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器重他，可是交流了几次之后，发现时隔几年，心灵变迁，郑侠己经不是当年的弟子了，而是一位坚定的反改革派。
两人不再往来。其过程未出恶言，未见恶行。
这时中原大旱，各地的灾民涌向都城，郑侠站在城门上，一眼望去，只见瘦骨嶙峋衣不蔽体流离失所的灾民无边无沿，他心里顿时极其痛苦。
这都是王安石的新法害的啊！灾民就是证明，人民在受苦；大旱更是证明，连老天都愤怒了！于是他写出一份奏章，里边历数王安石新法弊端，声称罢免新法，苍天必雨。如果１０天之后还不下，可以把他砍了。又把千万灾民苦难状画成了一幅图画，名为《流民图》。都写好后，开始发愁。怎么才能让皇帝看着呢？这是个问题！
他职务太低了，尤其是走正常途径必须得先由中书省王安石过目，这不行。他想了个办法，先到开封城外，声称这是密奏，以加急驿马，送进银台司。
神宗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年青的小皇帝被《流民图》所震撼，史书称彻夜不眠，第二天早晨谁也没和谁商量，就下令全国罢免所有新法。
这是事情的基本始末。现在简单分析下，第一，神宗为什么被震撼了呢？貌似我在说废话，灾民可怜呗。但是有一点，有资料显示，此皇帝终生没出过京城。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见过灾民啥模样。唉，人生的第一次都是不假思索，感情用事啊；
第二，郑侠为什么这么激动？又是废话，灾民可怜嘛。但是，我们抛开新法是否得罪天地混帐可恶，只提一个问题。请问，新法时遇到天旱，和从前旧法时遇到天旱，两种情况下的灾民有区别吗？
新法是瘦骨嶙峋衣不蔽体流离失所，旧法时大家满面红光穿绸挂缎开着房车出来旅游？！见他郑侠的活鬼，难道你活这么大只见过一次大旱，只见过这一群灾民不成？
以前怎么就不见你画什么《流民图》？！
郑侠走的是非正常途径，宋神宗怕是当时的真理——上天意志。这是熙宁变法第一次失败的官方原因。可是，里边还发生过一些非常微妙的“小事”，它们的决定性更大。
首先是一次家庭谈话。
史书记载某一天阳光明媚，天气良好，宋神宗到后宫去看望老妈和奶奶。几句家常话后，从前的曹太后，现在的太皇太后说了句话：“我从前只要听到民间的疾苦事，都会告诉仁宗皇帝的，仁宗都会批准我，让民间好过些。现在也应该这样。”
神宗非常警觉，回答了四个字：“今无他事。”奶奶要干政，立即就堵死。
但是奶奶继续说，“我听说现在民间青苗法、助役钱都不合理，你应该罢免它们。”
神宗回答：“这是利民，不会苦的。”
老奶奶直接提出最重要要求，“王安石的确有才，但得罪的人太多了。你要真爱惜他，就让他暂时出京补外职吧。实在想用，过一年再招回来。”
神宗再次驳回，“不行，现在的大臣里只有王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
每句话都被驳回，太皇太后的老毛病发作，她泄气了，像当年被韩琦等人欺压一样，不再说话。这时神宗的弟弟岐王站在旁边，插了句嘴：“太皇太后说的都是至理名言，真理啊。皇上，您得多想想。”
这时神宗满腔怒火再也控制不住，对弟弟吼了一句：“是我败坏天下吗？那就换你来当皇上！（汝自当之！）”
岐王哭了，他非常伤心，说：“至于这样吗？”（何至是也）。
大家看完上边的记载有什么感想，觉得神宗小题大做吗？我们来真正映射神宗的真实感受。无论是他的奶奶，还是他的弟弟，都在做着封建时代里最危险、最恶毒的一件事。
——干涉皇权。
居家是父子，临政是君臣，这才是皇权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说话，曹老太太，和岐小弟，都是在找死，犯了祖宗家法。
自赵匡胤开始，到赵光义成熟，宋朝的制度就是皇族不许插手政务，连当上了驸马的人，也终生只有闲职。就算是宋朝的皇帝超宽容，不会因此而治他们的罪，他们自己也要明白犯的错有多大。
可好玩的是，老奶奶无动于衷，心安理得。而小弟弟居然还哭了，貌似他哥对他太残暴，让他伤心了？！真是活见鬼。
不是血亲的奶奶，和一个不懂事的破小弟，这两人意见神宗可以忽视，可以怒吼，可轮到生身母亲出场了，情况就会不一样。
未来无比神勇彪悍的高太后第一次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态度居然很煽情。她哭着对儿子说，你就让王安石走吧，他把天下都搅乱了，快没法过日子了！
宋神宗默然，上天发火，后院也起火，让他怎么做嘛。就在这时，《流民图》、司马光的奏折相继出去，让他彻底失去自制，把苦心经营了５年新法全部罢除。
以上是关于皇宫内部事件的经过，现在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另一件事。神宗的奶奶、妈妈、弟弟是出于什么原因说的这些话。传统的史书给出的答案是，王安石的确非法乱政，搅乱天下，三位顶尖皇族出于天下公义，才冒险这样做的。
这让人联想到反对派们的一句口头禅，他们每说一句话，都会加个注解——“天下皆以为然”。动辄一副官场代言人，举国代言人的架势。
好，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有个非常准确的数字。王安石当政６年，改革５年间，反对派们被贬出京城的官员总数是３０人左右，其中包括１３位台谏言官。这个数字和宋朝超级庞大的官员总数相比，宛如九牛一毛吧。就算他们都是京城大佬，每人都有大批人脉关系，就能达到“天下汹汹”的程度？
真要像他们所说的，全体官场都反对王安石，那么５年间这么多的政绩都是由谁干出来的？
很明显，出于公义根本不靠谱。这些躲在皇宫里表面上任事不管的富贵散人们，其实就在半年前被王安石砍掉了命根子，断了财路。
总体来说，王安石得罪了士大夫阶层，而士大夫阶层只是个统称，里边还有各种详细的划分。比如地主阶层、官僚阶层等等。新法多种多样，把它们得罪了个遍。
如青苗法损害了地主阶层的利益；免役法损害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市易法损害了大商人的利益；伤害了神宗奶奶、妈妈、弟弟利益的新法，叫“免行钱”。
话说东京是全地球最繁华的地方，想在这个地方过着最享受的生活，得用什么办法呢？就比如皇帝、皇族、大臣，这些人上之人，看中了某些好东西，要怎样得到呢？
拿钱买？开玩笑，那还是权力阶层吗？宋朝的办法非常巧妙，是收税之外的再摊派。也就是说，在开封城里做生意，除了要交正常的税之外，官府需要的物、料、人、工，都向各个相关的商行无条件、无支付地索取。具体的做法有盘剥、索贿、贪污、参与垄断经营。
这就是他们能保持在繁华之都的顶层享受最佳生活的奥妙所在，他们不是参与劳动，而是直接当上了最大的没本钱的老板。可“免行钱”把他们的梦幻生活突然间砸碎。
免行钱，就是政府在正常收税之后，按一定标准再收一笔钱，这笔钱之后，商行不必再向任何方面交任何钱。
相当于一刀砍断所有皇亲国戚京城大臣的发财之路，从此之后，他们全体贵族、上流人物都只能凭有数的工资过日子，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不是把人往死路里逼吗？
于是，才有了奶奶、妈妈不顾皇权流泪劝告，弟弟更是敢于挑战哥哥的至高无上地位，对国家的法令说三道四。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这次皇宫内院里罢免王安石事件的真正内蕴，对于王安石本人来说，这事情太隐匿了，除非他像以前的吕夷简、文彦博那样和太监交情深厚，才能得到些警告，不然，只能蒙在鼓里。
可是，熙宁六年五月时实行的免行钱，熙宁七年四月间他罢的相，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是受过非常刺激的事件来警告的，仍然没有醒悟，仍然没有提防，就只能说明他太不善于“整人”了。
对政治的危险性严重估计不足。
那件非常刺激的事，发生在熙宁七年元月的花灯节上。历史上非常有名，是著名的王安石劣迹之一。其过程充分表明了王安石有多么的骄狂跋扈。
当时神宗下令登城观灯，百官一齐出席。作为宰相，王安石显得很特殊，他骑着高头大马，带了很多的从人，到了皇宫的宣德门了还不下马，进了城门仍然不下马，再往里走，将要出城门进入皇宫内部了，终于被当值的侍卫喝止。
侍卫非常生气，在怒喝的同时，出于愤慨，抽伤了王安石的马。截止到这里，是不是应该说侍卫们的举动非常合法呢？毕竟皇权至高无上，哪有作臣子的骑着马进皇宫的道理？侍卫们就算粗鲁了些，也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嘛。
有功无罪。
而王安石的反应，就与之正相反了。不仅不悔过，反而变本加厉，化骄狂为撒野了。
王安石大怒，下马去找皇帝，要神宗把执班的侍卫都送交开封府治罪，不知什么原因，还牵连到了一个御药院的太监，也一起扭送。
神宗都答应了，可是开封府尹蔡确却不同意，其理由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侍卫忠于职守而已，真要处罚的话，以后还有谁敢为皇帝站岗呢？
尽管说得有理，可仍然有１０个侍卫被打了板子，与之相对应的王安石骑马擅入皇宫之罪却不了了之，皇帝根本不过问。
上面的就是流传得最广的上元夜宣德门王安石骑马入皇宫事件始末。公道地讲，真要是这样的话，王安石没有什么好说的，真就是骄狂成性，不知羞耻，做出这样的事，太丢人了。但是，非常不巧的是这件事的版本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内幕，哪一个说起来，都和这个版本截然不同。
第一个，是关于宣德门是不是必须下马的讨论。
事发之后，王安石在宣德门的通道里被打伤了座骑，连同他的从人们也被打伤。当时他并没有发作，而是想着或许真的犯错了，等见到了神宗，他先是回忆往事。在他执政之前，他跟着首相曾公亮入朝，从来都是进了门才下马。
他执政之后，这些年里也一直是进门才下马。为什么偏偏这一天，侍卫们突然间找事，不由分说，面对当朝首相，先是喝骂，接着鞭打，出手之重，从人和马匹都受了伤。
这是怎么搞的？
神宗听了也很疑惑，他也回忆了一下。当年他作皇子时，入朝的班序在宰相之后，也是进门之后才下马。可见城门内外之争根本不存在藐视皇权的罪名。
君臣二人都在努力想事，这班侍卫是怎么突然间抓狂的呢？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照例在旁边插了一句，老臣俺入宫上班几十年，从来都是在门外下马……只此一句，再没其它。
宋神宗和王安石一起郁闷，这明摆着是说，你们两个小毛孩子，知道什么惯例，记得哪些往事，就算你们一直都是门内下马，也只能说明你们一直都是错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谁是谁非必须得有个说法了。不然王安石不仅是白挨了一顿臭骂，创下了首相上朝挨鞭子的记录，还得被扣上无知蠢材，犯法都不自知的丑名。
下来之后，王安石先翻史料，浩如烟海的各部门记录中，他终于找到了宋仁宗嘉祐年间行首司的工作日记，里边记载所有大臣都在门里下马（并于门内下马）。有了书面依据，他又去找副宰相冯京。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与王安石同龄，迟两届考中进士。
考中时天下轰动，为北宋年间科场的传奇人物。在三级考试中，连得解元、会元、状元，号称“三元及第”。这份殊荣，远超一切名臣，是北宋年间首屈一指。这样的年青才俊，连富弼都动心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
说来真是非同小可，看他在这件事情里的表现。冯京仔细地回想，想了又想，再想再想，终于开口说话：“安石，非常遗憾，我忘了。”
三元及第的脑子居然把每天上朝的礼仪经过给忘了！最绝妙的是他又加了一句：“……我又隐约记得，曾经在门外下过马。”
多么成熟的政治修养，先定下原则——“我忘了。”就此推开所有可能的罪名，接着又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赞同文彦博。
王安石面对软中带硬的牛皮糖实在无可奈何，只好再去找线索。这次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切实，非常有用的第一手资料。有线人说，中书省驱使官温齐古曾经亲眼所见宣德门当天值班打人的侍卫们事后聊天。一个说，把宰相的马和从人打伤，这罪名可不小啊。
另一个叹了口气，我难道不知道吗，只是上面逼得紧，无可奈何！温齐古听到后，立即报告给了另一位副宰相王珪。
王珪，是王安石的同年进士，资历相当深厚，在翰林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