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第167部分

对啊，为什么？或许答案只有一个，即吕夷简真的只是个凭着伯父声威才当上宰相的废物，一个典型的衙内。

当天各位言官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这个，所以他们很满意。胜利了，宰相被搞定，只要明天上朝把少不更事的小皇帝也说服，那么就大功告成。于是他们气势汹汹而来，得意洋洋离去，满足啊，一个奇迹己经创造了——斗倒宰相；另一个奇迹就要产生——教训皇帝，还有比这更充实的人生吗？

多、么、的、神、奇、啊——！

但怎么就不想想，如果万一吕夷简不是个衙内废物呢？那么这样的软弱就一定有他的内幕。果然好戏上演，他们前脚才走，吕夷简马上就和皇帝单线勾通，传达了他的一句话：“陛下，台谏官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应予贬逐。”

哈哈，报应瞬间临头。这时就应该回放一下吕夷简刚才貌似很矬的嘴脸了，看看当时言官们是多么的能言善道并且博学多材，但有什么用呢？以为这是在课堂上，谁说得有理听谁的？开玩笑，那是竹统夫子李迪老先生的风格，想当年机关枪一样把周边所有的高官都突突了一阵，结果自动下野，后悔不及。可这是吕夷简，他从不跟任何人多废话。

要做就做到狠，让你们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

第二天，晨光熹微，言官们在孔道辅和范仲淹的率领之下向皇宫步步逼近，他们坚信，随着每一步的迈出，皇帝、宰相、大臣，以及所有心怀不轨的人，包括后宫里的那些美人，都会心惊肉跳，寝食难安。随着这次胜利，大宋一国的风气节操都会被清洗干净。

于是大家加倍的表情庄重，气氛神圣，万众瞩目也，扬名立万啊，还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嘛？答案是有，他们才走到待漏院，也就是官员上朝休息室，惊喜就扑面而来。某位太监阿哥捧着圣旨己经等了好久了——诏，权御史中丞孔道辅出知泰州，右司谏范仲淹出知睦州，即刻启程，不必入宫告谢。

瞬间冷冻，就这样被踢出京城，连见皇帝最后一面的权力都被剥夺，这就是此次斗争的“神圣”结局？！

贬官诏书立即生效，言官们被勒令集体转身，马上出宫，回家听候发落。其中孔道辅、范仲淹的遭遇是最经典的，皇宫、家、城门变成了三点一线，太监们、宫使们如影随行，没有半点的停留，把他们直接赶出京城，变成地方官。

其余的蒋堂、郭劝、杨偕、马绛等人或降职、或罚款，是凡参与者人人有份，无一幸免。于是效果就出来了，不再是什么杀一儆百，而是真正的全军覆没。并且更加惨痛的是，这件事变成了宋朝言官们椎心刺骨的噩梦，他们的权力瞬间缩水，丢掉了最重要、以及最基本的两种武器。

第一，诏书里明文规定，从此言官们再想说什么话，只能私下里偷偷写好奏章，再通过非正式渠道转达，才能请皇上过目（密具章疏）。这也就是说，他们连正常上书，让文武百官第一时间知道他们弹劾了什么，都做不到了；

第二，再不准拉帮结伙，一窝蜂地找皇帝、宰相搞集体辩论（毋得相率請對）。这就是说，他们从此丢了要求和皇帝面谈的特权。

那么综上所述，还能再找出什么言官的权力吗？不能说、也不能写，能做的似乎只有沉默。理解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就应该明白吕大宰相所渴望的理想办公环境是怎样的了——不仅要为所欲为，而且对反对的声音都零忍耐。

要荣耀且清静地生活！

多么的强悍的人生，但是副作用也跟着出现。

你能压倒言官，但真能压制声音吗？

前者只要有权力就可以做到，可后者就纯粹是做梦，就连残暴凶狠到秦始皇、汉武帝的程度，当时都有记载君王暴行的史书留存了下来，一个宋朝和平时期的浅资历宰相，再加上一个刚亲政的２４岁小皇帝，就想让天下人都闭嘴？

尤其是只用了贬官、罚俸这样的小招数。

当天的开封南城外，就出现了集会抗议的场面，那是为范仲淹第二次贬官送行的队伍。时间往前翻，上次是５年前的天圣六年，那时他因为要刘娥退位，被赶出了京城。那一次也是百官送行，大家举酒致敬——“范君此行，极为光耀。”这一次，他被当天遣送，时间太急迫了，可是仍然有官员紧急赶到了南城。

再次举酒——“范君此行，愈觉光耀！”

范仲淹有点苦笑，做了点份内的事，有那么大不了吗？他随口做了首诗回赠给这些不畏强权的朋友，同时也给这个事件定了性：“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话里话外，他仍然在强调废皇后是要不得的，并且他们言官这一次绝对没有错。

那么错的是谁？前因后果细细思量，他把目标精确地锁定到了一个人的身上——吕夷简。从头到尾，只有这个人是错的，除了吕夷简之外，没有坏人！

这个极端的论断在公元１０３３年时的范仲淹的心里，是半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偏激的。范仲淹的人生分几个阶段，在这时他的眼里世界只有黑白两色，不为忠者即为奸，非此即彼，绝无混淆。而且分析起来证据确凿。比如说皇后错了吗？

言官们早有答案，“郭后自居宫中，不闻有过……”至于耳光门事件，言官们选择性失明；

皇帝错了吗？

答案是错了，但是情有可原。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太年青，而且刚刚亲政，做什么都没有经验，正是需要大臣们晡佐的时候，而皇帝也及时地向大臣咨询了，可结果却这样糟，正说明了该大臣的该死性；

于是问题集中到了吕夷简的身上，根据范仲淹的思维，这人从根错到了梢，从头坏到了脚，无论是原则上、还是细节上，都堪称人渣，无可救药。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支持废皇后就等同于赶走亲妈，这是在人伦上的堕落，连最基本的人格都己丧失；第二，此人在与言官的较量中只重势力，不顾道义，明里一套很光明，让言官们奔走在政事堂、大殿等最正规场合，可转过身后，就开始暗箱操作，利用国家赋予他的权力达到他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结果就是伤害了宋朝的国家利益，把赵匡胤、赵普当年煞费苦心制定出来的制约百官的机构——台谏系统给毁掉了！这样做朝廷很快就会变成一言堂，昏君、权臣都会浮出水面，简单地说，就是没有制约的权力让个人腐烂，没有言官的朝廷会整体腐烂！

这一切都是吕夷简造成的……就从这一刻起，范仲淹把吕夷简当成了敌人，以铲除这块政治毒瘤为己任。

宋明道二年年末时的废皇后事件是个很大的舞台，曲终了，主角走了，可戏还没散，有很多人还在演，他们的本性在这件事里暴露，并以此为分界线，变得立场分明，敌友分明，变成一生的政敌，不断纠缠，让国家受累，百姓遭罪。

主要的手段还是上书。要强调一下，上书言事绝对是个重量级的官场武器，比小说里最吸引人眼球的阴谋了、陷阱了、争吵了、动手了什么都要有破坏力，而且是把双刃剑，伤人又伤己。

当你给皇帝写报告时，皇帝会认真看，反复看，直到领会你的意思，扳倒你的政敌。可只要是文件就会存档，小心几十年之后都会被翻出来，当作你抄家灭族、罪不可赦的理由。这样的事，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里屡见不鲜，太常见了。

回到这时，针对废皇后、贬言官事件，各级官员几乎都表了态，其中有和范仲淹齐名的宋绶，但他己经老了，变得非常含蕴，在轻微的反对之前先努力地歌颂了一下皇帝陛下的英明，实在是非常体贴，我们暂时把他忽略吧，去看一下另一个年青气盛，一生都没怕过任何人、任何事的鹰派人物吧。

名臣富弼登场，先从这一篇奏章开始。原文很长，但实在精彩，我把其中的一些经典语句摘选出来，让大家看一下，一位有胆子的宋朝臣子，能把话说到什么份上。

“……陛下为人子孙，不能守祖宗之训，而有废皇后之事，治家尚不以道，奈天下何！”

“……昔庄献（刘娥）临朝，陛下受制，事体太弱，而庄献不敢行武后故事者，皆赖一二忠臣（范仲淹等）救护之，今陛下始获暂安，遂忘旧日忠臣，罗织其罪而遣逐之……”

“……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须告父母，父母许，然后敢出之。陛下贵为天子，庄献、庄懿山陵始毕，坟土未干，便以色欲之心，废黜嫡后，而不告宗庙，是不敬父母也。”

“……今仲淹闻过遂諫，上副宣谕之意，而反及于祸，是陛下诱而陷之，不知自今后何以使臣！”

“色欲之心、诱而陷之，始获暂安，罗织其罪而遣逐之，”这是说仁宗寡廉鲜耻忘恩负义，既好色，又无信，真是个无耻之徒；

“不能守祖宗之训、奈天下何！坟土未干，不敬父母，”更是把赵祯钉在了道德伦常的耻辱柱上，试想那是封建社会，儒家纲常理论大如天的世界，堂堂皇帝居然是个不敬父母、不守祖规的忤逆之子！

难以想像还有什么名头是更刺激的，如果要精确计算的话，似乎伟大的亡国纪录保持者隋炀帝杨广也不过就是如此吧，好色、忤逆、陷害忠臣，所差的就是赵祯的手上还没粘上人血。而富弼所差的就是还比死人多口气。

他死定了！这样的奏章比刚被赶走的台谏官们的指责严重恶劣了多少倍？何况富弼这一年才２９岁，官只做到了将作监丞，那只是负责土木工程、祠祀省牲牌、镇石、炷香、焚版币等事的工部小官，竟然敢一下子把皇帝全盘否定，他是不是个疯子？

一切迹象都表明，刚刚平息下来的官场马上就会再次爆炸，空前的污辱必将招来空前的报复，尤其是皇帝、宰相都己经明确表态，从此执行零忍耐，再不对任何人手软。但奇怪的是，当年这份奏章居然失踪了。就在那个极为敏感的时间段里，没有任何官员在官方渠道看到过它。

它被直接封档存库，官方名词叫“不报”，即不予公开。富弼本人也在照常上班，没有半点被打击报复的迹象。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事后分析，这才是吕夷简的高明之处。雷霆霹雳之后，突然间和风细雨，大容量的宽容，让一直顶牛的敌对方放松，并且最大目标己经达到，郭皇后己经被废，那么为什么不让生活回到正轨上来呢？

毕竟新皇帝刚刚亲政，打理好后院之后，对前台工作也有些渴望。

梦幻空花，适得其反

明道二年很麻烦，但总体说来，也是赵祯的幸运年，这一年以年初时太皇太后刘娥嫔天起始，到年终时把皇后郭氏关进长宁宫为止，赵祯挣脱了在深宫中的所有枷锁，终于一身轻松，自主生活了。

他的新人生从改年号开始，此前无论是“天圣”，还是“明道”，都有日、月并行，人间二主的意思，这不行，要改，改为“景祐”。景，旭日当头，光华初现，天地必将豁然开朗！

新年新气象，景祐元年的正月，他就做了一件石破天惊、震撼百代的大事情，这要从他颁布的第一道诏书开始，原文如下，请猜测其中的秘密——“天下承平久矣，四夷和附，兵革不试。执政大臣其议更制，兵农可以利天下为后世法者，条陈以闻。”

这是向天下征集治国意见，在军队、农田方面，只要有利国利民的好办法，无论谁都可以写成奏章送上来，我会把它们定为法制，流传后世。

看着很平常是吧？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但颁布之后，全天下立即震动，很多人甚至痛哭失声。有救了，皇帝终于看清了危机，来救我们了！这些人，主要都是农民。之所以痛苦，这涉及到了我们民族的生存环境。

众所周知，我们是农业大国，尤其是古代，国家的税收几乎都从土地中得来，也就是说是农民养活了所有人，但到了宋朝的仁宗初年时期，他们己经活不下去了。具体的状况就是“稻苗未立而和籴，桑叶未吐而和买，”和籴、和买，这是官府向民间征收粮食、丝麻用具的专用名词，达到了上面所说的程度，就是提前预支，寅吃卯粮，农民要超前交好多年的税。

之所以这样，都是“兵”闹的，就是诏书里所说的“兵农可以利天下为后世法者”中的兵，宋朝己经有２０多年没在边关打仗了，可是每年农民都要像澶渊之战时那样向国家提供战备级物资！

２０年啊……那都是怎样支撑下来的。至于交上来的钱和物都到哪里去了，很简单，不断扩编的军队、不断壮大的官员队伍、给辽国和党项的“馈赠”，再加上给各级神仙佛祖修的庙还有和尚道士的生活费……没一样对国计民生有用！

所以才要改，并且如果改，就是要触动国家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要省钱，你想省谁的钱？军队、官员、辽国、党项还是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