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军队里的军医护士的历史和光荣，他也讲现在这所军校，在军队中培养护士军医的历史重任。他的讲话稿，原本是办公室主任为他代写。他并不认识几个字，他的讲话稿很厚，每个字有拇指那么大。他看了两眼，当然也戴着老花眼镜，可是，他的讲稿却端得调了头。当然，他也无法按照讲稿训话。那天，阅兵场台上，发现他讲话端倒了讲稿秘密的人并不多，除了办公室主任以外。不过，他这则笑话，却被传为一段佳话。学校盛传老校长老领导讲话有水平。那时经济困难，学校的创立和发展，也非常艰难，他找到军队的医疗后勤管理部门，他的老上级老领导，拨款修大楼修食堂修宿舍，修马路修电影院修实验室。一座新兴军医学校，在他无形的大手中崛起。可惜，好景不长。学校辉煌起来，他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下去，又进入一个长长的冬眠，直到“文革”开始，他靠边站，又住进了军队疗养院。也许，因为他极力宣扬军队大比武，军医大操练，受到排挤和批判。一九七一年，他便把我送回乌溪小镇。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因为，那年，他听传达，他老部队的老首长，成为某某死党，摔死在异域他乡。或者，他觉得命运不可捉摸、无须捉摸，随时等待他的也可能是生命的完结，或他对“某某死党”有深厚感情。父亲参加的那支部队，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都是某某死党部队的底子，或有某某死党的阴影。尽管他一直都在这支部队搞后勤，他的生命和血液，始终和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紧紧连在一起。说穿了吧，就是林罗的四野，第四野战军。他最敬佩的某总摔死了，他一脸肃穆，残破的风车，吱吱响了许久。他想，也许，他也快死了。他便把我匆匆送回乌溪小镇。那次，他并没有叫我带回他那个祖传的空剑盒。那时，我还不知道空剑盒是我们的传家宝。我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过什么家族的真传。我成为军旅画家，完全是一种偶然。要不是一九七一年，我回乌溪小镇躲避“文革”灾难，或者，那是父亲对我的保护。他认为某总死了，会清查到他头上。他被清查，如果按照血统论，我也一定要受到株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父亲把我送回乌溪小镇最真实最直接的原因。如果是，我觉得他太可怜了。一个人的命运，包括我和他的命运，和某总个人的存亡，究竟有多大关系呢。
“关系大哩……”
父亲很少说话，这次他却说了许多。他说某总打仗总爱吃炒豆子。我们后勤就经常往他烟雾缭绕的作战室送炒豆子。我也多次去送过。还偷偷抓了些豆子来吃哩。当然，战争时期艰苦，有些豆子并不新鲜，有些还没有炒得熟，某总不管这些，他抓了豆子便慢悠悠地吃，白天晚上望着墙上的大地图，边走边吃。吃了炒豆子，他老放大臭屁。可是，他的屁越大越臭，仗就越打越好。他从来就是放着大臭屁打漂亮仗的。
唉唉！这就是威震全球的军事家么？谈起他，父亲居然说得一点不费力，忘了往鼻孔里喷药水。
现在，某总已成了不齿于人类的坏人！那时，我还小。我没有告诉父亲，既然大家可以为了一个目标，同一个碗里抓炒豆子吃，就没有谁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曾经是多么可爱的普普通通的人啊！吃了肮脏的炒豆子，能放出那么臭的屁。
只不过，他们同时遇上了战争。而且，并非世上所有的战争，都靠吃着炒豆子，放着大臭屁，能够解决！
身披战争累累创伤的父亲，有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嗜好，就是一辈子都喜欢抽那种很粗糙的叶烟。坐在暗黄小楼门前的马扎上，只要抽两口呛人的烟叶，他会立刻精神焕发，呼吸畅通。不少首长、下属和服侍着他的母亲，都多次劝他戒掉抽烟的嗜好，但毫无作用。只要半天不闻那种烟叶的味道，他便心烦意乱。记得我四五岁时，一天下午，曾把父亲的烟叶裹来猛吸两口，便浑身冒汗、大咳不止、泪流满面，而父亲却喜气洋洋地抽着烟，面对我微笑。后来，他咝咝抽了一口，脸上露出一种庄严、一种飘渺，甚至还有点痛苦的神往。那时我还小，根本不了解呛人的烟叶，在父亲那代红军战士的生理和心理有什么意义。我家那栋两层小楼底层，在放着主席塑像的沉沉木柜里，常常放着一捆来自云南的大叶烟，父亲主要活动的那间屋子，总烟雾缭绕，气味呛人。甚至后来改抽雪茄和中华都不行。他的抽烟怪癖，在我们家小范围的军内外社交圈内，流传成为一则神奇的英雄笑话。后来，我绘画的时候，偶尔也抽烟，但抽的根本不是父亲那种烟叶。我无法通过那种烟叶，走进他们那一代坚强革命者的心灵。既然这样，那么他要抽就抽吧，反正那种烟叶也不贵。
后来我的《国色Ⅰ号》系列油画，飞夺泸定桥、攻打腊子口等等，都充满浓浓硝烟。描绘弹火硝烟中穿过的军人形象，讴歌他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现在，我觉得那种画面和意境太表面，缺少撼人心魄的军魂与画魂。表现红军长征的小说诗歌中，那些惊天动地的战争故事、情节和细节，常常深深打动我。影视作品中，红军将领和他们的最高领袖一起开会，总是一屋子烟雾缭绕。他们争论争吵间歇就是皱着眉头抽烟。他们从血流成河的战争呼吸中走来，伤痕累累。他们被围追堵截，每分每秒都有敌情的变化和死亡的命运恶狼一样尾随而至，而前面的路途往往更加凶险，未来的命运又不可知。煎熬着的心灵，需要麻醉。作出艰难的决断，需要刺激。所以，他们的烟，都抽得那么狠那么呛人。弥留之际，父亲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闻到过那种呛人的烟味了，他那接近九十的身躯，蜷缩一团，枯瘦如柴。陪伴他喷了一辈子鼻孔的药水瓶，还放在高干病房摆满鲜花的墙头柜上，灰黑的长脸庞，皱巴地嵌进松软雪白的棉被，像一丛毫无生气的岩石，气若游丝。我盯着他望了许久许久，突然，他从棉被中伸出枯瘦的像弯弯的枯柴棍一样的手指，往床头柜上划了划。医生护士都不明白他要做什么，只有母亲懂了他的意思，从床头柜里拿了一片和他脸色一样灰暗的大叶烟，摊开来捂着他幽幽的鼻孔，闻了很久。他平静地停了一会儿，枯柴棍手指又慢慢蠕动，似乎很痛苦。我把放在他鼻梁上的烟叶拿下来，裹了一支烟卷，用火点着，放在他那干瘪的嘴上，一缕淡淡的游丝，奇怪地滑进他的鼻孔，也飘进了他的心灵。他慢慢平静下来。我找来烟缸，把点燃的粗糙的烟卷，放在他的床头柜前，让那青烟慢悠悠地飘游进了他的鼻孔，渐渐地，他闭上眼睛，像沉睡了一样离去。
而我跪在他面前，很久很久。
那时，我的泪已经流不出来。也许他带着遗憾，也带着可怜的满足离去。我不知道该怎样向这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士致敬。我也不知道到这个世界上来付出多少热情与斗志、忠诚和勇敢、情感与爱情的父亲，还想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究竟他心灵深处还掩藏着什么秘密，当时，也许没有一个人知道。
不过，善于寻找事物本质联系的我们，似乎无比聪明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又犯了一个错误。父亲一辈子珍爱的烟叶，早已和他的生命密不可分。原来，他抽烟的师傅，居然是红军女护士小姑娘田翠花。来自江西鄱阳湖，或者红军路上某某山寨的农家少女，刚满十六岁的田翠花，参加红军前，是当地一大地主家的丫鬟、小妾、或者童养媳。为了反抗嫁给一个比她大几十岁的老男人，在表哥、一个长工的帮助下，勇敢而凄惶的翠花，趁月夜翻出大院高墙，往山寨外面的少数民族地区逃跑，在逃跑途中，饿得昏死过去，醒来后，已躺在一位二十多岁的歪脖子红军大姐怀里。歪脖子红军大姐往她嘴里灌了一碗热乎乎的荞麦面，她呛了几口便活了过来。于是大姐就往她头上扣了顶多余的军帽，那是大姐的护士班刚牺牲了的，或逃跑了的一个红军小战士留下的军帽，翠花懵懵地戴着军帽抹了把眼泪，便参加了红军。原来，为了免去她家那几亩薄地上的田租，父母双亡的翠花进了东家大院做丫鬟。那时她还不满十二岁。所谓丫鬟，就是给那家财主的父亲，一个头发胡子都已花白的老男人点水烟，有时点鸦片烟。点着点着，翠花的名义就由开始财主儿子的童养媳，变成了老男人的小妾。圆房那天晚上，她死活不肯，逃了出来。
那天下午，观音洞红军临时野战医院。新来的小伙子瘦狗和翠花一起，在开满油菜花的河边洗草药。骄阳。流水。青山。他们坐在河边休息。他们用一种粗糙的草药裹成精致的烟卷。这项工作翠花很熟练。
歪脖子红军大姐，曹桂清，红某军团观音洞临时野战医院军医护士团政委，那年，二十五岁。她的脖子，是当童养媳的时候，不肯和她的傻子男人圆房，傻男人的父亲，一个更傻的老男人，操起一根断床腿，迎头劈下去，她脖子一歪，从此就再也没有正过来。所以，她对与自己有相同童养媳遭遇的田翠花，格外照顾，格外关心。可是，连她自己也许都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她的关心，送掉了十六岁的田翠花，一条如花蕾般绽放的生命。
“好呛人，好呛人噢！”
他俩——父亲小瘦狗和小红军护士田翠花，“嘻嘻哈哈”卷了粗糙的大叶烟，你抽一口，我抽一口。瘦狗不会抽烟，空空咳嗽着，火星子烟末子直往怀里钻。翠花向瘦狗的脸上喷了一口浓浓的烟雾，双手不停地去掏他怀里火星烟末子，这一下可不得了。瘦狗突然把翠花细嫩的双手，紧握着贴在胸前。他们抬起头，眼睛望着眼睛，鬼使神差似的，也许是一种合力，他们的脑袋同时发出嗡的一声闷响，瘦狗的双手突然棉被似的盖在了翠花微微突起的胸脯上。天突然塌了。他们呆呆望着。翠花突然似哭似笑地甩开了瘦狗的双手，蝴蝶一样轻盈地从河岸上飘起来，飞进金黄色的菜花丛中。他们在菜花丛中藏来藏去，跑来跑去。那时，也许，他们都觉得这个世界有了烟叶，难道不是一种，还是一种，也是一种无上的生命快乐么？
可是，没有想到，那天下午，黄昏。他们踩着一路夕阳金色的余光，背着沉沉的背篓，飞也似地回到观音岩脚下的红军临时野战医院营房，晚了半个钟头，并且，因为迟到，还因为哨兵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洋火和叶烟，他们双双受了歪脖子红军大姐的处分。
我们实在很难说清一个人命运的轨迹。对于父亲那架英雄的老风车来说，那时的所谓命运，就是遗憾和荣耀，就是抽烟。和因抽烟带来的奇怪的处分。因为这次处分，改变了这对红军少男少女的命运。瘦狗因为初犯，因为新兵，没有受到过任何红军纪律的约束和教育，只被重新分配也是发配到了到前方的基层连队，去从事背草药抬担架救伤员的工作。而翠花却受到了歪脖子红军大姐的严厉批评。红军大姐皱着眉头，歪着脖子，严厉警告十六岁的红军女护士田翠花，决不容忍她把过去地主丫鬟养成的恶习带到革命队伍中来，如果恶习不改，你就继续回去当你的丫鬟小妾和童养媳。大姐的警告，吓得翠花连连发抖，她几乎是跪在地上哀求大姐，一定要把她留下来。我们在菜花地里没有做什么，的的确确没有做什么。这样，瘦狗跟随大部队上了前线，翠花继续留在红军临时野战医院，从洗中草药的工作，变成了洗带血的绷带。以至于后来，不知因为没来得及转移，或者是转移途中被土匪还乡团围困，歪脖子红军大姐和翠花都被活埋。我不知道红军医院最后一批伤员和军医护士是怎样离开观音洞的。我想，这样的经历父亲也不愿意回顾，他自己没写过任何一篇走上革命道路的回忆录。他对追着他口述革命经历的并准备记录的军医学校办公室主任说，我仅仅是一个兵，我们军队走过的道路，就是我走过的道路。我知道父亲打了点官腔，甚至撒了点小谎，并不是所有的红军战士都会遇上从地主院子逃跑出来的丫鬟小妾和童养媳。真实的瘦狗和田翠花的生命道路，除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总还有深入到了他们生命底层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只能属于他们自己。翠花已被活埋，瘦狗刘正坤也没有任何机会向任何人讲述，他和把他引入红军队伍的女护士田翠花之间，究竟发生过些什么？
菜花还没有完全凋谢，老君山上的桐子花竞相绽放。一夜凄风苦雨，半山腰出现了一座红军战士的孤坟。奇巧的是那座孤坟和当年石达开的小妾的无名墓遥遥相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传说的某首长，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父亲，为什么没有把石达开小妾的无名墓，和�