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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其实……”易安说，“要准确把握自己，找到自己，了解自己，还真不容易。”
看得出，她对未来雕塑石达开形象的作品，还没有很大的信心。
我们家族上一个世纪发生的许多事情，现在已相当遥远了。他们之中那些特别值得书写称道的东西，早已被当地我所敬佩的思想政治文艺工作者和对他们同样敬佩的历史军史散文作家，梳理过很多遍。我所采访到的和我写在作品中叙述的那些故事，有许多就是从他们的书本上读来和摘下来的。有不少情节，至今还滴着我的先辈，当然也包括我父亲的血迹。有的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中学、大学课堂内外读本，收入了如流水般变换着主编的现代革命传统教育教材，教育和滋润着许多成天为革命、升迁和普通生计多重忙碌着的新老革命青年、壮年和老年。蓝一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主编之一。他编写的《红军路过乌溪小镇的前前后后》，作为当地革命传统教材，至今还放在我的案头。本书中的不少情节被选摘下来，拍成了惊心动魄的反映长征革命历史诗篇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而且，那些影视作品，大都得了国家部委最高大奖。得奖的那些编剧、导演和演员，有不少是我的同行和朋友，电视上，我看到了他们登上舞台领奖时，虽然略显不安和羞涩，但我还是感受到了他们发自内心的骄傲和快乐。而那些实际上比当年发生的事情更活灵活现的情节和画面，居然被他们全部忽略，我一想起来心灵都会颤抖。父亲去世后，尤其是他不愿意进入某某山革命公墓，而叫我把他的骨灰撒向他的出生地，以及他曾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以后，我已经没有了兴趣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故事，无论通过小说，还是绘画作品，再一般化地讲给别人听。但是，经历了后来许多和革命的父亲并无关系和不无关系的往事和今事之后，也许，我觉得我的生命，绘画的、艺术的、小说的生命，还在我人生和艺术中继续，不应该因父亲生命的完结而完结。我知道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做这些事情，我深深知道，并不是单单为了寻找我个人的心灵安慰。我，一个曾经得过不少奖，仅仅是得过不少奖的军事题材画家，所有奖项加起来，也远远比不上留在我父亲鼻腔里的那块子弹炸弹碎片，给我带来的心灵震撼。
最要命的是，至今为止，我都还没有弄明白，红军是怎样从老君山遥远山梁顶端那丛高耸的岩石背后，来到我们乌溪小镇这片土地上的。我去采访，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完全回忆起来。小镇上，万年台背后的青松林里，我看到当年石达开和红军留下的标语，大都被精心复制下来，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摆放在我们这一带很著名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而标语，虽然，照现在的一般研究者、欣赏者看来，时代感强、精神感人、情感浓烈，读起来有吞吃呛人火药之感，满嘴开花，气势汹汹。比如“赤化全川”，望着看着想着我都觉得气魄宏大，正义凛凛。比如“打倒龟儿子棒老二刘某（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穷人才能翻身”……照我看来，这样的标语居然署名“红某军政治部宣”，似乎就有点像开玩笑，感情色彩太浓，虽然说的是事实，仔细想想，实在不像红某军的军人应有的胸怀，实在也说明当时的红某军政治部的先辈们，心中的要求并不高，文化底子并不厚，想想他们行走的道路，每一步都充满艰难险阻，还有他们的目的，就是打倒龟儿子棒老二，多么直接可爱。至于民主建国实现某某某某最高理想，来到乌溪小镇，那些民主建国的宏伟蓝图，八字还没有一撇哩！虽然如此，我深深感到那些火辣辣的标语，实在不能说明多少我想要弄明白的问题。尤其是牵涉到和我们先辈父辈生命血肉相关的那些问题，即，红军和石达开的部队，路过乌溪小镇，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见过父亲、见过柳如风，还见过所有我想见和不想见的人。父亲是红军，我知道，但他是怎样的一个红军啊！柳如风，我也知道，一个风烛残年疯疯癫癫的老人，廖佐煌的管家，虽然他已经很老了，虽然他的两个都曾穿过军装的女儿，被土匪和军阀杀害，但他并不是红军，而且，所有的“军”都和他不沾边。廖佐煌是军阀，也是土匪，但是，廖佐煌，作为土匪和军阀的廖佐煌，也仅仅是我心目中的一个符号，而且后来，居然成了我心中英雄的符号，他，廖佐煌，又是一个怎样的土匪、怎样的英雄啊！采访时，不止一个人告诉我，或者老君山中的住户驼背老大，或者女儿峡深涧的猎户跛腿老幺，他们曾亲眼见过土匪。那是刚解放那年，新旧社会交替的沉重阴霾，布满乌溪小镇上空。春节，驼背一家正围着火塘吃年夜饭，突然听到远处山坳里一阵剧烈的狗叫声，河边溪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叮咚”脚步声，一群蒙面土匪，荷枪实弹闯进了他的家门，取下房梁上的老腊肉就往火塘里扔，围着火塘，舀起铜罐里的狗肉汤就喝，而跛腿一家则连忙逃到深山里去躲藏。他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带着他们在深山峡谷中到处躲藏。那个大年夜，他们一家，在山中一口废弃的黑暗坟洞里度过。
土匪（2）
“嘿嘿，他们太饿了，抢了老子家的年夜饭。”
五十多岁已经谢顶的瘸子，叼着旱烟，枯瘪的嘴里滴着一串口水，茫然地笑着说：“那天晚上，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那几个棒老二，原来是吃了败仗的国民党部队的逃兵，他们闯回乌溪，是给后来进入女儿峡中的土匪军团打前站的。”
听了这话，我简直觉得瘸子根本不像廖佐煌家的佃农。杨百劳过年给喜儿买红头绳，就只能买三尺。女儿峡驼背瘸子一家在兵荒马乱中过年，居然围着火塘煮铜罐狗腿，那水灵和她的情人老商们，还从陕西潼关渭河平原那么老远的地方，来解放女儿山中的这些泥腿子干什么？哦，原来，他们一年，就只有这么一次。可惜，只有这么可怜的一次，也被土匪破坏了，因此，留在驼背瘸子心中的记忆，才那样深。
当然，关于这一带闹土匪的传说，流传着许多种版本，驼背跛腿们的版本，只是其中之一。土匪的闹腾，说不清什么时候开始，也说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有人说他们为非作歹，有人说他们杀富济贫，也有人说他们的队伍，曾一次次参加了正规军，可能是国民党的部队，可能是军阀的部队，还可能是红军的队伍，他们做过许多好事，也做过许多坏事，以至于我们今天分不清楚，他们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又做了哪些坏事。人们总愿以好坏作为标准来区分，其实这种区分，除了讲历史、说故事以外，尤其是对我的绘画，完全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我很难根据他们所做的好事或坏事，来构思我的作品。但他们的行为，对我们家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一提到“土匪”两个字，就使我觉得是一种耻辱，但我们这个家族，至少我们家族的某一部分，毕竟也是从那个庞大的土匪家族中产生出来，或者和他们斗争中成长起来，而一代代生息繁衍，他们的生命状态表现在我的作品中，又显示出与传统土匪完全不同的风貌和色彩。我分不清哪些是土匪需要做和想做的事情，哪些是土匪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我想，世界上也许没有什么绝对敢做和不敢做的事，我们谁谁碰上，就那么做了，谁也不知道这么做，当时就包含着多大意义，还有多大意义，将会发生。我想，所有意义都是人为添加上去的。当我知道蓝一号和郎天裁镇长之间，那一笔笔肮脏交易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和过去的那些所谓土匪的所作所为，究竟有什么两样。当然，我觉得我在考察历史和现实之间，紧密关联的时候，可能有些思考得不是很明确。有时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偏差，但要想把人身上所有匪气完全消除掉，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也许，我们正在那些事情辐射出来的人生迷雾中沉睡不醒，但生活中总有一些感受和形象，一次次地在我们的头脑中，描绘出一幅幅活生生的图画，历经千百年历史风雨的洗礼，依然突兀亮艳，经年不衰。
一场场战斗，一代代歌声，在永恒不变的山川美景中演绎。可是，人的生命不能轮回。轮回的是个人的命运，甚至某一家族的命运，完全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再现复生。老商和他的家族，并没有在剿匪大战中彻底消失。柳水灵究竟死没有死，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来自陕西潼关的地下党员老商，也许，他的某个叔叔，或者哥哥，易仲天，在一次次战斗中死里逃生，延安学画，太行山从军。终于，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已经是我们地下党某某省委宣传部长。后当上了某一地方官员，不知是某军医学校校长，还是某个美术艺术学院院长。易安，就是那个院长的女儿。那个走资派院长，也许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和老商一起南下到我们这个小镇上来参加土改的文化干部，也许他可能是一个画家，或者作家。总之，易安的父亲易仲天，是革命队伍中的文化人。画家作家雕塑家，尽管拿着枪，尽管拿枪和拿笔，对他都是业余，我们这支革命队伍，对他们都曾非常尊重和欢迎。他们的青春、韶华和才华和革命事业紧密连接，磨难中成长，直到胜利。这样，女雕塑家易安身上，流淌着那位革命的文化人的血液。更有甚者，易安的父亲，可能就是打入敌人内部的那个军师王伯瀚的直接上级。因为，王伯瀚在乌溪小镇的家，东头绣楼，被柳如风和廖佐煌合伙霸占以后，逃到了上海学习过绘画，上海解放炮火正浓，他偷偷逃回省城，寻找他的情人柳水英，同时结识了红色雕塑家易仲天，参加了地下党。我们现在过着的生活，有许多恰恰是过去的人们曾经历一切的某种翻版。我们现在经受的命运，可能正是远去的亲人们所经受过的命运。我寻找我们这个家族中所经历的往事，那一代代男人女人，因为时代、因为历史，以及他们个人要想表现和创造自己独特的生活和命运，而遭受到的一切，又该怎样解释、怎样认识？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在我记忆中，我们这片山水，呜咽悲愤着许多男人的命运、女人的灵魂。他们日里夜里，飘来荡去，无处生根。友人告诉我，那就是历史，那就是战争。而今，过去和现在正发生着的历史与战争，我和易安都无法完全用绘画和雕塑来描绘和复现。我们常在历史面前肃然起敬，但创造历史的人们，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是在自觉创造历史，而是特定时空逼迫着他们不得不走向各自的命运。山涧活埋，沉入深潭，洋槐树上“点天灯”，燥热街道上裸体游行。佘三娘、女红军战士、柳水灵沐月光去了，瑁黧、佳苇、莎莎踏春风而来。春风秋雨，烈日朗云，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只有易安，还鬼使神差般地和我一起采风写生，创作我们想要完成的作品。易安的雕塑已有了眉目，我的绘画《国色Ⅱ号》系列，还不知什么时候能重新开始。我必须继续在这片山水中游历寻找。工作队长老商和水灵的故事，也许还没有完。说不定他们之间许多真实的故事，还没有展开。而我遇到的那个少数民族姑娘娜木措，到目前为止，我仅仅知道她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乡间歌手，曾是一个宾馆的服务员。后来，我去大渡河那片山水间采风写生的时候，和她有过一段难忘的交往。现在，这段交往还没有开始，当然也还没有结束。我想，作为一个画家，作为一个军事题材的画家，虽然做出过不少成就，但我不应该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吃老本。再说，和石达开的队伍、红军的队伍，走过我们这片美丽山水的沉重的心灵和轻盈的脚步比较起来，我那组《国色Ⅰ号》系列，即使如获奖作品《飞夺泸定桥》，我做的那点事情，算什么功劳啊！我知道，这支军队，沿着石达开的队伍走过的道路，过涞滩，驻扎乌溪小镇歇马场，千军万马，继续向西，朝前面的险山恶水进发。他们在石达开无法通过的地方，艰难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