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禄偷安”，会加进你的罢相制里，在历史上永远流传！
就这样，吕蒙正被罢免了。“窃禄偷安”，说的是他的工作作风，什么也不做，白领工资。但有什么办法，他的上司是赵普，这样的老师能不尊重？“援引亲暱”，一点都不冤，宋沆是他老婆的亲戚，更是他举荐的。傻子都能看出来，宋沆请立太子，是听他的指使。
好啊，宰相和开封尹、许王勾结都不够力度了，一定要宰相加太子才有份量！你们想干什么？想把我放在哪里？！
历史证明，这是赵光义的真实心声。天家父子无亲情，在稍后的几年里，他再一次这样公开地怒吼，无论是谁，都别想威胁到他的皇位！
但是当时，他并没有为难儿子。是一次妄想，那么就给他一次教训，经过打击式教育的孩子，才能真正懂得深浅。于是那一页就翻过去了，儿子还是好儿子，父亲更是好父亲。那么问题出现，当时那样明显地争权，结党联合地争权，赵光义都能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那么为什么在儿子死后，却还发了这么大的邪火呢？
只能有一个解释，有比请立太子，分割皇权更严重、更恶劣的事被发现了。所以做父亲的才恩断义绝，连已经死去的儿子也不太过，没法折磨他的肉体，也要贬毁他的名声。要不然，老子没法出这口恶气！
但至于是什么，已经深埋于历史长河，永远都没法查阅了……
发生了这么多事，赵光义变了。
说到变，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别看史书，那里面都是些“帝沉谋英断，虎步龙行”之类的肥皂话；也别去搜索自己的脑子，那里面通常都塞满了世代流传下来的，纯印象派的感觉。
感觉里说，宋太宗赵光义是个温文尔雅，笑容可掬的中年人，他性子柔和，当弟弟时哥哥高兴；当皇上时臣子们有福。纯粹一个好家长。
错了，其实就一句话——急性子的功利人。
此人是个非常暴烈的赌徒，他敢于制造一些翻牌就分生死的大赌局，并且他绝对敢下注。比如说，他得到皇位时，得有多大的把握和准备才敢去玩“烛光斧影”？但他就做了，一夜之间，就摇身一变，当上了天下至尊的皇帝。
可如果不成功呢？
再说北伐。无论是太平兴国四年的第一次，还是雍熙三年的第二次。他都征调了全天下的精兵，几乎是拿宋朝的所有，去赌辽国人的全部。并且两次发布命令时，都是瞬间完成，谁的话也不听，我想做，我就做！
赢就赢得天大地大，输……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宋朝在七八年之间，两次北伐，高梁河、莫州、岐沟关、陈家谷、君子馆五大财仗，已经损失了近３０万的精锐禁军，当年赵匡胤留下的家底完全赔光；此外再加上至少翻一倍的死于战乱的平民数字，庞大到让人晕倒的军备物资支出，被辽人抢走的边境官民物资……等等等等，足以让一个人变得理智，或者说，胆怯了。
现在守护宋朝国界的，除了一些后周柴荣时期的猛将，如张永德外，是一条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沿河北平原宋、辽交境边缘，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形成的超级泥潭。用这样一大片半人工搞定的沼泽地，来限制契丹骑兵的马蹄。
战争的主导方针，已经变成了消极防御、坚壁清野，并且不许出战（如代州张齐贤向潘美求援，潘美已经出动，可是还得奉命收兵）。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出兵，也只许倚城列阵，按阵图打架，完全达到了百分之百和皇帝的内心波动相结合的默契程度。
那么皇帝的心灵到底变成了什么呢？
皇帝长学问了。他每天都捧着几本流传了两千年，并且中国人存活到什么时间，就一定会不断讨论研究到什么时间的书，不停地看。
老子，《道德经》，以及同类的《庄子》等。
而且陛下变得特别的关心宗教事业的发展，一座座规模宏大、各具特色的道观、佛寺拔地而起，看看这一长串的名字和数量吧——道教，太一宫，１１００区，历时２年；上清宫，１２４１区，历时７年；灵仙观，６３０区，历时１年；洞真宫，２６５区，历时６年；
佛教，先来三次普度，共有１７万人获准出家。这超出了赵匡胤时期的１０倍，把柴荣当年灭佛兴邦的局面完全打破。修开宝寺灵感塔，历时８年，花费亿万贯钱；修启圣禅院，历时６年，建房９００间，屋顶全用琉璃瓦，所费近数千万贯；还有同等级别的普安禅院、泗州普昭王寺僧伽大师塔、宝相寺、显圣寺、天清寺等等……
这些神灵的住宿楼们一个一个地建起来，宋朝有良知、有见识的大臣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接连上表劝阻，其中以著名的直臣、知制诰田锡的话最有力度——陛下，“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那都是民脂民膏啊……
但是皇帝一不生气，二不停止。并且在修最宏伟壮丽的上清宫时，臣子们集体反对，皇帝都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当年做亲王时，太祖对我特别友爱，给我的赏赐数不胜数，现在我拿出来，修这座道观，为百姓祈福，不用官方的钱。
也就是说，赵光义深信神灵们、出家人们能为帝国和百姓带来安定和幸福，所以要不断地往这上面砸钱！真的吗？在历史上，只有数不清的皇帝为自己的长生不老去信佛求道，没见过有任何一个人间的帝王为他的子民去花这种没影的钱！
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自己的需要。一个身体上、心灵上都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一个灵魂里背负了太多秘密的人，没法向任何人忏悔，他只有另想办法宣泄……于是祈求神明的保佑，让国泰民安吧，别再出事了，我已经不打仗，不杀人了，能不能给我些安宁？
但是天心即民意，任何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就在赵光义的儿子刚死之后的两个月，真正的动乱，就从西南方突然卷地而起，席卷两川，全民皆仇，宋朝又创造了一个纪录——刚刚建国没超过５０年，就像暴戾短命的秦、隋王朝一样，暴发了农民起义……
据考证，中国的老百姓是历史上最好管理、最服驾驭、最没有怨言，只要有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造反的一群人。
宋朝时的四川人，就是其中的典型。
传说中，宋朝的子民们富足、安定甚至悠闲，可这与四川人无关。赵匡胤平蜀之后，把后蜀国库，以及民间的宝货、钱币、布帛、粮食等等物资，全都运进了开封城。这为宋朝统一全国，甚至向契丹进攻，都做出了特出的贡献，完全举足轻重。说得有些夸张？更夸张的是，赵匡胤这样抢劫后蜀人的东西，所用的时间是多少。
前后不间断，一共是１０多年！
１０多年的岁月里，后蜀人被残酷地剥削，“天府之国”，唐末动乱、五代动乱，几乎没受影响，太富足了，你不出血谁出血？这就像后来的清朝，江南最富，可江南的人民也最苦，没完没了的税收，把最后的一点血汗也榨干。
何况，在这时的四川，还有一项在中国历代都极力避免，可都躲不过去的亡国之祸在剧烈蔓延——兼并，土地的兼并。
中国是农业大国，土地，是最根本的生命保障。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必须得有一块土地，然后才能谈到生存。于是兼并就变成了最大的瘟疫，道理很简单，皇帝与国家是最大的地主，可他下面的各级地主们，用各种手段把小农民们的土地都划到了自己的名下，变成超大的“主户”。再用各种名目，比如说考上了进士不交税，或者把各种税务摊派到底下的“客户”（失去土地，还得生存，就得去种主户们的地）身上，这样一来，国家收的锐越来越少，老百姓们越来越穷，直到两方面到达了一个临界点，那好吧，人民会起义，而国家无力镇压，就此改朝换代。
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９９２年的冬天，快过年时，四川就到达了这个临界点。
说一下当时兼并的程度——眉州，主客户比例是各５０％；嘉州，比例是客户占８０％；阆州，是６５％；普州，比例是９０％；昌州，９０％……
这样的比例，得有多少人伦落到一贫如洗的地步，而且那些主户们，对客户“使之如奴隶”，并且“相承数世”。好好的平民，成了地主们家养的奴才，世世代代都是奴隶了！
而且这还不算官府方面。在宋朝君臣们的心里，这片土地是既有钱，而且还特别的危险。他们一直都记得，当初平后蜀时打孟昶是多简单，可平暴乱有多费劲。于是，从最开始就派来了最强有力的知府。
第一任，竟然是当时的参知政事，副宰相吕余庆。带参知政事衔任地方长官，这在宋初仅此一例，而且一任就是３年；
之后是赵匡胤的早期幕僚刘熙古，接任干了４年，回开封后立即就升任参知政事，以此表彰在那个鬼地方当官可真是太不容易，太委屈了。
接下来的几任也都差不多，不是开封府里久经考验的同志，就是皇帝的亲信。这些人齐心协力，把四川人的生活变成了地狱。
比如当时的一个四川平民，他的生活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先是祖先们给他留下来一块或大或小的地。可是有个头疼脑热的得看病，或者发个水着个火什么的来点天灾，又或者得罪了哪个官差，摊派的税务大了些，就得要现钱，于是只能借贷，或者直接卖地，结果就是成了客户。
从此一件小事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他和他的子孙们变都成了奴隶。主户家的地得去种，主户家随时会有命令得去办，官府的各种徭役租调也得由他去出工，而且要小心，除了宋朝的国税（二税制，夏税和秋税，以后细谈）之外，还全盘继承五代后蜀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如头子钱、牛皮钱、脂粉钱等等，这些主户们能逃就逃，逃不过的，就都推给客户们身上。这些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出现的杂税，足以让这个客户的债永远还不清，作为遗产利滚利地一直往下传……
这还只是指那些有地种的客户们的生活，四川山地很多，那些没地种，靠种茶、卖茶为生的川人，就要加倍的悲惨。因为宋朝的君臣们实在具有商业头脑，他们把酒、盐、茶等生活必备日用品的销售权完全收归国有。在四川，这个机构就叫做“博买务”。
就是这个博买务，把当时四川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东南），一个叫王小波的人的生活彻底毁了。青城是山地，王小波的家连一棵茶树都没有，是当地贫农中的贫农，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卖茶。可是天知道，得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他竞争得过国家。于是中国农民造反的唯一一个先决条件终于成熟。
连口饭吃都没有了！
王小波天生是个带头人，他把所有的苦难和希望都凝聚成了一句话，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当时人们最盼望的一件事——“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所有的茶农、茶贩都蜂拥而起，马上就要饿死的人没有恐惧，１５天之内他们就聚众数万人，当月就攻下了青城县城。转过年来，宋淳化四年的二月，起义军不断壮大，王小波率众攻破了眉州彭山县（今四川彭山），并杀死县令齐元振。而且天从人愿，这一年的四川发生了旱灾，走投无路的客户们从四面八方向王小波的身边汇聚，起义就像天谴一样在四川大地上曼延开来。
但是，能相信吗？直到这一年的年底，宋朝的皇帝赵光义都不知道出了这样的事。他和他的大臣们每天都很忙，尤其是那些传说中古之圣贤一样的臣子们，他们传奇一样的故事一个接一个，都在争相表现自己的智慧和胆略，来争一下在早朝站班时，谁能和皇帝挨得更近些。
从状元宰相吕蒙正说起。他被罢免之后，接任他的是之前被他接任的李昉。两人就是这么的有缘，不久之后，他们还会再颠倒一次。李昉在宋淳化二年，公元９９１年的九月，第二度任相。他的副手，是张齐贤。
这又是一老带一新的对子，就像赵普带着吕蒙正，于是强悍聪明的张齐贤也像吕蒙正一样的沉默了。善良的老人李昉一团和气，有他在，宋朝的上层建筑真的很平稳，可是时间一长，赵光义就很烦。因为他累，干手净脚的管家婆看着舒坦，可活儿谁去干？
皇帝自己折腾了两年，在淳化四年，公元９９３年的五月，他终于忍不住把两位逍遥自在的神仙宰相叫来吼了一顿——你们这些人，没当宰相之前，都说自己是管仲、乐毅（始未进用时，皆以管、乐自许），可当上了宰相，一个个较着劲地比赛谁更能玩沉默（乃竞为循默），我白天晚上操劳国事，累得要死，一点空隙都没有（日夕焦劳，略无宁暇），皇上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吗？（臣主之道，当如是耶？）
李昉和张齐贤跪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