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情终于得到了点缓解,这一年的收成似乎还可以盼望。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本没法高兴。宋朝的钱、粮,这里专指皇帝可以动用的政府钱粮,在赵光义耗尽赵匡胤毕生所积,赵恒自利更生又自生自灭,经刘娥稍微恢复,又被李元昊、耶律宗真轮番消耗打劫之后,又所剩无几,能维持基本运转,都只能依靠皇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内库了!
河干海落,竭泽而渔,眼看着全国都在吃亏空,最后都吃到皇帝的老本了。这日子还能再过吗?赵祯想来想去,刀己经砍在了脖骾上,必须得想出改变的办法来。
在这样的局面下,历史迎来了一个经典时刻。
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的九月三日,宋仁宗把朝廷里的两府大臣,以及知杂御史以上的官员都召集进皇宫,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天章阁里。天章阁,这座以前用来安放皇家御制文集,以及追忆前列皇帝的宫殿,从此在历史上声名显赫,意义非凡。
那一天,登阁的人除了4人年龄稍大之外,都非常的年青。4位老人,是晏殊、范仲淹,各52岁;章得象、杜衍,各65岁。他们是两府的首脑。其余的三司史王尧臣40岁,富弼39岁,欧阳修、王素36岁,韩琦35岁,王拱辰、蔡襄31岁。都是年富力强,心雄天下的时候。尤其是韩琦和富弼,他们都与异族在不同的战场上肉搏厮杀过,堪称年青才俊,国之精英。
他们登阁之后,首先由皇帝率领,参拜了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御像,然后来到书桌前,只见上面己经准备好了笔墨纸砚,大家对国家的现状都己经有所了解,现在就把你们看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写出来。
以振兴国家!
首先振奋的是人心,这批人是当时汉族当之无愧的真正精华。每个人都是凭真才实学考上来的人才,并且没有依靠任何门路恩泽升上的高位。他们早就看出了国家的问题在哪里,现在终于有机会改变现状了。
那一天,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等人心情澎湃,或在当天,或在回家深思之后,都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历史中,根据各自的名声,以及后来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把范仲淹的意见列在首位。即他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把问题的所在,及改革的办法,具体细化在10个方面。
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
这10个方面,一共30个字,看着很枯燥,但稍微想一下,就会不寒而栗。只要这样想——一个国家,难道可以赏罚不明、胡乱恩典,拿官职当赏钱,科考乱七八糟,随便谁都可以当上司,不种田、不织布、乱派徭役,外加没有信用,毫无纪律吗?!
这还是一个国家吗?
可这时的宋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逐条细分一下,来真正明白范仲淹讲的都是些什么事。第1,“明黜陟”。这条讲的是改变宋朝当时做官最重要升迁制度,即“磨勘”。
磨勘是指宋朝的官员中,文官每3年一次,武官每5年一次,可以把政绩呈交给京师考课院去审查,如果没有重大的过失,并且没有同僚、上司的指责,那么就可以升官一级。
这个制度首创于真宗年间,是赵祯的父亲赵恒发起的。它有针对性,在早期是绝对有必要性的。比如在太祖、太宗时期,没有这个制度,那么官员们的升迁就得由皇帝、宰相、枢密们说了算。好处是帝国初期的皇帝和两府大臣们都是硬角色,什么都懂,并且都怀有创业的激情,没有那么多的猫腻想法。
选上来的官,都是真才实料。
但到了真宗时期,和平的时间长了,人,难免就坠落了。连皇帝都天天跟神仙聊天,宰相们也各有各的丑事,还怎么能清晰公平的分析出下面官吏的成色呢?于是就需要制度。可制度时间长了,就一样也显出了它的弊端。
即磨勘使人钝化。它考核的不是谁有多优秀,而是谁犯了什么错误。于是人人都在避免着犯错误,没错就能升官。这样谁还敢去做事呢?这样,宋朝的官场说白了就是佛经《金刚经》里的神妙境地——“使人坐荆棘丛中,动即被刺,不动即不刺,所以动不如静也。”
都这么静,国家的事谁去办?
所以范仲淹要改的,第一条就是这个。从官员的办事精神上去革新,从奖惩条例上调动积极性。具体的做法是:把太祖、太宗时期的保荐制度和真宗的磨勘结合起来。看一官员的优劣,不仅要看他是否出错,更要看他的成绩,这个成绩就由上级部门,宰相、枢密们来确定。
同时规定,做官要分出京、外两种的区别。京官里,经保荐的3年一次磨勘,自己申请的,要达到5年才准磨勘。这针对的是富家子弟,这些人有门路,就是压制他们。
还有就是完善出惩罚条例,以往的磨勘,只要不犯错就能升官,现在别想了。无能即是错,考课院以后会专门评定官员们的才能等级,是凡无能的……别怕,不是罢官,是另外安排。
第2,“抑侥幸”。
说侥幸,只这两个字,范仲淹就得罪人了。不仅是官员,还有皇帝。因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还是从伟大的慷慨的真宗皇帝赵恒说起。
从他开始,宋朝官员们每年都热切地盼望着年关附近的南郊大礼,还有皇帝的生日。那两天,宋朝从两府大臣到各路的提点刑狱以上官员,都可以向朝廷申请,请恩荫我的儿子侄子们吧————从此,这些官崽们就正式当官了。
并且恩荫制度还有丰厚的等级观念在里边。比如翰林学士以上的官员们,每做一年,就可以恩荫一人。请想象年少中举,30岁以前就进入两制的高材生们,只升不降的官场生涯,做个20多年有什么难处?那就是20多个不经科考就进官场的二世祖!
再凭着老关系往上爬,长此以往,宋朝的官场是个什么样呢?
所以要改。范仲淹提议,以后转运使和边防上的文官,到任满两年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以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时只许申请恩荫一人,并且必须是亲生儿子,连侄子都不行,从此下考场去;并且阁馆要职,从此不许两府、两制高官的子弟们轻易进入,不仅要考,更要经过保荐,才可以。
第3,“精贡举”。
这一条,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现状。范仲淹作为过来人,他发现在文、武两途,宋朝现在都人才断档了。人才,来自科考;科考,取决于考题。而考题,就决定了人才平时都学什么。
全国各路,无数的学子们,都还在背诵四书五经,学作诗词歌赋,这样的“人才”对治理国家,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无非都是以仁治国,与民休息,勤政爱民之类的老生常谈,说白了,就是在背孔夫子孟夫子当年的语录。对于抵御新生的胡汉杂交品种的契丹,还有奸诈狡猾的党项,半点实用价值都没有。更别提怎样为国家生产财富,让民有钱,国有钱,大家都过好日子这样的终极大问题了。
要改,要从底层教育模式上就改。但细节方面,就说得实在笼统了。只是说到要“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要先取策论再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这让人看着迷糊,这是方针,而不是细节,如果要说到细节,倒真是有一个,还非常的有魄力。
把弥封卷制度删除,以后的考卷都要露出考生的实名。理由嘛,是看不见名字,就失去了乡里举荐选才的本意了,以后谁还会为朝廷选才,怎样鼓励民生士气呢?
至于作弊,你们考官是干什么的,监察院、开封府是干什么,只要仔细察,狠处理,就一定能刹住歪风斜气!
为了节省篇幅,更为了清晰内涵,下面的7项新政,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罼恩信、重命令。”等6项为一类,余下的一项自成一体。
“修武备”。它放到最后才说。
那6项之所以能归纳到一类里,它们有个共同点,择人。就是选什么人来当官。这件事,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宋朝的梦魇,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晚期,满清时,都是无解的毒咒。它的官方说法,就叫做“吏治。”
怎样来治理官吏。
这一条基本无解,因为人这种动物天生的本能,就是追求生活的完美。而完美的生活,怎能抛开物质的享受呢?不必讳言,就算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都是每时每刻都要注意的地方。在宋朝,仁宗年间,它就具体工作表现在了这6项里。
“择长官”——要选出合格的官员。范仲淹的办法是以人治人,从上至下,由两府宰执来选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干部10,大州的知州10人;两制官,即翰林学士、知制诰来选一般州郡的知州10人,以此类推,层层推荐,环环相扣,直到最小的知县。
这样利害相关,应该所选得人了吧。
“均公田”——为了让官员清廉,给他们田产,但是问题也产生,田地好坏不一,你给谁好的?官员的田紧挨着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几亩、几顷、几十顷的,不是很正常吗?于是纠纷出现,官员跟百姓打,官员跟官员打,天圣年间刘娥愤怒了一下,公田就取消了。
范仲淹建议恢复,怎样消除不公呢,参考上一条,吏治好了,大家才会好。
“厚农桑、减徭役”两条顾名思义,是农民的事,可官府的责任更大,怎样让农民专心种田,国家要有奖励,更要少折腾,给农民干活的时间。
最后的两条“罼恩信、重命令”是件让人无语的事。人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一个国家呢?居然早上说一套,晚上做一套,根本就是朝令夕改,而且毫无处罚,这不是国家的法令世界,而是孩子们在玩过家家!
怎么办?一个字,罚!见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惧,才能认真干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综上所述,问题很严重,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范仲淹的方案说白了就是“责任制和处罚制。”用举荐制度把官员层层捆绑,再设立些以前没有的处罚制度,让官员们稍微懂点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甚至有没有比原来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从以后的实践中,才能看出。这时能肯定的,就是处罚的力度不是够不够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力度的问题。
连处罚的具体条款都没有,你让犯事的人怎么害怕啊?!
现在来说“修武备”。这一条,按说范仲淹是最有发言权,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问题,因为他刚刚从战场归来。宋朝的边防问题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辽国不去说,党项人己经变成了西夏人,开始和宋朝分庭抗礼了,这在太祖朝、太宗朝,甚至真宗朝都是难以想象,决不可能发生的灾难!
要怎样解决?
先要分析问题出在哪儿。范仲淹从实战出发,归纳出两点。一,禁军都挤在京城里,有事才派往边疆。这在应急的速度上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二,从京城养兵、派兵,那么在边疆上就始终没有足够的粮饷。不论是抵抗,还是杀进敌方腹地,就都得千里运粮。这一点,其实就是幽燕之战、雍熙北伐、五路征党项等外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改。
怎样改?
范仲淹建议在京师附近招募5万名民兵,派往边疆常驻。每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自给自足。这样一举数得,把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办法好不好?看着仍旧简单,似乎还是范仲淹的拍脑袋想法。但这一条自公布时起,就让宋朝朝野大哗,一片震惊。所有人一致认定,如果真的这么办了,宋朝就会国将不国,很快就会天下大乱。
因为他改变的是宋朝安全设施方面的最基本国策——“募兵制”。这个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在水旱年,农民们没生活时,政府出面,把灾民们都收编成军人。给他们粮吃,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同时也就没法造反了。当年赵匡胤得意地说,这样做,“在造反时,有乱兵而无乱民;在灾年时,有乱民而无乱兵。”他的天下,怎样折腾都出不了大事。
范仲淹的办法,却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让唐朝的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军人们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养,于是藩镇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明目张胆地动摇国家根本,范仲淹却安然无恙,找理由有一大堆,其实一条就足够了。宋朝不杀言事大臣。但对他仍然很特殊。
他的10条建议,只删除了“修武备”1条,其它的全部采纳。在1个月之后,就全国推广实行。这样的速度和力度,是宋朝近30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由此可以看出,仁宗皇帝对改变国家现状是多么的迫切,同时也让以范仲淹为首的新党君子们兴奋异样。
“为天地立名,为百姓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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