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赵光义是怎么死的。我们现在知道他是箭伤复发，医治无效。可在宋神宗以前，这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是官场里的禁忌，就算知道了也不能说。
宋神宗第一次当众证实，他的曾祖父死于辽国人的箭伤，当时他悲愤落泪，有仇不能报，反而称兄道弟，这是多大的耻辱！
现在兄弟也当不成，竟然是孙子……而这些满口仁义道德，动辄念着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等口号的大臣们居然对此无动于衷。
尴尬中当时的第一君子站出来了，伟大英明的司马光。他代表众多的仁人志士对宋神宗说，名份只是小事，重要的是平安。和辽国都是亲戚了，亲戚间叫几声奶奶是应该的。
……名份是小事，真想请他翻阅他自己写的《资治通鉴》的开篇总章。
如此这般，都已经是往事了。宋神宗投入到振兴国家、威服四夷的事业中去，对这些意气之争渐渐地不大上心，可并不代表他不再把辽国当回事。相反，辽国始终是北宋君臣心里最大的噩梦。这个噩梦之深，并不因为近５０年以来宋、辽的平静，以及党项人的崛起，李元昊对四邻拳打脚踢，宋辽两国同时鼻青脸肿而改变。
这也怪不了宋朝人，这是中国从古至今，到现在还没治好的顽症。
中国有个习惯，只要你曾经达到达什么高度，就会永远是什么高度。明星永远是明星，从没有过气这一说。作家永远是作家，不管你有多少年没出过新书。具体到战场上，只要被打败过一次，就有８０％的可能成为终生苦手，比如足球上的恐韩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我绝不会像传统论调那样说“各种因素”、“因人而异”等等腐词滥调，凡事必须叫真，必须得有答案，这才对得起自己的努力和读者的时间，就好比现在写的王安石变法，一定要找到谁对谁错。
只要有一个具体的参照物，如对国家有利这一点上，就一定有答案！
回头说恐*症，我认为之所以会形成，在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敬祖情节、惯行思维这两点致命伤上。敬祖情节让我们始终有着牢固的家庭观念、价值观念，这没什么不好。
可是只能止步于私德。上升到办公做事上，就实在要命了。它让我们怀疑自己，总是觉得前人、祖先比自己强太多。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历史里，万事开头都是要以古人当如何说起。
具体到宋朝恐辽情节上，神宗有过一段遭遇。他的雄心壮志曾被人嘲笑——以太祖神威，终生不能攻下太原；以太宗之能，尚有燕云之败。你小小年纪怎能口出大言，要威服契丹？
具体到全民族的心态上，表现在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在中国仍然要讨论“古不如今”，还是“今不如古”这样的白痴问题。
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吗？不需要讨论吗？其实只要看讨论的结果就有答案。即便得出了“今不如古”的所谓正解，难道还能时光倒流，回到从前吗？
大到时代，小到个人，都是没法复制的。历史的车轮无法后退，能做的只能是着眼现在，眼前的一瞬间才最重要。敬祖情节必须见鬼去，中国人的心灵才能轻松点。
而惯性思维，是比敬祖情节更可怕的东西。
打败过一次，就会留下阴影。听着很泄气，可历史上是真实。比如北宋史上的燕云大败、雍熙北伐大败、君子馆全军覆没等败迹出现后，宋人的心理一下子就全完了。由柴荣、赵匡胤以不败战绩培养起来的民心士气突然间说不见就不见了。
哪儿去了呢？
为什么同样是战争，同样是失利，看外国、异族人的战争史，有很多打了１００多年、２００多年，只要不胜利、没达到愿望就一直战斗下去，直至家园恢复，荣耀回归。这里边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堂堂中华上国，号称最讲气节的民族，为什么总是艰难奋起，却迅速萎缩呢？
我无法不想到我们每一个国人的成长历史。回忆一下，当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在成长的岁月里都被灌输谦虚谨慎为美德，进而达到“温、良、恭、俭、让”的完美社交品德时，会是个怎样的局面。
这局面就是直到２０世纪末几年时，中国的一少部分父亲，才会对儿子说：“儿子，我为你骄傲。”在球员的休息室里，才出现教练员对球员们大吼：“你们是最强的，我们一定会赢，你们做得太棒了！”这样肯定又自信的西方式话语。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几千来一直格守的群体性格是多么的内敛低调，多么的灰色！这是种可怕的惯性思维，当胜利时不敢追逐更大的胜利，当失败时迅速地转入苦守，从来不去想怎样反击。
这样的性格特点，在宋朝以前我们是没有的，五胡乱中原、五代十一国时是汉人的命运最悲惨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放弃过反抗，放弃过追求。可是赵光义上台之后，这问题就突然出现了。我个人对此有些解释，可要放在宋史完成时作为总章归纳。
现在要留意的是，宋朝全体军政首脑对辽国根深蒂固的恐惧。
辽国派来了一个叫萧禧的使者，带来一封信。里边全面回顾了双方近８０年的真挚友谊、欢乐岁月，为了让欢乐继续下去，提议把两国的国境线重新规划。
老调重弹，还是趁着宋朝和西夏掐架的机会来勒索，而宋朝的反应也和３２年前一样，从一开始就全体紧张了，尤其是宋神宗本人，他迅速开动了自我折磨程序，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宋朝的西北边境线，一方面不断地向河湟地区增兵移民，消化这块庞大的新得地；一方面保持对西夏的压力，时刻准备出击，也时刻提防着西夏人的反弹。在这种局面下，突然间辽国铁骑杀了过来，一时间刀光血影，尸体遍地，宋朝军民像蚂蚁一样被踩死……这完全是可能的，这些年来东北方的防线早就腐烂了，一点都没经营。
那还等什么，只能谈判，迅速地谈判，本着友好协商的综旨，绝不互利的原则，去换取老朋友不发脾气。四条指令紧急下发出去。第一，由少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忱，秘书丞吕大忠为使者，陪着萧禧到边境上和辽国的谈判团见面；第二，由大臣韩缜带着国书去见辽国皇帝耶律洪基；第三，派人紧急赶往洛阳，向韩琦、富弼、文彦博等元老咨询国家安全问题。
第四，他命令王安石立即回京。
在他想来这是动用所有力量了，国家有难，新旧党必须、也一定会同心同德为国出力。想得很美，不久之后各方面都有了回音，他一个个看过去，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哭笑不得。
先是国境线上的消息，刘忱和吕大忠临走前，他特意亲手写了诏书，告戒说：“虏理屈则忿，卿姑如所欲与之。”
意思很明显，辽国那边都是野人，道理说不通就会动粗。爱卿不必吵架，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好了。
可是刘、吕两人把他的话扔到了九霄云外，两个都是死硬派，爱护国土人人有责，和辽国谈判团一见面，立即就掐是水深火热，你死我活。双方回顾历史，追溯源头，把大地图铺开，一寸一寸地讨价还价。一大堆的地名，比如黄嵬山、冷泉谷、天池庙、牧羊峰、梅回寨、瓶形寨、蔚朔应三州边境等等等等纠缠了几天几夜，终于都顶了回去。
辽国人情急无奈，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分水岭。
虚的乱的咱都不说了，把细节都删除，就以分水岭为界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刘、吕两人一听就火了，新的一轮较量开始，我们再来。结果又吵了Ｎ久，双方终于接近崩溃，都吵不动了。这时理智回归，想到了一个新问题。
——喂，哥们，问一下，分水岭……到底在哪儿？
双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一会儿后，各自收拾行李回家。吵还是很想吵下去的，只是资料严重不足，连地名都搞不清，吵个什么劲嘛。
边境协商就此结束，等刘忱和吕大忠回到京城后，发现路更远的韩缜早就回来了，比他们快得多。原因很简单，韩缜去了辽国都城，可被耶律洪基给凉那儿了，一直没见着人，想继续等下去？对不起，外交有政策，宋辽两国互派使者，最多只能在对方的国都里呆１０天。
逾期必须走人。
宋朝的君臣恼火之余变得更加紧张了，辽国人很明显是玩真的，传统礼仪都不守了，别的事一定也会干得出来。不过说实话，他们还真是多虑了，在这个时期别说是宋朝人，连辽国人甚至耶律洪基的老婆萧观音想找他都费劲。
辽史记载，耶律洪基有匹宝马名叫“飞电”，风驰电掣瞬间百里，载着他在广阔无垠的辽国大地上疯跑。那速度让他的侍卫都追不上，往往跟着跟着人就不见了，然后只能在各大深山幽谷里去找。萧观音为这事专门写了封正式书信，劝他注意安全。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她实在应该注意自己的安全。别以为有才、还美就没人打，扫丈夫的兴在哪个时代里都很危险。
焦急中宋神宗盼来了元老院的回音，韩琦、富弼、文彦博都有了各自的回复。由于内容比较雷同，加上韩琦马上就要死了，我们只看韩琦的意见。
韩琦一直很痛苦，王安石改革以来，只要有新法出台，他一定会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一连声地喊：“泣血！泣血！”
也就是说，他哭出血来了。这时终于盼来了皇帝的咨询，他在激动之余强撑病体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的意见全面地说了一遍。
在中国人想来，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都是由点及面遍布全身，所以头疼医头、脚疼治脚永远是错误。基于这个原理，韩琦认为外侮必须和内政联系起来。
那么辽国人为什么会来找事呢？是因为王安石。
王安石执政期间做了太多的错事，实在难以尽数，韩琦站在辽国人的立场上，总结出来７点，来证明辽国人来找事是很可以理解的。
１，高丽国来进贡了。
高丽在哪儿？现在的朝鲜加韩国，从地理位置来看是在辽国的背后。这让辽国人太不安了，完全是后院起火，宋朝的手伸这么长，是不是有颠覆辽国的企图？
２，攻占河湟，夺西夏５２砦。
这是对辽国的友好邻邦动武，难免让辽国人心惊害怕吧。今天可以打吐蕃、党项，明天是不是就要轮到我们契丹人？
３，植榆柳于西山制约蕃骑。
这是辽国人最受不了的，辽国之强全在骑兵，宋朝栽了那么多的树，简直比长城还要讨厌。
４，实行保甲法。
这也很要不得，中国人开始成天地打打杀杀，弄得全民皆兵了。这么大的备战工作没完没了地干，当邻居的没有安全感嘛。
５，筑河北路城池；６，设都作院大量生产先进武器，比如神臂弓、新式战车；７，河北路新置３７将，武官们的权力突然见涨。
以上种种，招致天怒人怨。别说外国，连我们内部也达到了“农怒于畎亩，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其职。”的程度。要想让外国人安静，一定得先从根子上把自己的毛病改好。
韩琦建议，把王安石的一切政策都删除，回到改革之前，辽国人自然就老实了。嗯，如果还是不老实呢？韩琦的解释非常振奋人心，按他的预测，只要内部的问题完全解决，辽国人只要敢来，一定可以打得他们逃回沙漠里去，“一振威武，恢复旧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连以前的旧仇也都一起报了。
说得非常好，大家鼓掌！只是很奇怪，比如仁宗时，那时没改革，您韩相公也正当青春年少，那时怎么没能做到这一步的呢？别说辽国，连新兴的小土匪李元昊都没搞定。
说完了这些话没多久，韩琦就死了。他的死是当时的君子集团无法估量的损失，于是乎死的过程和结局都变得规格高档。
死的前一天晚上，有一颗巨大的星星从天而落，刚好砸在韩家附近；死后百官集体歌颂，韩琦的一生是忠厚朴实的一生，死后家里连余财都没有。
……没钱，昼锦堂是怎么盖的？数千里的良田都是谁攒下来的？把这样的财主忽略掉，让以后的岳飞上哪儿去打工呢？
韩琦死了，宋神宗很伤心，派士兵给他造坟，亲自写了碑文，题名是“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这个名目很有玄机，两朝指的是哪两朝呢？英宗朝是定了，另一个是仁宗朝还是神宗朝？
只能是英、神两朝。韩琦是英、神两宗的恩人，是仁宗朝的罪人。扶植赵曙、支持濮议，只要他稍有人性都没脸在地下再见仁宗。
其它的还要再说他什么呢，总结他的一生，身为北宋史上知名度排进前十甚至前五的名臣，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在文臣中军功最高，在武将里文彩最好，文臣武将都算上，他最成功。这是非常奇妙的，他的一生里打压长辈如吕夷简，阻挠同僚如范仲淹、富弼，欺负小辈王安石、苏轼，甚至连仁�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