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第248部分

根据上面的理论，具体到吕惠卿的身上，是不是小人的头衔成了给吕惠卿量身定做的首饰呢？当天谈话的结果是神宗默然了，他在思考，这就达到了司马光的目的。

作为一个超级官场斗士，司马光非常清楚，只用这样的谈话是绝对没法让吕惠卿失宠倒台的，要的是在皇帝的心中埋下一粒种子，从这时起，一直隐隐约约地笼罩住吕惠卿，让他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和“小人”这个终极罪名暗和。

历史证明，他得逞了。直到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吕惠卿从来没有任何污点，可他的奸邪之名，却早早地就盖棺定论了。

几天之后，司马光对新政的攻击才真正展开。方式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权，在迩英阁给皇帝讲经上课时就近说事。

那天，他讲的是西汉开国时的事，曹参代萧何为相。这件事流传很广，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句成语“萧规曹随”。简单地说，就是西汉开国宰相萧何老了，退居二线，接任的是曹参。可是这人上任之后吃喝玩乐，任事不管，皇帝着急了，为了照顾他的面子，派他儿子去问，到底怎么回事。

曹参二话没说，操起鞭子，摁倒儿子，一顿狠抽。第二天上朝，给出了答案。

问皇帝，某与萧何比怎样？

皇帝答，你差点。

再问，您与开国之祖刘邦比怎样。

皇帝脸红，差远了。

答案出现，我比不上萧何，您比不了高祖，那还变什么法做什么事，一切照着老规矩来不就得了。

神宗立即就听出了话外之音，他问，汉朝一直守着萧何定下来的汉律不变，能行吗？

司马光的回答是北宋史上最雷人的一句话：“何止是汉朝，从夏、商、周三朝开始，它们的君主如果能格守禹、汤、周文、武王的法度，那么直到现在，还仍然是夏、商、周，绝不会改朝换代！不信吗？以汉朝为例，汉武帝改变了汉高祖的政策，结果盗贼充斥天下。汉元帝改变了汉宣帝的法令，汉代就此衰落。所以说，祖宗的法制绝对不能改变！”

这是雷吗？这是九天神雷。对他的话我不加个人分析，相信只要是受过正规教育的现代人，对司马大师的这番话自有判断。

好玩的是，历代史书里，包括近现代的宋史作品中，关于司马光的这番话的理解，都像是坐进时光机器，返回到当时和司马光私下聊过一样，替他来了段注解。说什么司马光身为中国最为传统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其人品、学问都足以为万世之楷模，尽管他说出“三代之法不可变”的猪一样蠢的话，可绝对不是猪。

他只是举个例子给年青毛燥的宋神宗听而已，要看他的本意，不要细嚼他的每个字嘛……对此我再次无话可说，人要为自己说出的每个字负责，为自己做的每件事负责，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居然到司马光的身上就不适用了。

奇哉怪也。

针对司马光的这番高论，变法派选择反击。由刚上任的崇政殿说书吕惠卿负责实施，他可以行使职权，也给皇帝上课。只是上课归上课，待遇不一样。司马光讲时可以不被打扰，吕惠卿上台时，台下面坐满了大臣，外加司马光本人。

这是讲课吗？这是公开辩论会，请看实况转播。

这一讲的内容基本规范在《周礼》，这好理解，什么都要返本溯源嘛，周朝有孔夫子都崇拜的圣人周公旦，看看人家当初是怎么规定“先王之法”的。

吕惠卿说，根据《周礼》，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是每年正月的布法象魏（在宫庭外的大门上公布法律）；有五年一变的，比如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有三十年一变的，是刑法的轻重缓急；还有百年不变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人伦秩序。

通过吕惠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起码是在用人类的语言来交流，就算周礼这种传说中的礼法真的存在，也得有个不断完善、各有适用的问题。

可是司马光就能把这些都抹平，要说一个人的才学、名望真的是非常管用的，达到了一定程度，就成了真理的化身。请看司马光的答辩。

——布法象魏，那是公布旧法（都是？肯定？）；周王巡游天下，到处视察，为的正是检查诸侯们谁变更了礼乐，改动旧法的，发现了一律处死；刑法，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这只是轻重不同，不是讲法律本身的变法。吕惠卿区解经义，实在可笑。

接着他开始发动群众。

——陛下，现在公卿、侍从都在这里，您可以问问他们，国家的秩序己经败坏到了什么程度。本朝规定三司省管理天下财赋，不称职可以罢免，但宰相不可以过问它的运作。现在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怎么回事，宰相要用道德来铺佐人主，怎么可以用“例”？如果用“例”，宰相岂不成了胥吏？听说最近又要成立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又是为了什么？

底下的众位大臣欢迎雷动，异口同声：顶司马光，顶司马光！

吕惠卿对此准备不足，百忙之中回了一句。“司马光讥笑朝廷，讥笑臣是条例司官员。”他说对了，司马光的讥笑全面展开。

——改革就像修房子，一定得有良工美材才能动工。可现在变法的这些人，两者都谈不到，臣担心朝廷会露雨（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截止到这里，抛开各自的道理到底是谁对，先看看交流的诚意。吕惠卿不管以后是什么名声，他开讲以来一直都在说道理。司马光呢？先是攻击国家职能部门的合法性，进而否定同僚们的工作能力。

请问一个政府职员，有什么权力说别的同志是废物？大家都是人，你凭什么高高在上，认定别人不是“良工美材”，注定了办不成事？这不是什么正义感超高，或者圣人指数过人，回到大家都是人类这个基本衡量点上，这是人身攻击！

说到人身攻击就有趣了，宋史里的记载是，下面轮到吕惠卿发言，未来的无耻奸邪变得恼羞成怒，他气急败坏用别的言语来抵毁司马光，其恶劣程度让皇帝都看不过去了，说“相互辩论是非而已，何必如此！”

想必吕惠卿真的说了特别不要脸的话了，但为什么史书里半点都没记录他到底说了什么呢？以后来的“君子”们对他打压鞭笞的程度，这都是最重要、最生动、最切实的证据啊！怎么能忽略呢？

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吕惠卿根本就什么都没说，或者说出来的话是保守派、司马光们没法面对，无法解释的难题，他们“为尊者讳，为贤者隐”，都给隐过去了！

吕惠卿的话找不到了，司马光的话却被记载了下来。富弼辞职之后，陈升之升了宰相，当时神宗曾经问司马光，爱卿，你对现任的宰相有什么看法啊？

司马光回答：“闽人狡险，楚人轻易。”闽，指福建，陈升之是福建人；楚，指荆湖一带，王安石是江西人。依司马光的话来说，就是陈升之狡诈凶险，王安石轻佻草率，南方人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太祖皇帝赵匡胤曾经说过南方人不许当宰相，他们当了就要坏事！

不知道这番话算不算是抵毁，呵呵，尤其还是在私下里聊天时说的。背后论人短长，好一个大宗师风范！更加好玩的还在后面，在这次皇宫内部辩论会结束之后，不管是司马光占了上风，还是吕惠卿被隐掉了话一语中的，反正新法该推行还在推行。

不仅是青苗法，连农田水利法也上台了。

农田水利法很简单，它允许任何人，不管是官还是平民，都可以去开荒、修堤、挖渠、蓄水等等对农业有利的事。民间办不到的，可以提请官方去做。官方除了配合之外，更主要的是要把本辖区内部的荒废土地调查清楚，让朝廷知道农业还有多大的潜力可挖。

这个法令，只要是脑筋正常的人都知道好坏吧。组织人力开荒种田扩大收入有什么不好吗？更何况没像西汉时王莽做的那一套，把大批的农民迁徙到陌生区域去开荒，弄得新田没开好，熟田都荒废。王安石只是在原地方，让原住民去开垦历史各种原因造成的荒地，这有什么错吗？

错大了，司马光怒火万丈忍无可忍，决定发起总攻。这次他绕过了吕惠卿等爪牙，直接和王安石说话。大宗师是很有身份的，他决定先礼后兵，先给王安石写封信。

信是这样开头的：“……窃见介甫（王安石字）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己，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这段话在历史里大大地有名，几乎被每一本写王安石的书所引用。司马光的意思是说，王安石３０多年来名满天下，品德能力都太高了，谁都相信，他除非不当宰相，当了宰相，幸福太平的和谐社会立即就能实现！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客气话，先礼后兵中的“礼”而已，可是参照下“闽人狡险，楚人轻易。”大家是啥感觉呢？

这要是吕惠卿说的，就啥事也没有，可您是司马光，才德兼备没有瑕疵万世师表型的大宗师啊。

这封信非常长，非常有名，收录在司马光的个人文集中，哪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名字叫《与王介甫第一书》，字数超过了四千字，里边有三个议论点，可以说非常明确非常重要。

可是换来的只是王安石的一份不超过百字的小回条。于是保守派们义愤填膺，大声疾呼，我们的首领被轻视了，王安石竟然这样傲慢。

可是无论换谁当王安石，估计都会只回这百十来个字。理由太简单了，四千多字的长信里林林总总把以前开会说的各次发言都总结了一通，汇合成一篇大记录，要我怎样回复？你当时说的我当时都回答了，难不成我也跟你一样来个全面回忆？

你不烦我还烦呢。

事实上司马光就是不烦，他再接再厉，不达目的不罢休，又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这回焦点集中，定在青苗法上。警告王安石，你要是再这么搞下去，不出几年，就会出现“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的可悲局面，国将不国了。

提到了青苗法，王安石不能再沉默了，说实话这是他的一种悲哀。人都说他辩才无碍，能把活的说成死的，再把死的说活了，随心所欲怎样都成。可是细看下，会发现他的口才不是顶级的。顶级的人，能通过谈话让反对派成为赞成派，把敌人变成朋友变成下属。

而王安石只能把对手说没词了，说得气死（比如唐介），这样造成的后果更恶劣，对手们只是一时没话，可事后越想越怒，变本加厉的找茬。何况，有些人是王安石永远都说不服的。

比如司马光。

现在王安石明知道没法勾通，还是回了一封三百多字的信。它在历史中也非常有名，就是那封《答司马谏议书》。这封信值得我们看一下，里边的话有很多可以让我们了解王安石，判断出这段时间内他所作所为是不是正确的。

针对司马光信里所说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招致天下怨谤”这五条，他逐一答辩。

——受命于皇帝，在中央确定法令，交给有关职能部门实行。这不是侵官。

——各条法令都有据可查，是先王先圣做过的，用来兴利除弊，不是生事。

——为天下理财，皇帝没有奢侈滥用，大臣没有中报私囊，不是征利。

——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这一条可以和“招致天下怨谤”结合在一起说。说来真是很好笑，王安石的外号谁都知道，叫“拗相公”。就是太倔太牛，谁的话也不听，甚至皇帝都得听他的。这是历代学者、百姓最看不上他的一点。

可是反向思维一下，他听了，是个能接受各方面意见的好同志，是个什么局面呢？前面的这些意见哪条是先承认新法是可行的，然后在里边挑出些小毛病，让王安石完善它，从而新法变得更加利民利国的？

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些所谓提意见的，都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派，意见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废除新法，回归到从前的局面里。在仁宗、英宗的时代里，我们士大夫大臣们过得非常好，你这个万恶的捣蛋鬼，凭什么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特权生活？！

由此可见，两派根本是不可调和的，是属于改革还是不改革这样的水火不相融的大问题。这样的事，你让王安石怎么不“拗”？不拗的话，改革还改个屁啊？

到这里，我们仍然要保持中立，我们要看清楚这段历史，就要让自己的感情始终不倒向任何一边。话说王安石的信发出之后，立即就收到了司马光的第三封。

这封信可以说是第一封的复制品，外加上对王安石人生走向的建议。司马光以老朋友的身份劝王安石，介甫，你还是就此退休吧，人生很美好，江南很美丽，那里才是你的归宿。

抛开这条建议本身出自于司马光的好心还是别的什么，还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