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不幸降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过去，这样你才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才会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好心情。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
苏轼是什么人呢？先不说，我会在宋史里一点点用真实事例来分析给大家看。看他说的道理，和于丹总结出的道理。
既然“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是不足道的勇敢，那么下面所说的“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就是大勇了。
于丹举了韩信受过的胯下之辱。
说来这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毒瘤。韩信复活了都会痛哭流啼。他生前有那么多的牛Ｂ事大家都不提，非得用这件超丢脸的事来当他的人生标签。
“他们能够忍受像韩信那样的胯下之辱，而成就辅佐刘邦决胜千里、扫平天下那样的大业。他不会像平常人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
这说的都是哪儿跟哪儿，韩信的胯下之辱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单兵做战能力太差，如果够强，直接杀了那个无赖小子，又有什么坏处呢？
他以后就成就不了大业了？！
开玩笑。
至于苏轼所说的“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更是放屁的话。我的看法是，不管是匹夫，还是一个国家，必须得做到见辱即拔剑。这样才能保住起码的国格、人格不堕。
至于为什么，看大家感不感兴趣，看大家同不同意。同意了，我就没必要多费笔墨，不同意，说出来为什么，我再接下去不迟~~~~~~~
王安石来时是一块许愿石，满足了宋神宗所有的愿望；王安石走时变成了一块肥皂，经过反复搓洗，他自身变小了，混合着众多的污垢泥沙俱下。
留给神宗皇帝的，是一个相对干净健康的宋朝。
面对这样的局面，宋神宗显露了一个非常高超的心智。他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出什么才是纯粹的中国人。证据是两个概念。
第一，请问职场中，最有想法的是谁？很有趣，不是一把手，通常是二当家。他们隐身在一人之下，外面广阔精彩天空，都隔在一张窗户纸的后面，与他们无缘。这个过程越长，他们的想法就会越多。
觉得老大太笨，自己被埋没。
于是乎只要机会到来，他们都会疯狂地表现自己。不管是多年压抑一朝释放，还是才华暴发不可遏制，其行为都是井喷效应。
可宋神宗不是这样，他的行为非常符合中国最传统、最高深的审美观点。即第二条，花未全开月未圆。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
花全开之后就是枯萎，月满圆之后就是损蚀。只有将开未开，将满未圆之时，才是最美丽最长久最值得回味的时刻。
这七个字是清朝末年挽回满清命运的汉臣曾国藩一生的信条，同时也是从远古就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心底里的准则，直到２１世纪的现代仍然根深蒂固。
比如中庸思想。
不要左倾冒险，也不要右倾极端，力不可以出尖，思不可以不成圆。之后世界才是和谐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参照这一要点，宋神宗做得极其出色，他在王安石的背后当了近８年的二当家，突然面临一片巨大的天空，想到不是张扬自己，而是平衡。
在他看来，王安石之前做得太猛太狠了，８年过去，纵观全局宋朝需要微调一下。怎么实施呢，当务之急是找个新宰相。
以中国之大，俊杰浩如烟海，无法胜数，可千万人之中，唯有这一个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前首相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吴充。
吴充是个老资格官员，标准的宋朝高官，同时也是职场中的另类。在生活里，总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学问很高，人品很好，向任何人微笑，但没人能走近他三尺之内。在他们身上，冷淡和礼貌融为一体，在一大群人之中，显示出绵里藏针的个性。
吴充就是这样，他面对司马光时表示尊敬，可不趋附；面对王安石时，敢于表现自己的想法，公开阐述新法的不便。这样的一个人，天生地造在这时上台，给宋朝各部位矛盾轻轻地淋下点清水。
以吴充为主搭配的领导班子，都在为这个思想而服务，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上了首相的吴充突然间摇身一变。以前的谦谦君子，那轮未满的圆月、未开的鲜花变得尖锐了起来。
他向神宗建议，把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反对派从外地招回来，连同当年与王安石势不两立的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也一起回京，大家一起商讨国事，力图振作。
……振作你个头啊，这些人扎堆回京，结果只会有一个。废掉新法，走回头路。
神宗很失望，吴充怎么会这样呢？之前几十年的修养都是假的？也是做过枢密使的人了，怎么算也有工作经验的人，怎么会突然失常。
其实不需要奇怪，这就是一把手效应。谁当上首相，谁就会原形毕露，性格里一直以修养、矜持、道德来约束的本真东西，都会自发地跳出来，彻底还原自己。
而世界很奇妙，它有自己的周期变化，除非您是能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乾坤人物，不然，不必皇帝来打压你，逆流者自己就会撞中礁石。
吴充撞中的那一块，名叫蔡确。
蔡确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王安石上元夜骑马进皇宫事件里，他义正严辞地教训了王首相，连带着把皇帝也顶得够呛。而顶人，是官场中、人生中非常高难的技术，大家可以向身边看一眼，不管顶的技术高低，只要敢顶人的，都受人尊敬。
最起码没人敢轻易招惹。
蔡确是北宋神宗年间的顶人高手，顶王首相让他得到好印象，顶吴首相他得到了光辉的前程。他这样说：“汉朝时的前两位宰相萧何、曾参是冤家，曾参接班时却不改动萧何的成法。现在新法是陛下亲自建立，由上一任首相王安石协助完成，下一任首相吴充就要以私仇败坏，这是什么品德？何况来回变动，让下面的老百姓怎么适应？”
一句话，吴充你的人品有问题！
吴充下课，接任的是王珪。王珪是神宗朝里的一大活宝，这人号称“三旨宰相”，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一位非常难得的贴身秘书，至于首相的权威、责任、义务，他全都扔到了一边。
其余的官儿跟他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些废物。想介绍他们都不知从哪儿下手。为什么会这样呢？
到南宋时圣人朱熹出世后有句话是经典的答案。那时朱熹的弟子问，王安石为何没能第三次拜相，继续改革，反而让一群乌合之众立于朝廷？
朱熹一笑，这位圣人有个爱好，他身在南宋，资料不多，可把北宋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个大臣都尽情品评了一遍，其中就有这时满朝皆废物的答案。
他说，神宗已经尽得荆公技俩，何必再用？熙宁十年之后，事无大小，都由自做，所谓的大臣，只是用一群庸人留在身边，随时指使而已。
一语道破天机，这才是王安石走后宋朝政治格局的真相。同时也是中国历史里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除开国皇帝和第一首宰相之外，任何一位强势皇帝身边，都没法同时生存一位铁血宰相。
就连王安石也不例外，一旦宋神宗羽毛丰满，他就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一点，是宋朝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最大区别，它主导了整个北宋的命运。
神宗当家作主之后，事情容易了很多。王安石在金陵开始隐居岁月，司马光在洛阳闭门……哦，不，是半埋在地底下著书。新旧两派的党羽连同他们的党魁一起集体休息，剩下的人都成了尽心尽职的办事员，在王安石创建的各种新法里面老实工作。
只是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神宗左看右看，总是觉得他们不顺眼。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站在高处往下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秩序井然功能齐全，可是无数的办公职员闹哄哄的蹿来转去，在各个办公室乱走，根本分不出谁是哪部分的，应该干什么活儿。如果谁有心情抓住其中一个人问，你是哪儿的？
俺是兵部的。
好，你在干什么？
俺在调配澶州的大白菜进京……这就是北宋一直以来的办公方式。你是兵部的人，可管不了兵部的事，兵部只是他领薪水的衙门。其余的状况以此类推，就连宰相、枢密等顶级高官的职能也被层层分割，别说办点实事，就连提高些效率都做不到。
想改？那就要小心晚上做噩梦了，上至赵匡胤、下至赵光义，连同真宗、仁宗、英宗都会集体莅临，给乖乖重孙子神宗上教育课。
这是宋朝制约臣子，保住江山的重要手段。内部垫床架屋把职能名份搞混，外部强干弱枝把兵权收回，只要这两点在，神州大地就会永远姓赵。
历史证明，这一点绝对正确。唯一的例外就是危机从外边来了……现在神宗要做的事，就是把祖宗家法拆散了，把这一整套内外结合自我阉割、毁灭民族血性力量的操蛋办法重组，让行政机构重新焕发活力。说来汉民族在古代之所以能屹立在世界之巅，凭借的是什么？不是财富，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就决定了他们永远不可能是最有钱的人。哪怕是宋朝，也只是些浮财，一但战争、水旱灾发生，财富链条立即崩断；同时也不是战斗力，从总体分析，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战斗总胜负居于劣势。
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屹立不倒，成为５０００年里唯一本源传承下来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人最强大的武器是行政机构。它的健全和有效运行，才能让中国一直以大国的身份存在。
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或许就是极其飘渺，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
这两点好不好呢？说实话，还真是不好说。放眼全世界各个种族，现有的三大种类生存环境——大陆、海洋、岛屿，挨个比较，中国的这两个特色很让人郁闷。
海洋国家极力向外部开放，勇于冒险，哪怕起步很晚土地贫瘠，这种精神注定了给他们带来发展和财富。并且他们的心灵很单纯，就是奔着钱、利益去，没什么善恶了、道德了、天理了之类的自我约束。例子是欧洲大陆最早发达的几个国家，如西班牙、荷兰；
岛屿国家更生猛些，它们是三种环境里最恶劣的，可纵观世界，它们带来的破坏是最大的。例子是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面积超级小，自然资源少到可怜。比如日本，全境除了温泉之外，只有些劣质的铁和煤。按说这样已经很衰了，可惜还没衰到家。
日本列岛上还有火山……动不动就墙倒屋塌财富归零，为了省事，他们的房子基本上都用最简单的木料搭建，非常方便烧了盖，盖了再烧。
就是在这样绝望的环境里，蹿出来一个可恶、可厌但也可怕的种族，日本人为了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走抢劫路线，以抢劫各国资源求发展。二战之后被打残了，开始走经济路线，全面发展加工业和贸易，就算没有资源，也一样会把各国的钱搂到身边来。
回头看中国。
我们的特色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从小学课本就一直在宣扬的骄傲点，可惜危机也伏在这８个字上。地方太大，人口太多，直接后果就是一盘散沙，窝里反。托秦始皇赢政大哥的福，中国在别的种族还在树上睡觉时就有了统一的中央集权。
有了这个，才变成了人多力量大。其间哪怕经历了多少次朝代变更、外族入侵，统一的格局都没有变，家国认知感一直牢牢地存在。
这是托了“极其飘渺，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福，可恨的是，这玩意儿也有副作用。
根深蒂固的家园、祖先、血脉等观念被无限级放大，产生出了“父母在不远游”的行为指南，让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最年青最冲动最有发展的年龄，被牢牢地摁在了四合院里。
敬祖情结在乡村衍生出各种各样离奇古怪、臭不可闻的规矩；在朝廷里变成了“利不百，不变法”、“祖宗成法不可改”等圣经。
这些条条框框是中国人给自己下的诅咒，活在里边渐渐地适应了，对外界的东西不仅失去了兴趣，还统统地嗤之以鼻，在１００多年前还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种族……说了这么半天，只是要正视自身，发现问题。
好了，回到宋神宗时期，以行政机构本身就有缺陷的特性，加上赵匡胤等人故意加上去的毛病，大家应该明白精减部门重新规划的必要性了。宋神宗想来想去，他创建了一个有宋朝特性的唐朝官职社会。
他拿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唐六典》。里边写的是唐朝的官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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