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这时还折腾什么？
尤其是当时由中立派的王珪、改革派的蔡确当宰相，怎么会给未来的继任皇帝安排反对派师傅？成心拆自己的台？
这个谣言虽然拙劣可笑，但也是实在迫不得已，不这样做，她是请不出那几位传说中的君子的。以司马光为例，他隐居洛阳１５年，看似完全退出了官场，可是地位更加超级，比１５年前不知高出了多少。他和洛阳城里的老一辈君子大臣们的生活，早就成了一个传说。
在普遍的印象里，司马光这些年的日子很苦。比如他写书累得筋疲力尽全身是病，但仍然坚持，为了效率，他做了个醒枕。那是段圆木头，枕着非常不舒服，作用就是阻止他长时间睡眠，只要稍微动弹，木头就会移动，把他惊醒。
而富弼、文彦博、王拱辰等老派大臣都是被王安石逼出京城的，在洛阳应该是一副凄凄惨惨的失意集中营景象。错了，正好相反，西京洛阳城里，是一段广为传唱，让历代文人学者流口水的神仙生活。
首先，是物资基础。
这些大佬们每个人都腰缠万贯，手眼通天，要什么样的材料没有，要什么样的地段没有，住的地方怎么能马虎呢？不要说他们自己的房子，易学家邵雍著名的安乐窝都只是他们一时兴起盖起来的。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的宅院。
西京洛阳城，官员宅第无数，光以宰相为论，就有５座。文相、富相、王相、二张相。文指文彦博，富就是富弼。
富弼的宅园一度是洛阳城中最奢华的，他不像一般的名园以前代隋唐名公的旧宅翻新，而是彻底新建，园中山水厅台湖榭楼台，每一处都体现着他数十年修身为官的品味。
富宅不轻易待客，史书中留下的珍贵资料是易学名家邵雍来访，才偶然得以一游。从富郑公的起居室出来，先穿过探春亭，上一座小山，山上有四景堂可俯览全园。下山后过河，经南渡过通津桥，桥上有方流亭。亭上远望，对面一片苍翠竹林，中间掩映着一座高堂，名叫紫筠堂。
紫筠堂向右是一片花海，名色名卉齐聚在百余步间，之后经荫樾亭、赏幽台，到重波轩。向北别有洞天，是富宅的一大特色。
北园从土筠洞转入，迎面一片竹林，里面的景物不再是砖瓦，而是全由竹子搭建。竹轩之下水声潺潺，竹石流水，幽人往来，里面共有四洞五亭。
出竹林向南是一处梅台，松、竹、梅岁寒三友，竹、梅之美兼得。再向南是天光台，此台高于竹林，遮住满院翠绿，外界只能看见山坡的绿草。
转向东，是卧云堂，此堂与起居处外的四景堂南北对望，堂外有水流环绕，水尽处又是一座小山，把富园隐藏在都市喧闹之中。
如此厅台，邵雍大为倾倒，他走遍西京名园，认定这座为洛阳之冠。他说的没错，富弼的宅第的确排名第一，这是因为王拱辰的那座一直没盖好。
状元宰执王拱辰一生好运，年仅１９岁高中魁首，２９岁成为三司使，成为大宋计相，连名字都是仁宗亲赐的。这样的显赫让他心灵极度膨胀，决定享受完美无缺的人生。
他从２７岁在洛阳兴建自己的宅院，工程之大，台榭之美，达到了让人满身冷汗的程度。以北宋最繁荣阶段的顶级公务员工费，加上京城里各种各样官商勾结的庞大灰色收入，这座宅院直到王拱辰７４岁死亡时居然还没建好。
一共历时４８年……这是什么程度的奢侈。到他死后，他的子孙们不仅无力继续兴建，连倒塌老坏的房屋都没钱维修。
王园里最著名的是盖好的一座中堂，名叫朝天阁。这座楼高达三层，雄丽巍峨，让当时的洛阳城叫它“巢居”，意思是它是树顶的建筑，高到了云彩里。与之相对应的是司马光的地洞，他不爱盖高楼，宁可躲进地底下，安静地写书。
司马光的宅院是洛阳城顶级官员中最小的，他选的地是偏僻低矮的地方，大小不超过５亩，连苏轼四川老家的宅子都比它大，房屋的风格远看像是一座农家院。
院中有座小山，山上建有“采药圃”。山下有小河，盖了座“钓鱼庵”。其它的只是些竹篱茅舍，院中最值钱的是他近５０００卷的藏书。
他把此院叫做“独乐院”，意思就是明确地告诉外界，他不与众人同乐，专心读书写史，院外的所有事都与他无关。至于那个地洞，因为他是西北人，窑洞冬暖夏凉，住起来是非常舒服实用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量司马光这个人，他是与众不同的，有太多的疑团让人看不清。其中之一就是他１５年的洛阳生活。为什么他要这样清苦，连住所都这样简陋？
说没钱是不对的，他写《资治通鉴》是官方投资，宋神宗给了他一笔超级庞大的专项资金，每年还有特别赏赐。那么是他一直简朴，受苦受罪习惯了吗？也不见得。
从他一生的事迹来看，他言行不一，不存在高深隆重的道德。要解释他在洛阳城中的生活表象，只有一个原因，这也是他与富弼、王拱辰等人截然不同的地方。
富、王等人是彻底的养老，在政治上、在恩怨上都抛开了。司马光的心里却有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一边写着书，一边关注着天下局势，王安石、宋神宗每做一件事都落在他的眼里，很快全世界都会知道，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唯有清苦、唯有严刻，才能让自己保持住足够的状态，去等。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可是前途却遥遥无期。王安石会倒台吗？７年之后他等到了；宋神宗会改变政策吗？８年以来始终不变。
他很老了，神宗却那么年青，希望在哪里……连《资治通鉴》都写完了，天下仍然是改革派的天下！
怎么办，继续等。司马光坚信，他在１５年之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不仅会让他成名，更会让他达到王安石、宋神宗所必须仰视的巅峰。
他做到了。在中国这个礼仪诗书至上的国度里，一位超级学者的魅力是无限的。人们在潜意识里相信，一个人有多大的才，就会相应的有多大的德。
一部空前绝后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确立了司马光光芒万丈的形象，有这本书在，他万古不朽。同时在当时也让全天下注目。
他的声望高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第一，在个人声誉上，全天下人不再叫他的名，或称他的字，而是统称为“司马相公”。
相公，泛指一切曾经在东西两府任职的宰执人员。比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这样的人，才可以领受。查司马光的履历，他在归隐洛阳之前，只是被提名去做枢密使，可惜没上任就被改革派搅黄了。也就是说他根本没资格，但老百姓认可了；
第二，他占住了地利。
西京洛阳是块宝地，在历史上仅次于汉、隋、唐三代都城长安。自古以来公卿缙绅聚居在这里，其富裕程度，对周边的影响，并不比开封差太多。司马光在这里是太阳，所有人都围着他转。每当他写书写累了，就坐着车离开家门，去找朋友。
他的朋友是富弼、文彦博、邵雍、程颐、程颢、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凡、张问、张焘、刘恕、范祖禹等人。看看这些人的身份吧，不是顶级高管，就是一方大儒，这些人聚在一起，随便写写诗唱唱歌，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每当这时，洛阳城中都万人空巷，簇拥着司马光的马车，去看传说中的各位名士。
这样的盛会，在北宋史上非常有名，叫做“耆英会”。
年复一年，作品出来了，声望隆重了，王安石罢相了，宋神宗病死了……司马光如日中天！
他是宋朝还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无论谁当皇上，都没法莫视他。而他也积极地寻求机会参与国家大事。在元丰初年，吴充当宰相时，他跳出来想参与。眼看风头不对，立即又潜回去了。
８年之后宋神宗去世，他一个外地的闲散半退休大臣，本来没资格参与丧事，甚至国家也没有邀请他出席，他想了想，决定挤进去。
注意，这是违规的。比如王安石，这是真正的前宰执，与宋神宗一生利害无法分割的大臣，不被邀请，也不能随便进京。可司马光就来了。
他的马车刚到城门边上，就被卫士们发觉了，顿时全城轰动。老百姓都拥了出来，围观、欢呼、赞美、挽留，他就是当时最炫烂最璀璨的明星。可是该明星被吓坏了，面对都城的空前人气，司马光二话不说，调转马头就跑，直接跑回老家洛阳。
什么神宗不神宗的，爱死不死，我的名誉这样大，已经高过警戒线了，必须躲过这风头！可是身为巨星有时是很无奈的，他前脚刚到老家，还没在独乐园里喘匀了气，开封城的追兵就到了。
北宋第一贵妇，高太后的私人代表，内宫供奉官梁惟简梁大太监架到。先是向司马光致谦，官方考虑不周，准备不足，吓着您这位国宝了，特此慰问。接着代表太后，代表新皇帝向司马光请教治国之道，您看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呢？
机会，盼了整整１５年的机会终于还是来了！司马光有太多的话要说，经过缜密思考，他拟定了一系列的行动步骤。由点及面，最开始的一步是把现有的朝臣，以往的政治完全打倒。
历时１５年之后，司马光的第一篇奏章这样开始——“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
这样一篇全盘否定熙丰时代，否定亲生儿子一生事业的奏章传进了深宫，高太后一见大喜。好，非常的好，和哀家想到了一块，司马光真是个人才，立即召他回京！
司马光和吕公著一起回的开封，起步的官职就是门下侍郎。任命刚刚下达，他的第二篇奏章也发表了。著名的《请更张新法》。
从名字上就点出，从此割掉熙丰新法的草。这篇文章很出色，真实地反应了司马光的心声，他开篇就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之后长篇累犊向各条新法排头砍去，把它们比做社会毒瘤，一定要尽快铲除。
这篇奏章是面旗帜，高太后读得神清气爽，看到了恢复旧法的曙光。多年来被压制在地方上只能喃喃咒骂的反对派们更是眼前一亮，觉得终于看到了反攻倒算的希望。可是现实是无奈的，不管司马光有怎样的抱负，高太后有多大的权柄，神宗留下的领导班子还在，蔡确、韩缜、章惇乃至于中层的干部人员都是新法集团的，这些人站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着上蹿下跳的司马光，只觉得很好玩。
大家上眼看哈，看一眼少一眼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司马光。１５年前被王荆公、吕惠卿等前辈赶到洛阳码字的老古董，不知还能活多久，又跳出来咬人了。
针对这种现象，老谋深算的司马光没生气，他的表情变得更加神圣，提出了一个大公无私的建议。太后，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请下令大开言路，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吧。
高太后心领神会，好，这样才公平。
这条命令一下，全国各地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了开封城，司马光得逞了，全是赞同他结束新法的。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熙丰新法只是１５年间的事，之前传统的士大夫阶层积累了多少时代的底蕴，基本上能在朝廷里当官、说法、写奏章的人，都在他们的范围之内。
借助这种舆论，司马光趁势把变法前被赶出京城的同党都召回了开封，把他们一个个安插进了重要部门。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成为台谏，把持言官口舌；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进入六部，随时候补中枢；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元老为国家咨询政务，像元老院一样地位超然。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司马光就准备就绪，要对新法开刀了。
上面的举动新法集团都看在了眼里，他们终于意识到，危险到了。这人能成为新法教主王安石的终生大敌，是相当地不好对付的。
紧张之余，他们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既然在权力上没法对抗，那么就从礼教上寻求力量。正好反对派们时刻都标榜自己是君子，那么孔夫子的戒律是不是要遵守呢？
——“父死，子三年不改其道，可谓孝也。”
这是最起码的对亡父的尊重。现在登基的是哲宗小同学，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立即就改变神宗的政治纲领吧。而三年，这对政治来说是相当漫长的时光，足以让很多变数发生。
这个说法正中要害，刚刚还张牙舞爪的反对派们都沉默了，天大地大孔夫子最大，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谁敢反对？而“孝”字是儒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