩，好好的！记住，你是我未来日子中全部的牵挂。别拒绝自己。”
他了解我拒绝的其实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心。
回到单位，想清扫掉这几日来太重的情绪困扰，便打开电脑，先查看一下有什么邮件急于处理。邮箱空空的，任何新邮件都没有。更奇怪的是，自上次给简志峰发过那封认真的邮件后，一连两日了，竟也不见他的回复。不过，接踵而来的事把头脑中一闪的游思给搪塞过去了。
几部书稿等着处理，编辑们把它们堆到了我桌上；新办的杂志有严峻的市场问题，有待想招儿解决；第二轮选题论证也该布置安排了……我不能再分心想其他的！
迅速地把事情按轻重缓急分了分类，然后分别处理。
其实还是烦，即使是工作的事情，也没有哪一件是单纯的。
我先把总编主任老李找了来，让他按当前选题策划的方向起草一个通知，计划半个月后进行论证。
照理说，选题策划是出版社最常规的业务工作，就像企业要不断开发新产品一样，方向性是早预定的。但是，依据发展和培育竞争力而制定的规划，现如今已变得日益模糊，编辑们也无所适从了。眼见着选题愈益萎缩，无序拼凑的情形也愈加明显，我心中的忧虑可想而知。
老李欲言又止地看着我，似期待我能再说些什么。我递给他一份传真件，是出版局关于加强选题管理的，明令“种好自己的田，确保经济目标的实现”。老李问了句：“那咱们的发展规划就真废弃了？”
老李说的“发展规划”，是近年来社里一直坚持的一个方案。那是几年前，针对社里情况，在我提交的一份《树立危局意识之战略思考预案》基础上的延伸。核心要旨是，在享受教材、教辅政策性保护的现实情况下，不能一棵树吊死。要通过市场化尝试，培植实力，搭建一个品类与渠道的平台，实施“两条腿走路”方针。
那个预案在社里曾引起过大讨论，最后是谢社长一锤定音。老李作为当时班子会议的记录人，他对那天班子的争论记忆犹新———
那天，谢社长上来便说：“预案现在大家都已不陌生了，这段时间来，围绕林黎提出的这个思路，社里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也广泛听取了全社职工的意见。目前有几种声音，一是赞成，认为有必要；二是反对，认为开辟新战场，劳民伤财；三是质疑，不相信危局真的存在，认为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当然也有惧怕新的突破和尝试的。就此，今天我们班子要统一一下思想，因为这关系到后一步如何动作，也就是要采取什么方略和举措的问题。”
胡威第一个发言：“我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两年正是风华社的好时候，我们的效益持续增长，按照既定思路走，未必不比一窝风去凑市场热闹的好。”他比喻这就好像不会水的人非要去大海里游泳一样，淹不死也要呛死。又说，退一步讲，即使我们的编辑真的策划了一般图书，那也不意味着就一定有市场。相反，系统发行的教材、教辅，集中、量大，收效快、收益率高，比较之下显然更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去抓。他归结道：“这笔账，我想在座的都算得清。至于说其他非教育出版社非要和市场去较劲，那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我们拥有的这个优势。更何况，现在又有哪一家不是在挖空心思地往教材、教辅这条道上挤呢？所以，我们不能看不清形势，盲目地跟人家学，丢了西瓜拣芝麻。”
惑 10（2）
刘世荣紧接着胡威的话，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实，林黎的预案写得是挺好的，不仅思路清楚，文字也漂亮。”他上来先给我戴了个高帽，然后说：“不过，胡威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现在，教育部门的工作是越来越难做了，口味高，胃口也大，因为想挤进来的人多了嘛。这年月，谁不是看着钱走呢？假如，我们在此稍稍分心，或松懈了这根弦，那么现有的东西能不能够保得住，就真的不好说了。我先声明，我这可不是因为我分管教材才这样说的，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比较复杂。当然，我也不认为搞市场有什么不对，而是我们自身的条件还不太具备。大家不否认吧，咱们社的编辑对市场可以说没什么感觉，而发行呢又从没碰过，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想去做，但短时间内上不了手。我只是担心，若弄得不好，到头来恐怕是两头都落不着。”
谢社长把头扭向当时尚未调往市委党校的书记楚牧天：“老楚，你的意思呢？”
楚牧天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林黎的这个预案，也分头听了不少人的意见。应该说，群众中对这个预案虽有多种见解，但持肯定态度的也不少，尤其是中层的一些骨干。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班子要达成统一意见，我们得先切实地来好好分析一下当前与未来的形势。刚才，胡威、世荣也都提到了这点，但是，我认为，所谓形势，应该包括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当前效益形成因素的一种具体分析。”他看了看谢社长，征询着意见：“这样好不好，先让林黎再来阐述一下这个预案提交的深层考虑，然后让友道把这两年我们效益增长的因素做个财务分析？”
谢社长点头，于是我开始说：“提出这个预案，我的基本考虑是三点……”
我首先列举了近年来各地为保其他出版社的吃饭问题，纷纷摊分教材、教辅以及去年局里收缴我们中小学统编教材的事；还说到一段时间来，社会上对学生课业负担太重的呼声渐高，国家一定会有相应的政策性调整。所以，我认为，这些已经显露或尚属潜伏的危机表明，教育类出版社固定“通吃”的政策性优势将越来越弱，对出书结构进行布局调整，可以防患于未然。随后，我讲到风华社历来先天不足，这种人员劣势虽有历史成因，但更多是因常年“吃现成饭”造成的。因此，改善人员状况，除必要的吸纳人才外，适度地逼迫大家一下，进行智力、能力再造，应是必要手段。再说，市场化对未来经济组织的要求，是要以实力面对竞争。我们作为市场肌体的一部分，不可能永远游离于市场之外，那么，铺垫一个跑道也就是必不可少的了。结束之前，我做了一个说明：“‘两条腿走路’并非是要把教材、教辅与一般图书对立起来，而是希望在单柱擎天的情况下，再培植起一根柱，甚至支起几根柱，以保证我们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性。”
当我停顿下来后，谢社长向大家通报了一个情况：“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局里每年都要与下属各单位签定目标责任书，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收缴集中款的比例。对于我们社，局里是逐年提升利润上缴的比例分额，三年前我们跟其他社一样，是上交15％，而今年则已涨到了60％。理由很简单，我们的效益来源目前主要还是政策带来的。虽说局里已把统编教材拿走了，每年几千万的自由调动权在手，但是，可能除友道外别人还都不很清楚，这两年，我们实际上每年还要额外给局里‘进贡’两百万，说是用于补贴其他社。那么这个账算下来，就是我们每年纯利的近80％都贡献给出版局了……”
书记楚牧天这时插进话来：“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局里超承受力地收缴集中款，让不少单位都感到压力很大。我们系统内一个单位的领导，我不说是谁了，对此曾提出质疑，认为遏止了企业的发展后劲。可结果是什么呢？被一句话噎了回来。问：‘你是不是共产党的人，你的企业是不是共产党的财产？想好了，不交钱就交权，不换思想就换人！’大家想想，我们的小环境，形势究竟该如何判断呢？”
惑 10（3）
楚牧天把谢社长不好过分强调的话接了过来，加强着一种意向性的引导。接下去，是吴友道在谢社长的要求下，公布了几项财务数据。
那一时期，吴友道还不是明着对立的人。他一直有着自己的打算，借谢社长主政对其信任把利润出得高高的，客观上既为谢社长贴了金，主观上也能引起世人的注意。他在某个场合为表功也因抱屈曾说过“效益是算出来的”。言外之意，你们以为仅仅凭干，难道就能让效益增长这么快吗？但是，这引发了出版局对风华社利润上缴比例的连续翻番，让谢社长在事后有所警觉。然而，也正是在那一阶段吴友道被钱唯强相中，为他迅速成为红人提供了大好机会。
那天的会上，吴友道不得不如实地讲了借纸张涨价，我们与本地教育部门协商最终达成课本提价，致使项目减少而效益反升不降的比例值；也讲了除主营项目外，我们与其他权威部门共同开发的健康教育读本所带来的收益，以及我之前独立策划的一套“作文与阅读书系”所创造的市场效益。
胡威与刘世荣知道不好再说什么了。最后形成了一个班子性的决议。
但是，自去年，这一部署完全被打乱了。出版局为满足GDP增长指标的需要，更为满足领导个人政绩的数字需要，开始严令风华社以大局为重，竭泽而渔。这样一来，持“不同政见者”又开始借势说讪。胡威指责一般图书是“无效供给”，大力围剿这个“库存的罪魁”。刘世荣自然是玩借力打力的推手功夫，他顺着领导的心气，巧妙但不遗余力地做着背后文章。这一明一暗两股力量，抹杀了几年来非政策性获利图书为风华社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抹杀了一批书成为全国优秀畅销书的事实。结果，引发了领导的干预。借着谢社长退休对班子重新调整，在各方势力的加紧运作下，班子任命在最后一刻出现翻车。此后，是社里的分配政策出现不当倾斜，由此不靠吃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