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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成功。
简直正中圣人这种存在的死穴，别说是圣人·朱，就算是圣人·孔，当年不过是多看了几眼美女，学生子路就火了，搞得第一圣人赌咒发誓，如有奸情“天厌之，地厌之”。何况圣人·朱是有前科的，他在官场上做过的事很不受人待见。
著名的南宋文人，《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在《夷坚志》庚卷第十里记载，朱熹在孝宗时期曾任提举浙工常平仓，与早年相识的台州知府唐仲友较劲，一定要扳倒对方，罪名是与歌妓厮混，有辱官体。这位歌妓名叫严蕊，她不愿违心指认，结果被朱熹下狱痛打，再发配痛打，直到岳飞的儿子岳霖提点刑狱时寻察，才揭露出这件事。
严蕊求自便，岳霖令她以一首词为状。这首词是——“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在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岳霖施放了她，并且许她从良。
这首词迅速流传开，圣人·朱迫害同僚，痛打逼供弱女子的恶行也随之风行天下。有这样的前科，哪怕有再多的道学门徒为他辩白，那些丑事也无法彻底撇清。
圣人·朱很痛苦，在郁闷中还得写奏章认罪，哪怕是非常有选择的部分认罪。他清楚地知道必须得这样做，不然赵汝愚的下场就是他不久的将来，韩侂胄是个非常合格的政客，懂得与其废死力消灭一个人的思想，不如消灭一个人的肉体更彻底。
圣人·朱很聪明地怂了，却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他的身体出了状况，几个月之后就生病去世。他的死应该不算什么意外，毕竟年岁很大了，年过７０。可是后果仍然很麻烦，他的众多弟子、同道者、同情们风起云涌前仆后继地……为他办丧事。
以及报仇。
他们认定了是韩国戚害死了朱熹，圣人不能白死，韩侂胄必须为此负责！付出代价还不够，得永远地把这个敌人刻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翻阅《宋史》想找韩国戚的话，在正常的官员列传中是找不到的，得到最后几篇的极特殊人物群落里去仔细搜，才有可能发现。
卷４７４列传第２３３，韩侂胄郁闷地忍在那儿，与万俟禼、丁大全、贾似道为伍，排在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后。在他们的前面，是两宋的各大名太监，再向前很多排，才是伟大、光明、正确的道学家集团。这些韩国戚都不知道，他被眼前的局面搞得怒不可遏也没法遏，想生存下去吗？
只有与道学集团不共戴天。
作为韩琦的后人，韩侂胄不缺乏斗争基因与凶狠基因，为了根除后患，他使出了第三招——伪学党禁。
先把道学定为伪学，道学家都是伪君子。这事儿可以从孝宗时代追溯起，那时的朱熹等人就很让孝宗恼火厌恶，直接导致了朱熹第Ｎ次的归隐。这时上纲上线，把伪学晋升到伪党，由伪党再提升到逆党，道学派全体成为了违禁品。
一声令下，天下遵从。
基层工作从科考抓起，从这一年开考起，试卷只要稍微涉及到义理就成废卷，《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
中层规定但凡是道学门徒一律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历年考进来的各科进士、太学生等要查清楚是不是“伪学之党”，官员推荐、进士结保等环节要在有关文件上特别注明“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等保证；
在高端，事情是最严重的，北宋元丰榜、元佑碑的死灵复苏，韩侂胄列出了伪学逆党名单。其中有宰执４人、待制以上１３人、官员３１人、武臣３人、太学生６人，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与道学无关，之所以榜上有名，都是因为参与了反韩同盟。
这次党禁在南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称对南宋的伤害无与伦比。原话是“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党禁之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照这话，仿佛孝、光两宗朝里的士大夫都很积极向上，没有不作为，更不会整天清谈。是韩侂胄的党禁之后，才败坏了天下风气，谁都不敢干工作，不敢说话了。
奇妙哎，韩国戚是不是秦相公呢？
两宋间只有秦相公才有这么大的威力吧。韩侂胄的所谓党禁除了赵汝愚、朱熹两人的非正常死亡、不是时候死亡之外，一个人都没死，也没见谁进大牢受大刑，为时也不过７年，与北宋元丰、元祐党人动辄几十年不死不休的争斗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并且在后期，韩侂胄表现得非常宽容。据记载，一个叫赵令宪的官员受邀去韩府拜访，仓促间把正在阅读的经过朱熹批注的《论语集注》放入袖中，施礼时这本书落在了地上。赵令宪心惊胆颤以为大祸临头，韩侂胄却只是报以一笑。
或许在韩侂胄的心中，道学之流只是些不值一提的跳梁小丑吧，痛打之后扔到一边，时过境迁不必再理会就是了。
从何说起，他把南宋从根到梢搞到腐烂呢？
回到党禁之后，把所有的敌人都扳倒之后，韩侂胄环顾四周，有了点小迷茫。当初只是因为心中不平，受不了闲气，才与赵汝愚叫板。谁曾想开始之后欲罢不能，一路斗下来前方再没有拦路的了，于是抬眼一望，发现了个现实。
自己居然成了第一权臣！
这个结果让韩国戚有些不适应，毕竟他的官途长跑并没有从开始时就确定了权臣终点站，可是既然达到了，谁会放开手呢？韩侂胄牢牢地攥住了这来之不易的权柄，决心谁也不给。
韩侂胄的权臣之路是两宋间独此一份的特殊存在。他的头衔很多，搞倒赵汝愚之后，他官拜保宁军节度使，终于圆了节钺梦。之后开府仪同三司，封豫国公、少傅，再进封平原郡王，加少傅，再进太傅、太师。至此，他的爵位已无可再升。
韩氏一门也达到了五世建节，这在宋史中绝无仅有。
他的权力超过了蔡京，达到了秦桧的程度。蔡京并不能一手遮天，还有梁师成等人与他分权，内外之间互相依托制约。秦桧总揽天下，连赵构也退避三舍，可论到实质，秦桧是汉奸国贼，有江北的女真人为其撑腰才能达到这地步。
韩侂胄纯粹靠自己，没有外援就做到了。几年之间，“宰执以下，升黜在手”，“朝士悉赴其门”，第一权臣地位无可动摇。
可他本身的实际职位却只是……别被上边那堆吓人的头衔震到，那些都是些荣誉，他的实际职务是衔知閤门事兼枢密院都承旨。知閤门事，我们知道了只是皇家高级服务员，枢密院都承旨，是军方最高机构的办事员，待遇不低，相当于六部的侍郎，可阶别仍然没上去，办事员而已。
这人就以这样的阶别号令天下，导致莫敢不从。
３００年宋史就这么一个妙人。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历代史家用猜的，估计是他觉得这样比他亲任宰执专断朝政要妥帖些，没人说他外戚专权的闲话。
日子一天天地过，韩国戚的美好生活一直飘在云端。在工作上，首相大人会把盖上公章的空白文件交给他，随便怎么写、写什么，连复议都不看；在生活上，他在临安城里走来走去，选好地方盖宅子，发现好地段都有人住了，比如望仙桥那片……他总不能让太皇太后她们搬出去吧。没办法，只好再找。他继续走，结果发现了一座山，叫骆驼岭。
就是这儿了。他在这座山岭上开山伐林，建楼造馆，盖起了一座占地庞大精巧绝伦的豪宅，很长一段时间，入夜之后他都会登山入宅，歌舞达旦。
很美妙是吗？骆驼岭下边是太庙！
太庙周边隔绝人迹，一草一木都不许碰触，其敏感度高于皇宫，神圣度堪比天地，前者靖康之难时什么都可以舍弃，唯独太庙里的祖先牌位一定得搬走。
这可好，韩国戚每天傍晚都在山顶喝酒作乐，居高临下凭栏俯视赵家祖宗，这怎一个嚣张了得？！按说他有十个脑袋也肯定砍了，全家流放，祸延韩琦都在规章制度中。可偏偏啥事也没有。
赵扩知道这事，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喜怒哀乐。
有些人不禁猜测，赵扩是不是城府深沉，打算把韩国戚养肥了再杀？这个不得而知，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让更多的人眼镜落地。
那一次赵扩率群臣去慈福宫朝见太皇太后吴氏，礼毕启驾回宫，刚走到大门外，突然有人传报，韩侂胄驾到。就像有谁命令一样，在场的人一下子集体转身，侍从、大臣们立即折回来排成两排，手持朝笏恭敬等候，仿佛来的是天下至尊。
真正的皇帝被晾在了一边。
如此威势，当然会映射进平时的日常生活里。韩国戚的生活质量横跨时间长河，迅速进入了蔡京、秦桧等超级权臣的行列。仅取一则小记，公元１１９７年，南宋庆元三年的生日宴会上的礼金收项为例。那一次，内至宰执、侍从，外至监司、帅守都争送寿礼，为节约篇幅，临安城外的就不赘述了，只说说城内官员们的。
吏部尚书献上十张红牙果桌，很精致，也很节制，算是自重身份；工部尚书钱象祖是韩国戚的亲信，寿礼唯恐不重，献上的是十副珍珠搭裆，光彩夺目，富丽难言，是北宋时一位长公主出嫁时的妆奁故物；知临安府，也就是杭州市长想讨好，他的寿礼最出人意料。
他没备礼单，只捧着一只小木盒——“穷书生没什么好献，有小果聊佐一觞。”他的开了盒子，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里面是由赤粟金铸成的一座葡萄架，上面果实累累，计有上百颗，全都是上好的东珠！
的确是“小果”啊。
如此生活，更不知人间还有没有更上等的档次。说到享受，他甚至比正版的皇帝还要再舒适些，毕竟他有皇帝的权力，却不必受帝位的约束限制。
日复一日，韩侂胄在幸福的海洋里荡漾，终于撞上了“幸福墙”。这是注定的，因为这个世界里的一切感知都在于对比二字。
幸不幸福、快不快乐，忧伤与否，都要有个参照物才能分辨清楚。韩侂胄亦不能例外，他天天吃着蜂蜜，时间长了，觉得日子很无聊。
这是人之常情。
又想起了那首诗——“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了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丁数十个，有钱没权被人欺。时来运转当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
截止到这里，韩国戚的人生都经历过了，再没什么兴趣。
——“一朝南面作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
这一句才正中要害。
他不是天子胜似天子，这么多年以来唯我独尊，早已养成了睥睨天下的气势，当各种舒适性的享受不再钟意之后，自然要追求刺激。
男人的刺激，更有哪种可以高过征服？
韩侂胄在金楼玉宇间，脂粉腻堆间忽发雄心壮志，决定重新开启北伐，既报国仇又愉悦自己。这个决定传到外界，整个江南一片惊诧。这实在是太突然了，难道帝国的安危，人民的福址都只在某个人的心念一转之间就决定了吗？
在后世也引起了长久的惊诧。因为关于北伐这个念头升起，历史给出的答案并不是韩国戚某天吃饱了撑的，随手拍了一下脑袋的产物，而是某个人的怂恿。这个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都是谜，没有确切的正解。按官方的史书说，是——“……或劝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于是恢复之议兴。”
只是“或劝”，没有具体指出是谁。
宋史的官方、私人资料是非常详细的，基本上每句话都会注明由何人在何时因为何事而说，细致处堪比圣人？孔吃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点点小事都考证得清楚明白。
那么为何灭口级大政的初倡者是谁，却讳莫如深呢？
不是韩侂胄自己，史书说了是“或劝”；不是韩党内部人，不然道学家们绝不会放过他，必将其铭刻于耻辱柱上万年不朽；那么会是谁呢？
呼之欲出，你懂的。
终于再次北伐。时光漫步到公元１２０５年左右，汉民族的群体思维早已有了新的共性，曾经拥有的奋锐之气，如神宗改革、绍兴北伐等一一失败，造成了严重的思维后果。人们再不信努力可以导致成功了，而是总结出越是努力，越是悲惨，一动不如一静，务外不如守中。
惰性、悲观接近定型。
尤其是孝宗时代的雍熙北伐，历时不过几十天就输赢易位，更为上述的理论找到了佐证。这时韩侂胄提出北伐，赞成的人全国海选也没有几个，反对的人倒是不停地跳出来，公开议论，私下漫骂，写信给韩国戚本人挑衅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