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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人王介石，一路追随，像仆人一样帮助苏家生活，连盖房子这样的事都亲力亲为。更有很多各地的学子，向他请教学问，其中以海南人姜公弼的事最著名。
海南岛太偏了，识字的人都少，怎么能论到文章呢，直到宋朝立国近１４０年，仍然没出过一个进士。这实在是没办法，学问是讲究传承的，就算是不世出的大天才苏轼，也得有出色的先生给他启蒙。
姜公弼自学成才，等到需要拔高时，上天赐福，把苏轼贬到了他的家乡。苏轼耐心地指点他，临别时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一首诗——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写完这两句之后，突然收笔不写。姜公弼不解，苏轼说，“候汝登科，当为汝足。”
多年之后，姜公弼终于金榜题名，可惜那时东坡已经离世了。他不远千里，到许州找到衰老的苏辙，苏辙在扇子上为兄长补足全诗。
——生长芸间已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坡翰墨场。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信东坡眼目长。
这首诗见证了海南岛第一位进士的成功之路，由八大家之中苏氏兄弟合力完成，如果存在，是中国文献界里不可多得的珍宝。
以上的事很阳光，让人很佩服很激昂，似乎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内核了。真的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苏轼就只是个精神胜利法的大师，在逆来顺受里让自己不哭出来罢了。
何来伟大呢？
苏轼从来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怀念着北方，坚信着自己一定会回去。在昌化三年之后，某一天苏轼若有所感，对苏过说。
——“吾誓不做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原气象。”
为此，他洗砚焚香，向天祷告，书写自己平生最得意的八篇赋，如果一字不错，即有北还之望。那一天６４岁的苏轼凝神专注，挥毫泼墨，八篇名赋一一写就，居然一字不错。
苏轼大喜，吾归无疑矣。
归去来兮，哪怕再晚，也要等到那一天。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是真的。这八篇赋后来被一个妙人收藏了，这人是宋朝有史以来把太监这个特殊职业做得最成功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然对外宣称自己是苏轼的私生子，而且是遗腹类的……
苏轼在宋元符三年（公元１１００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结束了长达７年的文化苦旅，前方等着他的，终于是一片坦途，一片久违的阳光了。
可惜，上天只留给了他短短一个月的时光来回味这一切。苏轼一路向北，沿途游故地会旧友，把一生中所有的恩怨姻缘都一一了断，甚至和章惇都通过信，表示并不太介意和子厚一生的交集。
他死在七月十八日的夜晚。
对于苏轼，我们忘了他的官场经历吧，要留意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北宋之后，中华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
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他的每一点心灵波动，都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瑰宝。
苏轼之才，竟然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的明艳雍容。这一点，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拙。
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气。
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宁静地绽放。
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宋朝命运、宋朝文化的缩影。
善待范纯仁、苏轼之后，赵佶举动更加圣明，散布天下的旧党党徒们山呼万岁，真是宋朝自仁宗以来仅见的明君啊。
他为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梁焘等被钉上耻辱桩上的旧党元首们恢复名誉，赏还恩荫，把之前哲宗、章惇做出的决定都否了，让他们重新变成圣人。
之后赵佶颁布诏书，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精神。他说，自今以后，国家对军国大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祐的区别，更无所谓新旧两党。做事时，只看是否可行，是否妥善；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
一句话，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要安静，努力地工作，把国家建设起来。为此，改新年号，为“建中靖国”。多么好的口号，很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终于不搞政治运动了！
看到了这些，向太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终于死了。
截止到这里，这段历史被历代史书高调传唱，尤其是南宋阶段，为了突出这时的成绩，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小元祐”。
真是非常的贴切，无论在哪一点上都像极了。比如说形象工程极其完美，成功地塑造了赵佶的光辉形象，更连带着把范纯仁、苏轼等名人的声望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些事和高滔滔执政时期更是一模一样。
只有名声，对国计民生半点好处都没有。
这就是小元祐了吗？熟知历史的朋友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对，非常正确，旧党执政怎么会少得了丑闻呢？怎么能不做几件亲者痛仇者快的猪头事件呢？
在这短短的多半年时间里，赵佶像高滔滔领导下的旧党人毁掉宋神宗的政绩一样，把本是哲宗的荣誉给抹杀了。在宋朝的国都内再一次上演了一出丑陋的闹剧。
为国杀敌，立威异域的英雄成了罪犯，抓回来的敌人居然高官厚禄耀武扬威地供着！
事情发生在宋朝的熙河路，也就是从前吐蕃的河湟部。那片广阔的大地最初由神宗年间的名将王韶率军收复，本来已经打得吐蕃人服服帖帖了，可是在哲宗朝的初期宋朝自己人偏要多事。
高滔滔、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崽卖爷田不心疼，把西边四寨无条件还给了西夏人，对更远的熙河路更是不屑一顿。一片看都看不到的蛮荒之地有什么大不了的？
为了友邦的笑脸，也还回去……
尽管司马光被明白人吼过后，不敢再零价钱卖国，可是对熙河路的支援一天不如一天，极需的兵力、给养、军饷等必要一直短缺，能不给就不给。
熙河军的实力严重下降了，元祐时期只能在异域自保。到了哲宗亲政，宋朝的军事重心移到了西北，要和西夏掐个明白，一系列战争中，尤其是章楶领导的平夏城等战役，熙河军一直是主力。
回国作战了，熙河路的状况可想而知，唃厮罗的子孙们死灰复燃，以新任吐蕃王溪巴温为首，重占青唐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熙河路短时间内几乎全境沦陷。
哲宗大怒，刚好当时平夏城之战大胜，宋军腾出了手，那还等什么，在他重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下令，由王韶之子王厚、西军大将王瞻率领，西军出境作战，再平河湟吐蕃。
至于理由，哲宗还是很有幽默感的。他说，出于我对吐蕃人的爱护，他们的新任首领溪巴温太嫩了，我派人去安抚他一下。
安抚得很成功，一个多月之后，西军攻进青唐城，河湟吐蕃部的所有大小首领除了溪巴温本人跑了之外，溪巴温的儿子陇拶、瞎征、嫁到吐蕃的契丹公主、夏国公主、回鹘公主等都被生擒，由西军押解横越千里戈壁，进入开封城。
空前大捷，这是继平夏城、天都山大胜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胜利。如果神宗活着，如果哲宗没病，不知下一步宋朝还会达到怎样的高度。
可惜的是，这班俘虏到达京城时，哲宗已经病入膏肓，彻底不能执政了。他们被关押着，直到赵佶登基。吐蕃人自己都没法相信，命运居然可以这样改变。
赵佶给他们集体封官，允许他们自由回国。并且许诺不用再担心了，攻打你们的王厚、王瞻等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尤其是凶残成性的王瞻，被贬为右千牛将军，回国内反省了。
就这样宋朝获得了河湟吐蕃部的“友谊”。
骗鬼去吧，从前王韶把他们打得更狠，哲宗时他们仍然反叛，现在只是一些小恩惠，居然觉得一劳永逸了？更何况，这种“友谊”是挥刀自残，废了自己的功臣，像谄媚一样讨好对方来得到的？！
答对了，在旧党人的心里，在向太后的心里，这些就是很正常的，都是沿着司马相公走过的光明大路一脉相承的。谁敢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小心奸邪的帽子立即扣下来压死你。
当然，本着树立英武模糊污点的一贯方针，河湟事件、王厚王瞻的处理决定，都被选择性地隐藏了，一切以和平稳定为主。在大力宣传中只有大汉天子的恢弘之气、吐蕃人民的友好之情，至于二王怎样，熙河路怎样，都被彻底忽略，一般史书里根本见不着。
这种好日子很短，旧党的命太苦了，好容易盼到了一位崭新的强力太后出现，却没能像高滔滔那样坚挺，不过多半年之后，向太后居然病死了。
她死了，政治风标立即飘摇不定。十几年了，宋朝的政局一直在变。神宗死了，变一次，高滔滔死了，变一次，哲宗上台，变一次，哲宗死了，变一次，前后４次了，顶级官场里还剩下的这些人，早就都成了变形金钢。
根据形势需要，谁都有Ｎ多种形态任意转换。这一次想变的人是曾布。他的一生很异样，按属性，他是新党。可做起事来，总会让旧党们打心眼里喜欢。
王安石当政时，他第一个拆台，从内部瓦解新党；章惇当政时，他简直是旧党利益的代言人，明里反对，暗地里下绊子，各种招数用出来，让扒皮章相当的郁闷。
这时轮到他郁闷了，国家的首相是名臣韩琦的二公子韩忠彦，他只是几位次相中的一个，没有任何特权，甚至还得加倍的小心谨慎，时刻老实，才能保住职位。
其实就连这个职位，也是他在哲宗死时倒向旧党，帮着向太后压制章惇，拥立赵佶才得来的。现在向太后死了，他没必要再装孙子，首先第一步，就是搞倒韩忠彦，抢到首相位置。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留神大宋官场的一条铁律——扳倒首相的人永远别想当上首相，哪怕多年以后当上了，也是因为别的事情。
曾布很老了，他等不起。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借刀杀人。他要扶植起一个人，用这个人去搞倒韩忠彦。那么这个人就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１，必须有一定的身份，不然进不了顶级官场，没法对抗首相；
２，这个人必须是新党，旧党人他指挥不了；
３，这个人的根基要比他差，哪怕知道自己被当枪使了，也没法拒绝，更没法报复；
４，这个人此时此刻必须处于官场低潮，这样他给这个人机会时，这人才能不得不抓；
５，这人的性情要好，要能挑起来事，制造争端。可在关键时刻，还能听话，不让矛盾扩大，影响他本人的闪亮登场；
纵观宋朝官场，符合以上５点的人真的不太多，可以说是太少了。他想了又想，终于惊喜，上苍还是爱他的，千难万选，居然还真的给他留了一个这样的人。
这人听话，曾经对所有上级都零拒绝服务；这人能斗，亲手炮制过同文馆冤案，把旧党人连同高滔滔都抛上风口浪尖；这人有节制，以才情论，是宋朝官场里第一流的风雅人士，某些方面连首席文豪苏轼都不相伯仲；这人也很倒霉，一直努力工作几十年，这时被章惇连累，被贬到了南方，在杭州城里当闲散官。
就是他了，种种条件都符合，可谓天作之合。说干就干，他悄悄地派人去联络，给这个人先通通气，一方面在开封城里给他做铺垫，官场上、新皇帝，各方各面都要打点到。
帮他就是帮自己，曾布做得很来劲。
他不知道的是，他根本就没看清楚这个人的本质。他失算了，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世上没人能看清这个人真正的底蕴。这是个妖孽，是近２０年以来宋朝政局不断反复，从最初为信念、荣耀而战，到后来为党派为恩怨而斗，一系列的血腥龌龊中孕育出来的集大成者。
在这个人的身上，再没有原则，曾经的荣耀、追求、信念都被一次次的政治风暴吹走了，他目睹了良臣如王安石被罢免；圣贤如司马光身败名裂，险些连坟墓都保不住；文豪如苏轼颠沛终生；长者如范纯仁衰败老盲；党魁如刘挚、梁焘、刘安世流放至死；强臣如章子厚也翻身落马。
等等等等，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连安全都谈不上，还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