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倒是注意到了的，还是各自对于开、直、挺的标准有所不同？——也说过多少回了，这绝不是个美不美观的问题，下次轮到谁用，皱成了一团糟的毛巾有一股水臭味……最后，她又“噔噔”地跑回浴室门口，指着乳白门框上的一只清晰的蓝色指纹印说：这又是什么？他惭愧地望了望自己的中指，在中指与食指间的捏笔部位，他今天下午发现长出了一只小水泡来，水泡破了，他去浴室搽了点紫药水。
1964：那条弄堂 那幢洋房（3）
女儿和小保姆都明白内就，躲在房里没人吱声。而兆正当然很清楚：这些都是他干的好事。
湛玉于是又去厨房取来了一团墨绿色的粗海绵，跪在地上，开始擦拭浴室门框上的那块记印。样子像个干惯了粗活的劳动大姐。他内疚兮兮地走过去，小声说，让我来干吧。但她不作声，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她还在加倍努力地干着，而且还让头发也振动得散落了一绺下来。
他心情不安极了的在客厅之中踱步，又停下来，坐了一会儿。他想看电视看书或看会儿报纸，当然觉得在这种场合和时候很不适合。所以复又起身踱步，他发现自己的心跳手颤与气喘症状又开始发生并在加剧中。他患有一种神经症，医生说，这叫焦虑症。焦虑病人的个案各不同，这是因为每个患者的性格各有不同之故。他的那种更多时是内省式的；他习惯将任何精神上的痛苦都埋在心中，久而久之，它们便转化为了一种感受的矿藏。但医生说，有一点是一致的，那便是：患者最怕的是心情的不安与一种有口难辩的情绪压力；而最有利的则是在病症一旦开始发生时，就尽快能摆脱那种可能形成你不安与焦虑的环境源头。他踱到门背后，取下了一件外套，穿上。
湛玉恰好擦洗完门框，端着一盆脏水回厨房去，水中还漂浮着那块绿海绵。她走过正在穿衣的兆正的身边，朝他望了一眼，便过去了。但兆正却一直望到她的那双轻沫软底鞋的银闪闪的内里一前一后一隐一没地消失在厨房的门口。他的心中有一份说不出的惘然和惆怅，他的神经焦虑症让他把她的那最后一瞥目光解读成了：“看你今晚上就甭回来，最好永远也别回来了，哼！——”
但他还是平平静静地开了单元的门，出去了。他沿着这老式公寓宽大而冰冷的磨石扶梯一路下楼去，走廊中的奶白顶灯刚刚开亮，照在扶梯级前沿的黄铜嵌滑条上，有一种幽静的反光。
公寓的大堂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早下班的画家邻居正歪着头在信箱的排格里掏些什么。见到兆正下楼来，便说，出去走走啊？嗯，他漫应着，回报以一个适度的笑容。秋日的黄昏应该是捕捉灵感最好的时分，画家笑道。但叫他说些什么呢？他只能“唔”了一声，不置可否。他推开了公寓笨重的橡木大门，走下台阶，走到了街上。
他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都有点像是在舞台上演戏。而这一切——这街道，这街道上密密匝匝的行人；这公寓，这公寓大堂里的一排排信箱；这画家，这公寓里的某个单元以及单元中的她都有些不真实的感觉。它们都存在着，它们离他很远很远但又很近很近。近得就在边上，远得又像是隔了一层永远也不能互相触摸到体温的玻璃罩。人只能看到别人的生存的表面，而又有谁会了解到谁的生存内里呢？兆正将外套的拉链拉上了，朝着淮海路的方向走去，而两旁的街灯恰好在此时开始煜煜地放射出亮光来。
湛玉和那份月历牌（1）
湛玉的目光从厨房里退出来，来到了饭厅里。它们扫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幅很普通的月份的挂历牌，便随即垂落了下来。
已经记不得是哪位作家在哪篇作品中的一段话了：其实，每个女人，尤其是漂亮、聪明、能干和出众的女人的内心从来都是不肯安守本份的。湛玉想，她有可能就是那一类女人？
湛玉的怒气是在兆正离开时轻轻带上了大门的一刻之间突然消散的。她也说不出个原因来，她只知道，她每次宣泄怒气都需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目标，一旦目标消失，怒气也便立即烟散了。
她不知道自己的那团无名怒气从何而来？这些年来，她老觉得自己的胸中日积月存着一大堆一大堆的怨愤，旧的未消，新的又来。她对周围的什么都看不惯：社会上的，单位里的，同事间的；还有，还有就是他。这种怨愤堆积着，腐烂着，发酵着，而她的那股无名怒气其实就是从这堆怨愤之上不断散发出来的一种腐败气味。
尤其是对他。是的，对他。但，他的什么？他的哪里？他的怎么样？她觉得她无法很清晰地界定出一些内容来。
兆正是个极不易被人了解的人，但偏偏，她又对他太了解了。这，难道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他，懦弱，内向，敏感，忧忧戚戚，还时不时有意无意地隐藏了一些心理的暗面。从前，她就喜欢他的这种个性；她认为，这种性格上诗化了的阴柔正是他才华显露的另一个切面，同时，也是他隐秘人格的魅力所在。她想起了十多年之前的一个个周末之夜来。他俩对坐在装饰有棕色护墙板和磨砂壁灯罩的咖啡馆里，他为她念出一段小说，或抑扬顿挫地轻轻朗诵一首诗歌，这都是他写的，而且通常还是些未曾面世的新作。她感染无比地望着他，望着他在幽暗灯光下闪闪发亮的眸子，想：在她少女时代心仪万般的大艺术家大作家的青年时代不就在她咫尺的眼前坐着？而且，他还是她的另一半啊！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在这嚣腾杂乱的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知道有这么一个他存在着的人只有她，他只属于她！她感动得连眼眶都有些湿润起来了。
后来，他俩回家去，互相依偎着地从夜凉如水的街道上走过，回到了自家的那间温馨的斗室里。一下子，她便将她的那份压抑着的激情尽泄而出了。他俩在那张双人床上放肆地翻
腾着扭曲着叫唤着，只有那套默默地旁观着的亚光柚木面的房间家俱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很久很久，他们才平复下来，一切重新归于宁静，日子如常，直到下一个周末的再度来临。如此周而复始。
但后来，后来怎么样了呢？她惘然地站在客厅中，觉得这之后的十多年来的生活就像是一团乱麻，搅绕在她的心中，抽一根断一截。
她下意识地计算着兆正下楼去的时间，然后打开落地敞门走到露台上去。从露台上，她能望到公寓大门的进口处，几级弧弯型的台阶之上有一扇油漆斑剥的笨重的橡木大门。她见到一个邻居的画家匆匆回家来，手中握着一卷报纸。画家推开木门进入了公寓之后好一会儿才见兆正从大门间走出来。他在台阶上站定了，他紧了紧自己的那件外套，又朝天空望
了望，然后才慢步走下台阶去。
她细细地观察着他，从一个俯瞰的角度。她之所以能如此从容而中性观察他的原因是因为她明白他并不知道她正在观察他。她见他在路边又站定了，他左右环顾着，最后拉上了外套的拉链，朝着一个方向转离而去——这是通往淮海路去的方向。
应该，这是她离开露台回屋里来的时候了，但她的双脚就像是被钉桩在了地上似的，不想移动。她的目光一直随着他的背影追赶了上去。她望着他那略略稀秃了发缕的头顶和半截尼龙外套的身影在梧桐叶丛间忽隐忽现，直到它们完全消失。她感觉她的心中空洞洞的像被掏去了点什么，而街两边的青铜路灯恰好在此时开始放射出煜煜的光芒来。
她终于从露台上回到屋里来了。而此刻，屋里又恢复了平时的生气，小保姆和女儿都从房里出来，拖椅的拖椅，开电视的开电视，像是夏日午后的一场阵头雨，骤聚骤散，乌云开始退去时，明晃晃的日头又重新照耀大地了。但她的心情与他人的就完全不同，这个差别就像她是个在外边遭雨淋湿淋透了衣衫刚归家之人，而他人则是暴雨时躲在家中，现在雨停了，一个个地又推窗开门出来准备一享这美丽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了。
她感觉，这个世界有点像是冲着她一个人来的味道。
她站在露台的门口久久地环视着这个家：盥洗间的门依然半开着，那块紫斑从乳白色的门框上奋力擦去之后留下了一滩比周围的白色更白色了的不规则图案；毛巾已经拉开拉直拉挺，应该说，已完全合符了她心目中的那种所谓挂毛巾的标准了。此刻，它正静静地垂挂在毛巾架上，从门缝里望进去，能瞥见它的半截侧面。而坐厕的塑垫圈早已掀起，一切都已如她所愿了。她的目光再从盥洗间里退出来，沿着过道的墙壁一路溜滑过去，它们溜滑进了厨房里：水斗的不锈钢台盘上还搁着那只脸盆，一块墨绿色的粗海绵擦巾就搭在盆边上。她问自己，她刚才都做了些什么呀？还有，她到底想证明点什么？想得到点什么？她发觉自己的脑海中一片空白。
湛玉和那份月历牌（2）
小保姆望着她，问：今晚先生不回来吃饭啦？这是她准备晚饭的时候了，她理应问清楚。但听她的口气，她倒仿佛已经肯定就是那么回事了，湛玉的心里不由得又窜冒起一股无名的怒气来。但她压制住了，不好声不好气地“嗯”了声。女儿秀秀作乖些，她问她母亲的时候，音调是低沉的，眼睛也没有直接去望母亲。她仍是朝着电视机的光屏望着，只不过，她已预先将电视机的音量校到了最小。她说，哪，爸今晚上又不回来睡觉了吗？湛玉说，她也不知道——事实上，她真也不知道。
但湛玉的目光仍没停止游动，它们又从厨房里退出来，来到了饭厅里，它们扫到了一幅挂在墙上的月份的挂历牌，便随即垂落了下来。这是一份很普通的月份牌，占据那个墙面位置已经好多年了，总是旧的去了又换上了新的，年年如此。而长久以来，月份牌显示日期的功能似乎更多地让位给了充当一本记事簿的，湛玉将好些日子都用不同的颜色笔圈勾出来，再在它们的隙缝间填进了很多密密匝匝的文字，提醒说自己在哪一天该做什么和不要忘记什么。近来，湛玉老觉得自己的精神有些恍惚，尤其在当她面对这份月历牌和月历牌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时，她的眼前一片模糊。她向着正在看电视的女儿说道，走，秀秀，今晚我们不在家吃饭了，我们吃麦当劳去。
复兴别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
就这样，我们的小小舞蹈家便经过油站，走进了那条弄堂里。
夏日的晌午，弄堂里安静的不见半个人影。别墅是公寓式的花园洋房，有赭红色的尖顶和矮矮的赭红色的园墙，这一排的前花园对着那一排的后花园。
吃麦当劳毫无疑问是最能令秀秀雀跃的一件事了。但她知道母亲其实并不欢喜那些汉堡包和奶昔一类的食品，而且她也不赞成女儿去吃太多那一类的食物。今晚上，母亲之所以会主动提出去那儿的原因首先是为逃避点什么，其次是那家新近才开设到离她家两条横街之外，整日整晚都亮着大圆头“M”字母的麦当劳快餐店是母亲最近经常喜欢提到的一个地方。她说，那儿的前身是一家“牛奶棚”——当然，那是几十年之前的事了。
所谓“牛奶棚”，这是父母亲那一代或更上一代的上海人对一些专卖奶制品店铺的称呼。不要看今日的上海已是一大整块的市区了，而且连黄浦江的对岸也都现代建筑林立，算作了浦东新区。在父母亲的童年时代，或更早一些的外公外婆的年青时代，上海的浦西是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租界区的，租界全由外国人来治理，这是上海岁月里的黄金期。那时候的浦东还完全是个乡下地方，是菜农和鸡农们的天下。每天，天还朦朦的没完全放亮，戴草帽担扁担的农人们便挑着成筐成篓新鲜的菜蔬和黄嘴黄脚的浦东鸡渡江过来“上海”卖。他们将浦西才称作为上海。而他们则必须赶在日头爬上屋顶前又回到他们的浦东乡下去忙碌田间的农活。那时候，他们通常是不让给进入传统上的租界区去的，属于他们售卖的区域因此便多集中在了虹口、闸北一带。母亲说，她的小时候还有这样的记忆片断：初夏时节的清晨，弯弯窄窄的人行道的两侧都停歇满了筐筐篓篓，筐篓的后面站立着高捋起泥裤腿的浦东乡民。他们摘帽充扇，说一口松脆硬朗的浦东乡音。他们自编的篾竹筐里头铺摆着刚摘下来的蔬菜、莲藕、菱角和黄澄澄的诱人的玉米棒子。
然而，牛奶棚里是从来不售卖这些东西的。牛奶棚的老板一般都是外国人，而顾客也多为住在租界里的外国侨民和生活洋派的高等华人一族。有的牛奶棚前铺后场，当堂在后场里挤了奶，制成了新鲜的奶酪制品就提到前铺来卖；有的则将农场办在了虹桥那一带，每天清晨都有专车将牛奶及其制品运送到市区的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