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个字，就把通篇内容都改变了。
这封信，是石介写给富弼的，涉及到了政治，但性质仍然是私人信件。不过私人信件例来都是万民传颂的，比如后来的《曾国藩家书》之类。名人怎样生活，怎样处理生活，都是凡夫俗子的楷模嘛。在这封信里，石介明显是《庆历圣德诗》没写过瘾，除了痛骂小人之外，还要再激励一下新政的首脑。他勉励富弼等人，要“行伊、周之事。”
这是个典故，涉及到了两位历史上的大人物。伊，指伊尹；周，乃周公旦。这两个人都是定国安邦的贤臣。其中伊尹，是辅佐商汤开创商王朝的人。可以说是我们中华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宰相＋军师的超级人物。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灭商之后死得太早，周公全力辅佐幼小的皇帝，一面饱受馋言，一面东征西讨，把商朝余孽和内部反叛平息。
可以说，周公才是实际上建立周王朝的人。
综上所述，石介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富弼和范仲淹像古代贤人那样为宋朝扭转乾坤，再造天地，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愿望很美好，但夏竦经过沉思后，决定给这封信改一个字。就是周公的周字，改为“霍”字。
“行伊、霍”之事。
一字之差，就变成了可以诛灭九族的大逆不道的言论。霍，指的是西汉时的权臣霍光。他的身份很复杂，一方面在西汉麒麟阁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一，是汉武帝托孤时的四大重臣之首，辅佐国家安定度过达２０年之久；另一方面，他在汉昭帝死后，把新立的皇帝刘贺废掉，独自把持朝政近半个月。
这样人物，是宋朝历代君主最大的噩梦，最惧怕的妖孽。
尤其可怕的是，夏竦的历史知识非常到位，他改的这个“霍”字大有学问。伊尹这个人，几乎就是霍光的翻版，一方面像周公那样有功，一方面同样在商汤死后，把不懂事的太子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之后才接回来重当皇帝。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改后的信里，石介是要富弼等人效法伊尹、霍光，把现在的宋仁宗赵祯废掉，换一个积极进取，锐意革新的人当皇帝！再加上这封信广为流传，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局面。
不止是大逆不道，而且是公然谋反。不管成不成功，都把现任皇帝蔑视到了极点。
这封信很快就传遍了天下，在这之前更迅速地传进了皇宫，交到了赵祯的手里。赵祯反应是一如既往的沉默。他把玩着这封信，像是看出了很多东西，又像是心不在焉，想着别的什么事。这种态度，把范仲淹、富弼两人推向了一个极端。
要么您下旨查问，哪怕大发雷霆，咱们好回答；要么您直接说不信，我们也好去追查。您这样沉默，要我们怎么办？
您分明就是在怀疑我们。
君子讲的是谦退之道，见利不争。官位本来就是粪土，既然让您这样怀疑，我们辞职好了，这样谣言不攻自破，我们的纯洁也就可以清者自清了。
范仲淹和富弼同时上书请求外放，不在京城当官。当时很巧，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机遇突然出现。在宋朝的河北方面，与辽国接壤的位置，侦察到辽国正大量集结军队，像是要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范仲淹提出，自己重回边疆，去防备契丹和党项。这样在庆历四年的六月二十二日，他被任命为陕西、河北宣抚使，仍然兼职参知政事。富弼保留枢密副使的头衔宣抚河北，同时离开了开封城。
范仲淹、富弼的离开，是宋朝历史进程上的一大契机，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解读。１，走后发生的事；２，要怎样走。
先说２，怎样走，会决定走后的局面。这是范仲淹的心事，除了他，几乎没人能知道。包括他的“同党”们。
辽国正在集结军队，范仲淹提意由他率领重兵去河北方向布防。他选择这样走，如果实现，那么他将恢复复到刚离开陕西时的身价。那时他手握重兵，是宋朝边防上的大救星，从心理上，就让所有人重视他，不敢反驳他。
也正是这一点，让他有底气敢于推出新政。
这时他重提重兵回到边疆，迎战比党项还要凶险的契丹人，相信可以把陷进狂热内讧的宋朝官场拍醒，即使他走后也没人敢动他正在推行中的新政。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既能继续发展，又能撇清谣言。
想得很好，可惜他的命太苦。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没等政敌们反对，他的盟友们就都跳了出来。军方代表枢密使杜衍打头，富弼迅速跟上，两人继续发扬了君子们下殿一家亲，上殿死冤家的良好作风，第一时间矫正他的错误。
你纯粹是臆想，辽国派兵只是路过河东，目的是去平叛，跟入侵风马牛不相及。你又是发兵马，又是拨钱粮，根本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范仲淹气得发愣，正想着怎样勾通，富弼突然间灵光闪动，想起了自己的新职位。他是去河北的，范公你是去陕西的，为何要抢俺的饭碗？他郑重地对皇帝说了一句话。辽国绝不会入侵，如果我说错了，愿负“罔上欺君之罪。”
简直是往不遗余力地拆范仲淹的台！
范仲淹大怒，这是他能为新政，为宋朝天下所做的最后努力了，无论如何都不能退让。他在金殿上和杜衍、富弼大吵了起来。
史书上记载，他举出了６大疑点，３种忧虑，共６７０个字，证明辽国这次很可能是和李元昊联合入侵，不仅会发生野战，连攻城的器械都准备好了。其中就有宋军以前独有的杀手锏——床子弩。这种危急程度，难道还能视而不见吗？
必须得我去应付！
对面的富弼寸步不让，他回敬了３４７个字，重申自己的观点。现在天下太平，无论是河东、河北、陕西，哪个地段都不可能暴发战争，范仲淹你真是胡言乱语，不知所谓。
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却不了了之，只好灰溜溜地下殿走人。因为皇帝一言没发，就当什么也没看见。范仲淹摇头叹息，边走边咬牙，他是真的不甘心！于是边走边聊，他要和富弼等人再勾通一次，说什么也得同志们再上金殿，口径一致，发兵河东。
这次他得到了最干脆的一次打击，一直沉默的韩琦终于说话了——如果一定要去河东，我去好了。不须朝廷一人一骑。
范仲淹彻底崩溃，这就是他的同志加战友，有这样亲密的冤家吗？！怒火郁积，他都快爆炸了，实在没忍住，他转身又回了金殿，单独和皇帝交涉，并且把韩琦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这不是国家大臣应该有的工作态度，韩琦小儿，实在过份！
换来的却是皇帝持续的沉默……赵祯当天没有任何语言或者举止的记载流传下来，当范仲淹走出开封，去陕西方面上任时，没能带出一兵一卒。
他走了，不管有过怎样的内幕和经过，这都成了既定事实。前面第１部分的事情依次产生了。范仲淹走后，新政君子们被一个个地踢出了开封京城。第一个是欧阳修，他从知谏院下岗，去当河北路都转运使；第二个人是宰相晏殊。
说来搞笑，这位文学大前辈，成了宋朝版的李商隐。李诗人夹在唐朝的牛、李两党中，身为牛党份子，却娶了李党前辈的女儿，弄得终身潦倒，里外不是人。晏殊也是这样，他是范仲淹、欧阳修的大恩人，富弼的老丈人，却对新政半点都不感兴趣。
于是欧阳修被贬，他很高兴。知谏院方面的孙甫、蔡襄联名挽留，也被他拒绝。这下子谏官们火冒三丈，把他的老底都揭了出来，当年他给仁宗生母写的墓志铭上没注明母子关系，最近还调禁军修私宅。就这两点，晏殊丢官罢职，去颖州当知州，官还没有欧阳修的大。
第三个人是枢密使杜衍，接着是知谏院里的精英，孙甫和蔡襄，第四位大人物在第二年，庆历五年的三月份时产生，韩琦终于也丢官了。或许直到这时，他才会清醒，没有范仲淹，他韩琦算是什么。
最好笑的是尹洙。这位特别喜欢和范仲淹死掐的人，面对事实，悲从中来，是后悔还是痛苦，说不清，他给皇帝写了封信，哀叹说“昔日见用，今之见疏，”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啊。
可让皇帝说了这种话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你尹洙的努力啊？尹洙很伤心，过了两年，到公元１０４７年时他病死了。比他死得更早的是狂热的诗人石介，他给夏竦写了好几百个字，夏竦只回敬了一个，他就受不了，几个月之后就挂了。
伟大的文学天才都是这么的脆弱……
如此这般，事儿还没完。大人物们都搞倒，下面的群众也不能放过。悄悄地说，号称中国五千年历史里最文明、最开明的宋仁宗时代，曾经发生过一起微型的文字狱。
和号称宋朝人才储备银行的馆阁重地有关。
前面说过，馆，指的是宋朝的皇家图书馆。如崇文馆、集贤院；阁，指龙图阁、天章阁等皇宫大内御书房。这些地方都有学士、直学士、侍从等官员，一般来说，有了这种职称，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两府、两制，就算不能终生富贵，也肯定名满天下。
这时的馆、阁人才非常的年青，名字和头衔都很多，我们不必一一列举，说的是这个事的经过。盛夏过去，秋季来临，话说宋朝的官员是中国所有朝代里最幸福的，每年有法定节假日７７天，注意，这是常设的。还有新增的６５天，同时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私人小聚会。
这次的事，就是京师百司库务每年春秋两季都举行的赛神会。这一天里宋朝每个衙门的官员都可以喝酒聊天，随意享受，直到通宵达旦。事儿出在了进奏院上。进奏院，顾名思议，是地方呈报中央，中央发给地方的文件联络处。这时的负责人叫苏舜钦。
苏舜钦很年青，大约３６岁左右，他是北宋史上举足轻重的大诗人。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后来的苏东坡，他的名字会成为宋朝诗人的代表符号。当天他按照惯例，把拆封废纸卖掉之后，再自己掏１０两白银，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
物以类聚，他请的都是既年青，又有才，还狂放的人。就是馆阁重地里近期风头最劲的１０个。名字还是不列，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他们共有一个相同的官场符号——范仲淹所推荐的人。其特点，就是无所畏惧，是那种喜欢把脑袋往狼嘴里伸，再夸耀伤口的人。多刺激，多青春！
不过这也怪不了他们，他们都没走过正常的官职升迁过程，没被“磨勘”过。是新政里“推荐”制度的受益者。之所以被推荐，不就是因为他们年青，且无畏嘛。
当天晚上，破坏的欲望随着夜色的浓重逐渐升腾，１０个生于盛世，春风得意的年青书生渐渐地失去节制。他们把唱曲的优伶，侍卫的官吏都赶走，把大门都关上。
找来了两个军妓。
放浪形骸，无所不为。他们都喝醉了，最后的余兴节目是做诗。其中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成为人群里的太阳，那一晚上的偶像。他变得比李白还要疯狂，诗仙最嚣张时，也不过就是喝醉了还去见唐明皇，他可好，写出了这样两句诗。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皇帝是他的侍从，周公旦孔夫子是他的奴仆！还有没有天理王法？！简直数典忘祖，要知道历代之所以会独尊儒术，罢除百家，就是因为它对皇权的唯一性崇拜，让皇帝得到神仙一样的权力，可是小小的王益柔居然全都收了回去。
这就怪不得别人了，史书上关于这件事，总是会强调一下当时有个小人，叫李定。他想参加宴会，可是被苏舜钦拒绝，于是去御史台告密，真是卑鄙无耻。不过你们没犯事，他能告出什么？身为儒生，这样大逆不道，别人不惩罚，醒来都应该去自杀！
御史台长官王拱辰闻讯大喜，他连夜上报给皇帝。赵祯的愤怒可想而知，御用文人居然这样回报皇恩！还等什么，连夜抓人，直接扔进开封府，特案特办，从重从严！
第一次判刑，王益柔处斩，其他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罢免，永不录用。第二次时轻了点，王益柔永不录用，这批馆阁人员集体报废，贬到地方上当官，主持人苏舜钦罪加一等，事发在他的衙门里，罪名是“监守自盗”，被贬为庶民。
他的确是应该区别对待的，他是杜衍的女婿，被看成是新政君子里的核心。就这样，以范仲淹为首的，呵呵，名义上为首的新政君子们从上到下，从头到脚，都被“小人”们踢出了朝廷，其手法干净利落，合理合法，其结果一劳永逸，彻底胜利。
与此相对的是君子们集体萎靡不解的脸，我们的失败，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隐私，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几位万古流芳型的名臣、君子，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里公开讨论过，同时也没在各自的文字资料里留载过。
就算后来名动八表的《岳阳楼记》，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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